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吉尔曼的《黄色壁纸》历来是女权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本文从研究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夫妻关系着手，着重剖析不平等的夫妻关系下二人无处不在的矛盾、男主人公无时无刻的监视和女主人公逐渐走向疯癫的心路历程，以此体现婚姻中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丧失思想、自由，最终陷入疯癫的不幸遭遇。
关键词：吉尔曼;《黄色壁纸》;夫妻关系;监视;疯癫
夏绿蒂・吉尔曼出生于美国一个大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不乏大名鼎鼎的作家和社会改革家，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莉叶・斯托便是其中一员。独特的家庭背景使她深受文学熏陶，自幼遍览群书，一生著作颇丰，在女权主义等社会改革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吉尔曼的女权主义乌托邦三部曲《移山》、《她乡》、《与她同游我乡》更是构思新颖，极具颠覆性，奠定了她在美国女性主义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作品大都源于自身生活经历，《黄色壁纸》亦不例外。吉尔曼历经两次婚姻，在与第一任丈夫生下孩子后患上产后抑郁，丈夫是一位典型的男权主义者，希望妻子温婉持家，剥夺了她写作和工作的权力，还将她送去一位严苛的精神病医生处接受治疗，这段不幸的婚姻和不堪回首的治疗经历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尔后，吉尔曼不堪婚姻之苦毅然离婚，却在第二段婚姻期间患上乳癌，万不得已下选择了服毒自杀来维护作为女人的荣耀与尊严。吉尔曼声明，在面对可怕漫长的死亡时，个人应有选择死亡的基本权利。《黄色壁纸》是吉尔曼婚姻和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中不平等的婚姻关系、男权的监视与压迫，最终造成了女主人公陷入疯癫、无法挽回的悲惨结局。
一、无处不在，矛盾丛生
《黄色壁纸》中的男女主人公看似婚姻和睦、生活富足，实则二人对生活、信仰、工作、追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无一相同，夫妻间矛盾丛生。然而，由于婚姻中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和男权的压迫，女主人公的声音被无情镇压，二人的矛盾常常不了了之。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们相互交际中的中介，还在其表达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外化的功能。它反映权力意志，同时具有构建功能。任何知识都是一种话语，权力生产知识，知识塑造权力的合法性，知识与权力互相建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换言之，知识的合法话语来自权力的生产，借助权力在社会网络中的弥散，话语生产并加强了自身的霸权地位。对话语权的剥夺成就了丈夫约翰的地位，却使得妻子倍感无奈，毫无申诉之法。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她原本轻微的抑郁逐渐演变成了病入膏肓的疯癫。
