一、引言
二、翻译之可行与不可行
哲学家贺麟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翻译的哲学基础。人类的思维具有共性，翻译是用不同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同样的意义，因此是可行的。而洪堡学派则否认了翻译的可行性。在了解了两种观点的分歧之后，笔者认为翻译可行却又不可行，译者可以尽可能地降低翻译的不可行程度。
首先，翻译必定是可行的。许钧认为，翻译活动的基础就是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许钧：1989）。人类认知具有共性，不同语言只是同一意义的不同表达。例如，英语中的“tree”和汉语中的“树”都是表达同一事物，这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互换对原义没有任何影响，可见两者之间的互译是可行的。奈达认为，翻译就是翻译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只要能准确表达原作意思，翻译就是可行的。
其次，翻译在某些方面来说也是不可行的。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仅要译出原文的字面意义，还要再现原文的文化和思想，即实现海德格尔所谓的“思想的‘转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各不相同。第一，简单地从词的层面上讲，差异很明显。例如，汉语中的“龙”寓意着权势、高贵、尊荣乃至成功，而英语中的“dragon”却指“a large fierce animal 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 that can breathe out fire”（陈宏薇、李亚丹，2010：34）。这种词汇在翻译时就存在一定的不可译性。此外，某些词语是某种特殊民族文化的产物，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就不存在词义对等的词语，即词义空缺。例如，汉语中的“文房四宝”，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语，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翻译的不可行性。第二，针对翻译的标准，严复提出了“信”、“达”、“雅”。许钧也认为好的翻译应实现“意美”、“音美”和“形美”。但有些文体是很难达到这个标准的。例如，诗歌翻译就很难再现原文的美感。王以铸在《论诗之不可译》中认为，“诗歌的神韵、意境或说得通俗些，它的味道，即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有机地溶化在诗人写诗时使用的语言之中，这是无法通过另一种语言（或方言）来表达的”。因此，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译的（罗新璋，1984：874）。
最后，译者可以降低翻译的不可行程度。例如，在词义空缺时，译者可用增添解释的办法来降低不可译度。如上文提到的“文房四宝”，便可译成“the four treasures of the study（writing brush， ink stick， inkstand and paper）”。这样既可译出原词的意思，又可使目标语读者清楚了解原词的文化内涵。而至于诗歌的翻译，译者在无法完全再现原作的美感时，便可使译作达到“信”和“达”之后，尽量趋近于“雅”。
笔者认为翻译既可行又不可行，但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作用，降低不可行的程度。
三、直译与意译
直译和意译之争由来已久，从东汉延续到今天。早在第一篇谈翻译的文字―《法句经序》中，支谦就主张“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直译说。后来，傅雷提出“神似说”，钱钟书提出“化境说”，直译、意译之争一直存在。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直译优于意译，但有时单纯的意译也可能是行不通的。
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言，在语言本身的语法、句法等层面上存在差异，更有文化背景和译者的表达方式差异以及翻译文本的多样性等因素影响，翻译策略丰富多样。直译与意译不是绝对的对立，更无孰优孰劣之分，目的都是准确表达原作意思。笔者认为不同的文本是决定译者采取直译和意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直译的效果是不可否定的。在一些文本的翻译中不仅能再现原文的“意”，还能传达原文的“神”。直译常用于一些成语的翻译，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直译为“一石二鸟”。此译文英汉语字面意思完美对应，文化内涵也实现了对等。而如法律文本，若译者采用意译，就可能歪曲原文意思，造成严重的后果。
其次，直译有时效果极佳，但有时它也不能表达原文的意境。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与其说译者在翻译，不如说译者在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实现再创造。比如将中文诗词译成英文时，直译效果就欠佳。例如，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前两句：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有人译为：
Seek， seek； search， search；
Cold， cold； bare， bare；
Grief， grief； cruel， cruel grief.
而许渊冲先生译为：
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吕俊、侯向群，2001：47）
在两种译文中，读者不难看出，直译表达了原词的字面意思，但丢失原文神韵。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同时实现了“意合”和“神似”。
关于直译、意译之争，王佐良先生的观点是，一部好的译作总是既有直译又有意译的：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放手意译（罗新璋，1984：834）。笔者认为直译和意译并不完全矛盾，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二者的合理运用才会实现翻译的“信”、“达”、“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