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政府为维护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大量出版诗、书、礼等童蒙书籍和经史子集等科举制度教科书；另一方面则是实行禁书等文化专制政策，压制小说、戏曲的刊行和流传，以及禁止演戏等政策，并列出律例、法规，上至官员、下至出版和租售小说、戏曲的书坊，以及买书、看书之人，都有相关刑罚，禁书政策严重限制了小说、戏曲等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晚清；禁书；小说；出版
禁书这种文化政策由来已久，自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之后，历朝历代都有笔祸、文字狱等统治阶级的文化压制政策，文人因著文遭祸，书籍被大量焚毁，以致发展到后来，被禁过的书籍，亦称“禁书”了。
一、晚清禁书目的及政策
禁书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朝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史称盛世，但文字狱却绵延不断，对史籍与诗文集以及其他书籍的查禁，极为严厉。仅乾隆在位六十年间，较大的文字狱就有一百三十余起，每一次文字狱的兴起，都有大批的图书被禁毁。当时禁书的种类大致有几类，如对明季史料的查禁、对诗文集的查禁等等。查禁标准，无非是是否对清廷有害，禁书的办法则是焚毁书版或销毁书籍。以致从中央到地方，都编制违禁书目，以此目录大量销毁书籍。
而禁书这一目的，有时是通过修书作为手段来达到的，这是清代禁书的一大特征。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又对已修好的《四库全书》进行重检，撤销和焚毁大量书籍，这些被撤毁的书籍，有的用其他书替补，有的甚至直接用衬纸塞满空匣，这种抽换、删改、挖补的手段，被鲁迅称为是乾隆对中国古籍的暗杀。乾隆修《四库全书》，是寓禁于修的。这些举措，无非是想维持与加强清人的统治，使读书人服从统治者的思想模式。对于小说的查禁，从上到下都有一套律例刑罚。
对于多数小说，清代统治者的政策是从翻译、利用，到检查、删改，最后则是大力禁毁。清人入关以前，翻译《三国演义》作为兵略来学习，利用其中的战略战术去作战，又翻译《西厢记》、《金瓶梅》诸书，并达到“人皆争诵”的程度。入关以后则改变态度，将这些书籍以“诲淫”、“诲盗”为由尽行查禁，禁止坊间书贾刊刻，并对创作“琐语淫词”的作者进行处罚。查禁小说的政令刑法，经康熙、雍正、乾隆等朝的不断“完善”，被载入《大清律例》：
“凡坊肆市买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版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律例对小说的作者、刻印者、销售者、读者以及该管官员等从上到下，都有一套极为严厉的处罚办法，对于小说的禁止极为严密。
“当时不仅‘造作刻印’，‘发售阅读’，即租赁者亦在禁例之内。乾隆三年旨云：‘其有开租铺租赁者，照市卖例治罪。’官员犯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道光三十年禁文亦有‘更有一种税书铺户，专备稗官野史，及一切无稽唱本，招人赁看，名目不一，大半淫秽异常，于风俗人心为害尤剧’诸语。”
防范到租借者、赁看的读者这一层，严密至极。清政府强调“正人心”、“厚风俗”，推行文化统治，颁布了上面这种特殊的出版法规――“禁书法”。《金瓶梅》等书，在坊间屡次被禁，但这一类书画，藏得最多的却是在宫中。比如成册的《金瓶梅画》，上面都盖了乾隆御览之印，并没有被销毁，一直流传下来。由此可见，小说查禁、不许百姓看戏等，实际上只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
二、晚清政府对小说戏曲的查禁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就有对小说的查禁活动。道光十四年（1834年）发布了禁毁传奇、演义版书的通谕后，道光十八年（1838年）江苏按察使裕谦主持禁书，也颁布了告示，规定一切淫词小说，永远不许刊刻贩卖出售：
“这次查禁，是由地方士子主动发起的，以集资收购、公共督毁的办法来禁毁淫书小说的，不仅受到了官府的支持，还大体上得到了各书坊的配合。道光十七年十月十二日，苏州书业堂、桐石山房、酉山堂、文渊堂、师德堂、扫叶山房、兴贤堂、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楼等大小书坊，齐集城隍庙，拈香立誓，公议条规，保证将应禁淫书版本五日内主动呈缴，照议领价；过期不缴，察出议罚，任局吊销。”
此次所禁书目有116种，大多数为小说，其他有部分剧本和弹词。
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两次发出禁毁小说、戏曲的通饬，这次禁书是近代以来，继1844年禁书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禁书。这次是由丁日昌主动发布的，采取设立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让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和未印板片，呈缴汇齐，分别给价，禁毁小说局亲督销毁的办法，严行禁书。
三、晚清禁书对小说出版的影响
在几次大型禁书运动之后，同治十年（1871年）清廷颁布上谕禁毁小说书版，其中云：
“御史刘瑞祺奏请饬销毁小说书板一折。坊本小说例禁綦严，近来各省书肆，竟敢违禁刊刻，公然售卖，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亟应严行查禁。著各省督抚府尹饬属查明应禁各书，严切晓示，将书板全行收毁，不准再行编造刊印。”
由禁令可见，清廷要禁的这些书根本无法禁绝，而是屡禁屡刻，屡刻屡禁。紧接着第二年，清廷又重申此意，颁布军流徒不准减等条款一百四十六条，其中有“造刻淫词小说及抄房捏造言词录报各处，罪应拟流者。”后来，分别在光绪十一年（1885）和光绪十二年（1886）重申此条目。
以上这几次禁书所制定的书目，去掉重复的，据统计，包括了白话通俗小说、文言小说、弹词、戏曲等不同文体的书籍，共收录“淫书”161种。可简单列表于下：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小说占了禁毁书目的绝大部分，弹词亦有不少，清政府视小说戏曲等书籍为洪水猛兽，其斩尽杀绝的态度，充分表现了对于小说等书籍的恐惧，已达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地步。禁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的缓慢发展，尤其是道光、同治年间（1875年之前），平均每年仅有两三本小说戏曲类书籍刊出，这段时期也正是清廷禁书最频繁、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丁日昌禁书的前一年（1867年）的刊刻小说记录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