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银质鼻饮证明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银器制作工艺，而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华贵的金属工艺已日趋成熟和普遍，唐代以后，尤其是清代乾隆以降，银器工艺达到了工艺水平的历史巅峰，深受上至皇室下至庶民的广泛喜爱。而随着十八世纪中叶“一口通商”政策的出现，大批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商人开始了广泛地与中国商业贸易，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银制品也随着大批的商贸流通而进入了欧洲。为了更好的把握商机，开拓市场，以广州十三行为代表的粤帮银楼，模仿和创新了以适应西方贵族生活方式的新的银器形制与纹饰，出现了具有西方风格的中国银器，特制“外销银器”由此诞生。《南京条约》以后，“五口通商”，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贸易，美国因此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随着银器大量进入欧美贵族家庭，上流社会对中国传统手工业和传统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外销银器”逐步改变仿制之L，将大量的具有典型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作为装饰纹样，因此，出现了具有西方形制特征和中国传统纹饰的“中西合璧”的新样式。这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规律的必然选择。
“外销银器”由于其材质稀少珍贵、工艺丰富精美、底蕴悠远深厚、背景复杂独特、藏者位尊身贵，处处彰显出它的“奢华”之美。它身处海外皇宫贵族深宅大院，一度不被世人认知，直到一九七五年美国人H.A.Crosbv Forbes（克罗斯比・福布斯）出版了《中国外销银器》一书，才揭开这批曾被误以为是西方银器的神秘面纱――来自于遥远而又古老的中国，这一历史的误读与文化的重新认知给这批“奢华”的银器又增添了一波传奇色彩。
成就晚晴外销银器“奢华”之美的因素大抵有如下几个方面：材质、性能、工艺、价格、内涵等等。
《周礼・考工记》有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材质本身有其自然的结构、机理、色彩以及属性。白银作为一种稀有金属，自然贵重，但真正成为奢侈和华丽工艺品所选材料的原因更多来自于它的属性。白银的高强度、高延展性为后续工艺提供了物理层面的可能，它经得住无数次的捶打而不碎裂。硬度适中，便于进行精细的錾刻雕镂而不至于崩磕。洁白的色彩非常符合国人传统的审美趣味，它既有纯净靓丽之美，又有含蓄内敛之美。银光不像金光那么闪烁，也不像宝石光那么炫目，而是一种温文尔雅的靓丽，与我国传统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取向相吻合。既有“贵气”，又不绚烂，适得其中，恰到好处。同时，白银还具有极好的导热性，用来制作茶具、咖啡具是最好的媒材。除此之外，在中国民间有“银针试毒”的传说，现代医学也有分析，银离子具有杀菌的功效，使用银质茶具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这也是白银材质成为奢侈制品选材的原因之一。
“工巧”是银器获得审美价值的最关键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因素。这种“工艺之巧”则得益于中国久远而又精深的“工匠文化”。正是这种“工匠文化”为人们的精致生活提供了物质的基础，为生活的“奢华”提供了技术的支撑和实现的可能。
农耕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部分生产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农业之外的诸如建筑、服饰、饮食、器物、工具制造等方面的工作，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阵营。由于从事手工业制造具有分类多、分工细的工作特点，因而要求从业者具有相应的工作技巧。掌握了某种技术工种的从业人员被称为“匠人”，如会做木工的称为“木匠”，会做银器的称为“银匠”，会打铁的称为“铁匠”等等。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有工艺技能的“匠人”统称为“工匠”。“工匠”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即“工”和“匠”。“匠”是指手工业从业者，“工”则要求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因此，只有具备良好的专业技能的人才能被称为“工匠”。工匠们各有其业，各擅其长。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将各自所在的专业技能提高到极致成为一种不二选择，把产品的质量不断地提升，以期达到完美的程度。工匠们努力的结果直接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精致的手工业产品，手工业产品的丰富与精致为消费者的精致生活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反过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精致化，又会不断的提升对产品的质量需求，更进一步对工匠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层级的要求。在这样一种循环促进下，工匠的技艺水平不断提升，产品越来越精致，人们的生活也就越来越向着精致化迈进，最后达到“奢华”的消费水平。
