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作为清末新政的重点内容，备受全国各地重视，河南也一直积极致力于新式教育的建设。然而由于地处中原，远离沿海地区，社会风气开化较晚，河南新式教育的发展远不及江浙地区教育的发展。虽因顺应时代潮流，取得了一些成果，推进了河南的近代化教育事业，但还是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总体来说，士绅是推动河南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主导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由于政府政策，士绅自身的知识、思想局限等，新式教育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教习知识局限
新式教育的新不仅应体现在学制、机构设施等硬件建设的完备上，更应该注重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打破旧的封建模式，实现质的新跨越。尽管当时河南的很多中小学堂都开设了理化、自然科学、格致等科目，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实行。大多数学堂还是依旧重视经学的传授和封建旧礼教的陶冶，学堂也大多是在旧式书院或是义学上改建而成，有名无实，只不过是换了牌子而已。新教育中还依然包含着浓厚的封建色彩。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以“忠孝”二字为宗旨。1906年河南学务公所在成立《章程》中明确提出：“以学部奏定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各条为宗旨，以普及教育，养成国民之道德、智识、技能为成绩。”①这是河南近代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充分体现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登封县在贯彻此教育宗旨中，更偏重“忠君”、“尊孔”二条，新办的学堂全部设在宫、观、祠、庙内，就连教育行政机关也设在孔庙附近的明伦堂、文昌阁；新学堂以及师范传习所的上下内外，言必称孔孟，辞必颂韩程，师生如父子，唯上为命从，封建气息甚为浓厚。又如禹州知州曹广权，向来热心兴学，1904年开办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却以“尊崇经术，先道后艺为旨”。②
清末，中国急需有知识，懂西学的教师来开启教育新风，然而科举制培养出来的秀才、举人、进士，对近代科学及文化却是非常缺乏了解的。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在《筹设初级师范学堂折》中指出“豫省中、小各学堂……所延教习，虽不乏品学兼优之人，究非由学堂出身，教授管理，未必一律合法。”③。很多教员知识落后，思想迂腐，顽固守旧。据《豫报》记载，卫辉中学“自去年（1905年）停科举、改学堂”，两位教习是“犹坐拥皋比，坚守旧学以存道统，不论学堂科学如何，便以《圣武记》为历史教科，点缀《四书讲义》、《语录》，即为国文、修身。绝不肯遵奏定章程，按新法讲授”。④信阳州师范学堂，“教务长李某者，非学堂出身，滥竽充数，但横抄宋儒语录，诋新学为梦醉东洋。尤以压制学生，拍道台马屁为得计”；其他教员则是教地理者，不知“咸湖淡湖之分”；教英文者，不知“发音造句之法”；教博物者，则是在“东洋购买三五月文凭，常栩栩对学生说，吾在日本常到植物园考较，以借掩其短”。⑤师范学堂作为培养师资的地方，教习水平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学堂呢？
新式教育应该采用得当有效的教学方法，正如《奏定小学堂章程》中所规定的“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讲解明则领悟易”。然而，许多教习在实际教学中，仍采用的是“填鸭式”教学，即注入式教学法，大满堂灌输，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同时也不注重备课，不集体研究教材和教法，常照本宣科，边念边讲。
2.教习素养问题
常言说“为人师表”，教师的言行举止至关重要。清末，不乏自律、敬业的学堂教习，但也存在一些素质不高，腐败虚伪的教习。如浚县道口镇高等小学堂，教员系无赖之徒，其职乃百般钻营所得，学识人品万般皆下，致使学生纷纷退学，或转入汲县两等小学堂及其他学堂。⑥汝州某学堂的两位教习张士冲、蔡镇藩，常常相互勾结，欺压霸占妇女，乱收钱财，对学生不管不顾。像这样不合格的教习在全省比比皆是。还有的学堂打着教授新学的旗号，骗取学生学费。如开封私立速成工业学堂，以传授制造硫酸、墨水技术，学习电镀工艺为名，要求每名学生交纳学费银四元，学习时长仅为一个月，实则该学堂“一切应用仪器全无，偶有一二试验，亦不合法。瞬间一月期满，而学生尚茫然不解一端”⑦。
清末，《奏定小学堂章程》规定：“教授儿童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宜操切以伤其身体，尤须晓以知耻之义，夏楚（戒尺）仅可示威，不可轻施。”然而，教习在实际教学中，责打学生的现象相当普遍。如武安教习王秀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学究，常常辱骂学生，日诵八股，排斥变法，还虚报学额，侵吞公款。⑧罗山县高等小学堂存在的问题更是严重。由此可见，当时的学堂无论是教习质量还是教学环境，都与新式教育所倡导的相差甚远。
3.部分地方官吏及士绅的办学态度
政府与教育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否往往是该地教育发展好坏的关键因素。清末兴学初始，不少识时务的地方官吏及士绅热心参与其中，推动了河南新式教育的发展。但是也有部分对新学一无所知，持敷衍甚至抵制态度的官吏及士绅。如新乡县知县韩某，“不知学堂为何物，不知己兴学堂有何责任，大吏催文频至，惧碍考成，及食皇出一手谕，责成各乡镇绅民办学，谕中所言，令人笑怒并至。”⑨温县知县祝康祺、宜阳县知县傅绳志等人都十分藐视学务，对学堂腐败现象视若罔闻，任其随意发展。身为掌管教育的地方长官，伊阳知县姚礼坤更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鄙夷学务，藐视教习，平日足迹不履学堂，甚至暑假季考时，亦不临堂一视，声言查学堂章程，季考系季员事，县官无涉。”⑩济源知县舒某同样十分排斥新学，1908年到任后就迫使当地已有学堂停办，他对新学的无知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以为学堂学生的分数是用杆秤称出来的，还认为青年子弟上学堂是误入歧途。
士绅充任教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缺少师资的客观形势决定的。清末废科举以来，学堂大量兴起，合格教员却十分缺少，只好选取当地文人秀才充任。这些士绅们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很少甚至没有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所以在新式学堂上他们所教授的还是封建老一套的东西。然而，他们并非主观要与新式教育的内容理念背道而驰，首先作为引领教育发展方向的教育宗旨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加上士绅们自身知识的局限，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式教育发展的缺陷。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注解：
①《河南教育官报》，1907年第1期。
②民国。禹县志。卷8.
③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三。文海出版社。第34页。
④《豫报》，第二号。
⑤《河南》。第六期，第12页。
⑥《河南》，第八期，第134页。
⑧《豫报》，第二号。
⑨《豫报》，第二号，第64页。
⑩《豫报》，第二号，第64页。
B11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
B12民国《长葛县志》，第七卷，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