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在北宋时期，煤炭即已成为国人炊爨和冶炼的燃料，但在中国漫长的用煤史上，煤矿业者受到公众青睐的机会，远没有侧目更多。社会各界基于风水地脉、公共安全等方面对他们的指摘，始终都没有中断过。
甚至直到晚清，官方还惧于社会观感和政治考量，而在煤矿业的利与害之间做着鱼和熊掌如何得兼的权衡。煤矿业者就像他们麾下的矿工，在公共舆论和官方决策构成的巷道里缓慢而艰困地行进，随时都面临着政策“塌方”的风险。
一旦面临来自西方的同业竞争，就会引发民生和政治的双重危机。英意合资的福公司，是晚清煤业领域最大最重要的外资企业，其投资规模相当于当时英国对华投资总额的40%，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晋豫两省，在河南经营时间尤长。
它不但能在伦敦融资领域调动大笔的英镑，还拥有广泛的官方支持。英国王室、意大利前首相马尔蒂尼和大清权臣李鸿章等人，都是他的股东。
当福公司的大脚一踏入中原，就惊动了北京和河南的官方和业界。豫北的怀庆府（今焦作市辖区）是福公司的主要开采区域。
当地“土薄石厚，中富煤炭，质精良。沿山居民，以采掘为业，千百年穿井数十，工人累百千……手工时代，斯为巨业”，形成了连接矿业、手工业、商业和银钱业的共生性链条。
“米油皮米之料，铁石木泥之料，银钱之兑换储贷，贸易经纪”，麇集于此，使当地煤业成为晚清河南的主要赋课来源。也正因为如此，福公司的到来才更令当地官员和业者为之侧目——他们知道，一旦福公司的矿权得以成立，当地民生势必因竞争劣势而受损严重。
河南煤矿业者相对于福公司的劣势，首先与其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有关。尽管福公司的矿工多在当地招募，但其技师和设备则来自现代矿业技术的发源地欧洲，而且还拥有专用运煤铁路道清线的强大运力。
相比之下，本地业者只能依靠“辘轳上下，人畜转输”，加之农业凋敝造成劳动力源源不断，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因此，就连较大规模的煤窑也缺乏采煤机器化的意愿和动力。虽然本地业者也能够利用道清铁路运销煤炭，但运费较高，而且常常受到管理路政的英国人的刁难。
河南煤矿业者的苦恼，不仅仅来自开采和运销的技术劣势。在福公司到来之前，清廷并无关于采矿活动的法律规范，也没有相关技术部门对矿界、矿种进行勘测确定。
所以，大窑和小窑的矿区往往没有明确分界，基于矿业权的“争夺斗杀”不断发生。即便双方涉讼官府，地方官除了“勒索规费”之外，也拿不出更有操作性的措施予以仲裁。
不过，豫北窑主在“兄弟阋于墙”的同时，却无法实现“外御其侮”的目标。即便有人牵头阻击福公司，也多是希望借重民意与强者分润，而不是为业界代言。
随着清末时局的不断变化，河南煤矿业者不但驱除洋人无望，甚至沦为了官方文牍中的“小窑”或“土窑”，失去了捍卫自身利益和经营模式的话语权。至少在清末之前，官方文牍和地方志书是不存在“小窑”或“土窑”这一称谓的。
它的出现，表明官方决策和社会舆论已悄悄转向，以来自西方的大机器矿业和相关管理模式为目标，着手整合和管束手工煤窑，而不再迁就地方和业界的民意。从主动面对外来竞争、捍卫民族经济的角度来看，这是势的压力。
就改变矿业混乱局面、建立现代管理体制的方面而言，则是理的悟通。因此，面对各省要求驱除外资企业、维护国家利权的声浪，清廷的方针是趁机颁布矿业法律，而不是完全顺应民意。
正像胡适所说的，晚清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引入，都是“零售”而非“批发”的。所以，尽管“土窑”窑主们愿意按照官方矿业决策的指向，师从外企的发展模式，他们也无法取得可与英国匹敌的现代融资条件和技术来源，更何况对方常常援引外交强势干预矿权纠纷。
英国驻华公使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不但凌驾于大清矿务章程之上，其影响清廷决策的能力也远远大于土窑窑主的请愿折子。负责代表土窑向朝廷请愿的王锡彤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的苦闷：“矿事屡交涉，毫无眉目……羁旅京华，每日唯逐队饮酒、剧院观剧而已，不得不做归计”。
造成王锡彤铩羽而归、承认现实的因素，不仅仅是清廷迫于时局而冷对民意，还包括社会舆论在收回利权问题上的策略性转向。虽然在乡村社会，主张完全屏蔽外资涉足中国矿业的仍然不乏其人，但更多的知识精英不再单纯关注煤区民众的局部利益，而是开始讨论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革新中国矿业的可能性。
李鸿章创办开平煤矿的前提，就是整肃当地土窑，以更有效率的机器化开采方式，为他的军工企业提供燃料和动力。在他看来，“国计”显然要比“民生”重要得多。
因此，尽管明知福公司在华矿权并非“取之有道”，当地绅民抗议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