首先，矛盾体现在对住所的安排上。小说开头作者写到，为了治疗丈夫带自己住到了一个“保护着祖传的夏季礼堂”。这个房子是“殖民地豪宅、世袭财产、让人感受到浪漫的幸福、幽藏着太多未知命运、是一座闹鬼的豪宅、铁门紧锁、远离村庄”。这让人联想到常见的疗养院或精神病人隔离区。美之名曰静养，实则与世隔离。这样的隔离到底对病情又有哪些帮助呢？不同的是，现代疗养院常依山傍水风景宜人，这里却是一座阴森的哥特式建筑，犹如中世纪的城堡被高墙环绕。面对女人经过思考留下的诸多疑问，男人非但不肯倾听，还予以嘲笑。在对房间的选择上，妻子希望可以住进“有一节可爱的短楼梯、有丛玫瑰拥簇在窗口，有老式印花布挂在屋内”的房间，却偏被安排在“凌于高空的凶恶阁楼”。妻子对房间的要求充满希望、乐观、积极向上，丈夫却置之不理，在她表达不安之后，丈夫旋即拉上窗门以示解决。在对住所和房间的要求被无视后，女主人公的目光转向了贴在墙上“华丽杂乱”的壁纸上，她觉得壁纸中的线条隐含着“无形的矛盾”，对于妻子的重重顾虑，丈夫并不想把它撕掉，不愿为租来的房子大费周折，却肯花精力去粉刷地下室，还觉得壁纸修饰了房间的厚重。可见，夫妻间没有争吵打闹，却着实有很多未知的矛盾，在无形之间摧毁着女主人公的心智，使其走向崩溃。其次，二人的矛盾体现在妻子的病情上。妻子病情虽不严重，却是“病态的”。但丈夫作为一名“自视颇高的内科医生”，对所有人宣布妻子并没有病，只是有些歇斯底里而已，这样的宣称还得到了妻子同为医生的哥哥的支持，成了“死亡的文书”，妻子生病却以无病治，对此无力反驳。后来妻子病情逐渐加重，丈夫却从妻子的睡眠、食欲等生理状态上判断她的病情好转，再一次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二人的矛盾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丈夫“对信仰的事情毫无耐心”，认为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当作“迷信一样的恐惧”，而妻子是有信仰的，热爱生活和写作;在对待写作上，妻子认为适当的写作和工作对病情有帮助，丈夫却严厉地制止，一味让她休息、睡觉、呼吸新鲜空气。妻子多次试图通过聊天、申诉、“通情达理的谈话”来化解这些令人窒息的矛盾，却被丈夫无视甚至苛责，对话根本无法顺利进行。面对丈夫，妻子总是忍不住哭泣，一次又一次地情绪崩溃。对妻子话语权的剥夺和处境的不理解最终造成这些矛盾无从化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一步一步加重了妻子的病情。
二、无时无刻，严密监视
英国哲学家边沁设计了“圆形监狱”。在全景敞视的结构体系中，监控者通过注视使被监控者处于权力控制中。这种注视性控制被称为“权力的眼睛”。而被监视者由于无法判断自己的处境和监视者的状态而处于永远的“被监视”之中，权力原则不再体现在某个个体上，而是体现在身体、表面、光线、目光上，体现在一种精心安排上。福柯也曾指出，受制于监视并且对之心知肚明的人会自觉的接受权力的制约。这种制约自动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他把这种权力关系刻在自己心中。可以说，受制于权力监视的人本身就同时扮演了征服和被征服的两个角色。《黄色壁纸》中夫妻关系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无处不在的矛盾之中，更体现在丈夫对妻子无时无刻的严密监视之中，从饮食、睡眠、住所到人际关系、工作能力，丈夫都严格地监视妻子，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进行，这种监视使妻子想方设法尽一切所能躲避监视，却无形中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监视自己的角色。
妻子的房间远离人烟，在连窗户都安装了木栅栏的阁楼之中，位置和形态都如同监狱，狭小的空间任谁都难以忍受，更何况是对一个精神抑郁之人。在妻子想要离开时，丈夫首先给出的理由竟是“房租还没有到期”。不仅如此，丈夫、丈夫的姐姐、甚至保姆都对女主人公采取了严密的监视，使她如惊弓之鸟，察言观色，谨小慎微。首先，丈夫对妻子的写作采取了严密的监视。丈夫不喜欢她“写哪怕一个字”，妻子“被禁止任何工作，除非变成健康人”。她每次写作都要非常小心地躲避丈夫和保姆的监视，仔细地听楼梯上的脚步声，如同在监狱里面躲避狱警一般，最终使得“每写一点文字都觉得身心疲惫不堪，心承受着如此重压”。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同福柯笔下那些被监视的犯人并无不同，备受煎熬，一边被监视，一边也充当了小心谨慎、躲避监视和自己监视自己的角色。