在所有的“工匠”阶层中，“银匠”的工作是最为精细的，不仅工艺流程复杂，每一过程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急躁，一锤一揲必须一丝不苟，气定神闲，以刀代笔，提按有度。锤锤衔接，疏密均匀，捉刀刻画，宛若春蚕吐丝，恰似流水行云。
清代金银工艺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制作外销银器的工匠们为了让欧美的客户满意，极尽工艺之能事，利用铸、锻、刻、镂、焊、编织、堆垒、镶嵌等多种工艺，不计时日，潜心沉寂，将工艺的精细做到极致，达到完美无瑕的艺术效果。（如图
一、图
二、图
三、图四）这其中耗费的人力成本，制作过程的精益求精，工作态度的平和从容，对每一个细节、环节的苛求，彰显出的这种“工匠精神”，终将产品打造成完美无瑕的艺术精品，从而造就了“奢华”的优良品质。
“奢华”之美不仅仅停留在工艺精美的视觉层面，也不完全依耐于市场价值的昂贵，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认知，在这些物态化产品的背后，必然会包含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涵义，凝聚某种被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意识到了英国商人大有扩大通商范围之意，于是专门下旨规定洋人只能在广州一地与大清帝国通商，因此，银楼也基本上以广州的十三行为主要代表。为了迎合洋人的实用与审美需求，最初的外销银器以模仿英国本地生产的银器为主，包括形制、纹饰和款识。随着英国消费者对中国银器的接受、了解，变得慢慢地喜欢并演变成一种时尚时，中国的银匠们开始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装饰的主要题材，将诸如龙、凤、梅兰竹菊“四君子”、戏剧人物、中国风格的楼厅台阁、渔樵酒市、文人雅集、抱琴访友等等地地道道的“中国味”与西方红茶、咖啡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东西合璧的典型风貌和靓丽风景。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五口通商”，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美国继欧洲之后又一次在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股中国“银器热”。美国是一个复合型文化国家，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所以，外销银器并没有像出口英国一样先经历美国本土风格再逐步加入中国元素，而是直接以“中国风”进入美国，也许正是这种异域的、浪漫的“中国风”给美国带来了新鲜感和神秘感，很快被美国主流社会、上流社会所接受所拥爱，欧美两个发达地区的上流社会先后领略了中国传统工艺的精美、神奇与“奢华”。中国的“外销银器”成为贵族家庭的“标配”甚至是“标杆”。
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工匠文化”背景，造就和支撑了“外销银器”成为“奢华”产品的外在和内在的优良品质，具有内外兼具的“奢华”之美，也使得这些银器成为欧美贵族的“奢华”用品和藏品。
晚清时期的“外销银器”从一开始就是以皇宫贵族为消费对象，或者说，很大一部分产品就是根据贵族的家族而定制的，有些大公司举行大的活动显然也属于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的消费习惯、审美取向、价值标准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末，正是欧美政治最稳定、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开明的时期，他们有兴趣也有能力去享受精致而“奢华”的生活方式。“奢华”的生活理念、方式需要“奢华”的物质载体，同时，上层的社会地位又反过来赋予贵族们使用的器物具备“奢华”的社会属性与审美属性，因为贵族的本身就是社会“奢华”的载体，也是“奢华”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中国晚清时期的“外销银器”，因为具有“奢华”之美而进入了欧美的上流社会，贵族阶层，同时，欧美贵族的认可、追求与享受又更进一步地赋予它们一层贵族气质的“奢华”之美。
从工艺美学的角度看，晚清外销银器具有无与伦比的精致与完美，具有材质和工艺的双重“奢华”之美；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代表了中国古代银器工艺的最高峰，沉淀了深厚而丰富、神奇而浪漫的中华传统文化，承载了我国古代“工匠文化”的精髓，反映了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定现实与涵义，具有社会文化学意义的“奢华”之美；从市场层面来看，这些银器的消费者、拥有者和收藏者都是欧美发达地区的王公贵族，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消费习惯是一个时代“奢华”之美的创造者和引领者，他们的消费行为与过程同时也会赋予这些银器以“奢华”之美的身份和内涵。凡此种种，可见晚清时期的“外销银器”具有“奢华”之美的品性和地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奢华”之美的典型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