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与矛盾
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大批怀着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http://wWw.LWlm.Com奔赴延安。随着大量知识分子的到来,延安成了抗战时期的文化之都。西方文化随着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而传播到延安。 延安民间文化也充满生机。信天游、民间秧歌、口头故事、小唱本等这些带有原始形态的民间文化,最为陕北农民所熟悉。延安对民间文化加以改造利用,使其为工农兵服务。民间文化生长为延安文化的重要一极。
西方文化是从西方输入的带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而民间文化是中国在本土民间社会孕育发展起来的文化。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两种文化在延安汇合,相互碰撞,发生融合与矛盾的复杂关系,而从这融合矛盾的复杂关系中,能够窥见延安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延安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融合与矛盾的关系有着具体的表现。 西方文化从上海等深受西洋文化影响的城市传播到延安,与延安民间文化汇合。两种文化的的融合首先表现在亭子间的人与山顶上的人的融合。所谓亭子间的人,指的是在上海等城市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文化人。山顶上的人指的是在革命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的文化人。亭子间的人大多数有过留学国外的经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而山顶上的人更多是在根据地从事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普及工作。周立波、周扬、萧军、丁玲、罗烽、白朗、何其芳、艾青等文艺青年从亭子间来到延安,在他们身上,充满着西方文化的气息,这些是亭子间的人。沙可夫、赵树理、李伯钊、马可等可谓山顶上的人的代表。这两部分人在文学倾向上有显著的区别。共同的时代使命使他们融合在一起,携手奔赴抗日前线,以文艺为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这两种不同特质的文化在延安这个文学场域中互相融合渗透。 延安鲁艺教学与创作实践也很好地表现出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纠葛融合。鲁艺在前期实施了学院派的教学方式,它实际上成为传播西方文学艺术的基地。鲁艺在成立初期,学院派作风比较浓厚,在教学上也是比较倾向于正规化、专门化的文学教育。进入鲁艺学习的学生不仅要经过正规的、严格的考试,而且要系统学习中西方现代文学,因此,鲁艺存在着浓厚的西方文学氛围。这里有一份鲁艺的专业课名单,“各系的专业课,文学系有‘旧形式研究’、‘世界文学’、‘名著研究’、‘创作’、‘俄文’等。” 〔2〕 (P77)我们从文学系开设的专业课程可以看出,西方文学艺术已经成为鲁艺日常文艺教育的一部分。除了在课程开设上的正规化规范化,容纳西方文学进入鲁艺之外,鲁艺在学制上、在组织结构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在制度上保证了西方文学艺术在鲁艺的持久生命力。鲁艺建立了规范的学制。1940年7月,鲁艺制定了新的教育计划及其实施方案。方案首先把文学系的教学时间延长到三年,在时间上保证了文学教育的质量。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鲁艺在组织机构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不仅重新组建成文学系,还聘请著名新文学家、唯美主义诗人何其芳任系主任。由于鲁艺的提倡,西方文学艺术、西方文化成为鲁艺甚至延安的一道风景线,在荒凉贫瘠的西北,奔涌着洋气的西方文化。〔3〕 (P76-97) 后的艺术创作和教学都在努力实践《讲话》精神。《讲话》后,王式廓下到乡村,深入到工厂,参加劳动,和农民工人同吃同住。王式廓一改过去的西画风格,把创作对象聚焦于工农兵。他在下工厂过程中发现了延安农具厂特等劳模赵占魁,为了讴歌赵占魁的特等事迹,他给赵占魁画了三张画像,还画了许多张劳动场面的速写,后来又和夏风同志合作刻了一套十多张木刻连环画。王式廓和美术系的师生一起创办了《桥儿沟画报》,表现边区大生产运动,讴歌劳动模范,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4〕诗人李季的转变也颇具有代表性。李季在学习《讲话》后,认识到劳动人民的的创作才能,对民歌发生浓厚的兴趣。他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到群众中间收集陕北信天游。民间文艺吸引鲁艺众多文艺工作者的目光,延安掀起民间文学的高潮,诞生了许多民族化的经典之作。 鲁艺师生不仅深入民间,向农民学习民间文艺,还整理改造,把这些民间文艺重新发掘出来。根据地民间资源十分丰富,有秧歌、秦腔、信天游、郿鄠戏、道情、花鼓等民歌、地方戏、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民间文学。这些种类繁多的民间文艺,被鲁艺文艺工作者加以改造利用,成为延安文学的一部分。首先是改造秧歌。延安革命政权对民间秧歌进行改造整理,创作出了一批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等。为了满足日益蓬勃发展的秧歌运动,延安鲁艺许多专业作家投入到秧歌剧创作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间戏剧也得到改造利用。综合前面分析,毋庸置疑,鲁艺同时融汇着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 亭子间的人与山顶上的人的融合、西方文艺http://wWw.LWlm.Com与民间文艺共同存在于鲁艺的教学创作活动中表现出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纠葛融合,但这两种文化在融合中又产生一系列的矛盾,两者又表现出矛盾对立的关系。延安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立在诸多文艺活动中也有很好的表现。 延安油画与木刻的对立表现出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矛盾对立。木刻虽然是三十年代直接在域外舶来品影响之下产生的新的艺术,但是延安木刻版画更多地借鉴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借鉴民间年画、传统剪纸、中国古代线描等传统艺术形式,使延安木刻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延安木刻实际已经融为延安民间艺术的一部分,深受边区民众喜爱。延安版画家古元的木刻版画逐步消除了西方艺术的影响,大量运用民族主义的绘画技法和陕北民间的艺术形式,以延安军民斗争和陕北民间生活为内容和题材,带有浓厚的陕北民间色彩。他创作的《讲究卫生,人兴财旺》、《送饭》、《卫生》、《装粮》、《喂猪》、《送饭》等木刻版画从年画、民间剪纸等民间艺术中去吸收民间艺术乳汁,木刻艺术更加生动有趣。〔5〕延安不仅有木刻这种民间艺术品,还有洋气十足的油画。延安的油画家不乏其人,王式廓、王曼硕、莫朴都是受到专门西画训练的油画家。以油画和木刻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在延安形成对立。 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经过不断碰撞融合,在延安内外因素作用下,逐步发生变形,催促延安文化不断发展演变。延安文学有着丰富的文学资源,绝不仅仅是单一的民间文学,即使最后走向一体化时,也还可以窥视西方文化的一些影子,如《白毛女》采用西洋歌剧的形式,创造新的民族歌剧,这显露出延安文学发展的一些自身规律。研究延安多种文化资源以及西方文化与民间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复杂关系,它的意义在于表明延安开始并非就是民间文化占据主导,它曾经容纳多种文化思潮,这些文化思潮共同构建起延安文学的起点,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延安文学历经了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而这个过程也深刻地透露出延安文学的复杂性和一些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