除了对写作的严厉禁止，丈夫对妻子的日常起居也予以监视，他让妻子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允许她随意走动，为妻子制定了“一张精细到小时的作息表”，要求她见各种亲戚，却不允许她照顾自己的孩子，剥夺了她作为一位母亲的权力和幸福，生活中的又一精神支柱倒塌。妻子的反对被谴责为不领情、忘恩负义。这使她感到很多“阴郁的麻烦”，“压得十分消沉”，“按作息表躺在那，这就像一个规范的体育馆”，最终丧失基本的生活能力，“几乎无法做最基本的举手之劳：穿衣、娱乐、整理东西”。丈夫还“让”妻子养成了每顿饭后睡一小时的习惯。这是作者有意的表述，丈夫使妻子养成习惯，而不是妻子自己想成的习惯。这是源于丈夫认为睡觉对妻子有好处。而妻子该做的就是睡觉，即使她根本睡不着。妻子认为这是坏习惯，却无从反驳，只得以撒谎来应对责问。在一系列的监视与躲避监视之中，妻子还要伪装成正常人的样子，让丈夫、父母和亲戚都觉得自己的病情逐渐好转，在无数次见人、认识人和伪装之后，终于“累垮了”。病情加重或情绪崩溃并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情和帮助，丈夫反而要求妻子“看在他的份上好好照顾自己”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听话。爱成了禁锢的砝码，丈夫完全不知道妻子真正需要些什么，对妻子的言行毫无信任却要求妻子予以自己完全的信赖。 三、无可奈何，终致疯癫
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女主人公的病情无法好转，随着对壁纸的幻想加深，主人公也逐渐陷入无可奈何的疯癫之中。丈夫不仅剥夺妻子的话语权，还剥夺了她思考的能力。
最初妻子只是觉得那个壁纸杂乱诡异，让人心生恐惧，丈夫对环境予以高度重视，却对这个与妻子朝夕相伴、随处可见却浮想联翩的壁纸视而不见。到后来，连壁纸的颜色似乎都带着疾病，而丈夫认为，对妻子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幻想自己的处境”，让她“学会利用意志力克服幻想”。一系列的忽视和不理解过后是精神上的崩溃和发怒，而这却被认为是精神衰弱、病情加重的表现，进而继续以不合理的方式治疗，致使病情走向恶性的循环之中。其实在最初，与其说是幻想，不如说是思想，当思想被剥夺，才出现了真正的疯狂的幻想。克服幻想，禁止思考和幻想的能力只能适得其反。从急切地想逃到不想离开，妻子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地变化。她已经完全不信任丈夫，她要找出墙纸的秘密，而事实上那墙纸本不存在什么秘密，她为此黑白颠倒，白天睡觉，晚上全神贯注地观察、竭嘶底里地幻想。从颜色到气味，壁纸对她的影响已从视觉转向嗅觉，黄色的颜色也变成了黄色的气味，四面环绕，卧室、厨房、客厅、礼堂、楼梯中，壁纸的影响都挥之不去，甚至已经钻进头发之中，连出去骑马都会感觉的到。然而她真的去骑马了吗？笔者不禁产生怀疑，既然丈夫已对她严密控制，连随处走动都不可以，又怎会让她去参加骑马那样危险的活动呢？或者，不仅气味，连骑马也只是她疯癫状态下的幻想吧。壁纸中女人的形象多次出现，从躲避，到攀爬、撕咬，妻子甚至开始与她交流，她的思绪更加混乱。墙纸上除了女人，还出现了头颅。头颅是阴森、恐惧、死亡的象征，她却不感到害怕。撕开墙纸，她以疯癫的方式冲出禁锢，疯癫过后，没有人能对他下命令了，她可以不再遵从，不再掩饰，任由自己的性子，即使做了什么本不该做的，别人也会因为她的疯癫而原谅她。她以疯癫为代价获得另一个层次上的自由，此刻，丈夫也被彻底击垮。
四、结语
墙纸背后被禁锢的疯女人原本是女主人公幻想出来的，悲剧的是，她自己最终却无法逃脱这样的婚姻关系，无奈地成为了那个墙纸背后疯癫的女人。男主人公自以为是地认为妻子的紧张情绪来源于病情，事实上，那更多地是来源于生存空间的狭小、话语权和工作权利的丧失以及丈夫、家人的不理解。可以说，男主人公既是悲剧的促成者，也是悲剧的受害者，而这一切都源于不平等、不透明、没有相互理解的夫妻关系，使得家庭成了福柯笔下精神病院和监狱一般的所在。（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2]钟升.黄色壁纸・疯女人・女性作家的困境与反叛[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9），6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