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合作共赢是中国发展新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的总体战略，它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新型关系的构建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一，合作共赢战略的提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开辟道路：中国崛起引起世界反响和疑虑，战略清晰化有助于消除前行阻力;经济全球化呈现新态势，开放型发展战略需要历史性调整;大国历史性替代观念根深蒂固，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亟待阐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出现巨大变化，推进全球治理需要倡导全新理念。其二，践行合作共赢战略，有助于开辟中国经济发展新空间：规划国际战略总体框架，构筑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新常态;充分发挥国家战略优势，形成各国发展新的利益汇合点;创新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模式，以区域开放型合作引领周边和平发展;从发展中国家需要出发，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平行推进全球治理创新。其三，合作共赢的战略创新有助于引领国际格局发展走向：伴随国家崛起进程持续推进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升级，合作共赢内涵更为丰富;经济关系“压舱石”理论证明了共同利益原理，为合作共赢战略取得国际共识奠定基础;以弘义融利为原则，有利于建立国际援助新原则与共同发展新机制。
关 键 词 合作共赢 中国崛起 国家战略 经济新常态 压舱石 中美关系
作 者 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20）
合作共赢是中国发展新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的总体战略。在一个新兴大国实现崛起梦想的同时，中国也为世界勾画了一幅实现共同梦想的蓝图。
倡导合作共赢理念，为中国和平崛起开辟道路
正如“和平发展”是中国就自己所走的和将要走的道路向世界的承诺一样，“合作共赢”是中国就自己的目标主张对世界所作出的集中陈述。其表明中国主张推动世界合作，实现各国共赢，以和平谋发展，以合作求共赢。这一陈述的必要性首先在于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开辟道路。
1.中国崛起引起世界反响和疑虑，战略清晰化有利于消除前行阻力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中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猜想和疑虑：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现有秩序？中国是否会像其廉价产品占领世界市场一样挤占其他国家的发展空间？中国是否会成为又一个超级大国按它的利益左右世界？
这些疑虑并非只是理论家们脑海中的思考，而且逐步演变为一些国家战略选择中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战略家们从这些疑问中得出的答案是消极的话，那么其必然会在实践上作出抵制和阻挠中国崛起的选择和安排，这就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各国的共同发展，而且将形成中国持续崛起中的阻力和障碍。零和博弈观是对中国崛起产生担忧的理念上的原因。在许多场合博弈双方产生零和博弈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一方之所得必然是另一方之所失。依据这种思维逻辑，中国之所得即他国之所失，中国的发展必然要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因而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不是福而是祸。
面对世界的反响和疑虑，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使自己的战略清晰化，表明自己的目标取向，作出明确的抉择。在阐明中国需要和平实现发展，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之后，明确中国主张以世界合作实现各国共赢，使各国看到中国发展与各国发展利益的一致性和可能性，从而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而不是抵制的态度，采取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战略响应。而合作求共赢提出了实现正和博弈的路径，证明了各国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从战略上透明，理论上清晰，到实践上推进，合作共赢的提出有利于中国排除快速前行中的阻力，实现和平崛起。
2.经济全球化呈现新态势，开放型发展战略需要历史性调整
合作共赢战略的提出同样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最新现实的把握，基于中国开放型发展战略推进的需要。
本世纪初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形成了国际贸易自由与公平的体制，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但在此之后，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却一直未能获得有效的进展。同时，区域与双边合作水平不断提高，投资合作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新主题。特别是美国致力于推动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TPP）与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TIP）两个新的更高水平的一体化组织，全球化呈现新的态势。
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的碎片化、多样化不是全球化的逆转，而是全球化向更高水平发展探索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正如历史上区域商品自由贸易协定最后形成全球性的贸易组织一样，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不排斥前者。尽管在商品贸易上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双边合作中的主要内容有扭曲全球化的影响，但是在自由化的程度上并没有逆转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区在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基础上，还更多拓展了投资领域的开放，提升了要素流动的水平。
全球化新一轮发展所体现的理念正是合作，通过开放与制度上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由于投资的准入要比商品市场的开放更多涉及一国的体制规则，因而投资的开放更体现了合作的深化。中国提出合作共赢既是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把握，也是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的。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商品贸易自由化水平大大提高，在以开放促发展的战略下，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大规模涌入，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些领域的市场准入水平还不高。今天，摆在中国面前的开放型发展战略升级的主题是，在推进全方位引进来的同时，向大规模走出去拓展升级。中国历史性地需要通过对外投资有效利用上一轮发展的成果，包括资金、外汇、传统产业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等，从而构建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发展格局与发展机制。实现这一重大战略升级需要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来推进。对外投资是中国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推进发展战略的表现，由大走强的发展阶段的升级要求开辟发展的新空间，与各国的合作关系也从打开国门的把资本技术引进来的合作，扩大到走出去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因此，合作共赢战略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征与中国发展战略需求的统一。 3.大国历史性替代观念根深蒂固，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需要阐明
在世界历史上，从早期的殖民主义国家到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展现的是一幅世界主要大国轮番更迭的画卷，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替代另一个大国，如此周而复始。在这样的历史观下，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必然在现有的强国中产生。
大国轮替确实是已经发生的历史规律，但是中国崛起是否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这取决于历史的变化，更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中国发展的目标在于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民族复兴，富民强国，不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中国没有侵略他国的历史，更没有凌驾于他国之上的战略需求。中国珍惜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也深知只有维护和平才能维护自身发展的根本条件。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条件，而不需要采用历史上殖民主义的模式，更不需要采用当代帝国主义战争的模式，不需要与现有大国重新分割势力范围。
可见，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就是以一种新的历史观战略观倡导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替代。中国不期待做世界霸主，但绝不隐瞒自己的理想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就是中国梦的内涵。中国以“中国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梦相通”对世界解释中国梦，以争取世界对中国梦的认同。提出合作共赢战略也就说明了梦之相通。
4.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出现巨大变化，推进全球治理需要倡导全新理念
近二十年来，世界上出现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加上其发展大多与世界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使其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也日益提高。当今的世界经济体制或曰治理体系，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建成的。从国际货币体系，世界发展援助到贸易投资规则，都是发达国家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和各国力量对比构建的，日益显现出与变化了的世界不相适应。
全球经济治理本质上是各国共同创建一套规则和体制，回答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风险防范、资金流动的跨国监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移民问题、反恐、反走私、反洗钱，等等，都期待新的国际协议。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要求国际合作。这种合作要求对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共识，在平等的基础上和承认各国差异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制订规则，共同监管与遵守。可见，以合作求共赢是面对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大量涌现历史条件下应有的前提。国际社会只有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才能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推进创造可能。在这些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不可能由少数大国主宰来解决，只有合作求共赢，才能达到世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以邻为壑只能导致全人类的灾难。中国主张“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3]，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视野与战略主动性。所以，合作共赢战略是一个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升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战略。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与全球治理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需要对如何推动改革有总体思路。在这一改革中，新兴经济体要合作，包括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合作才能体现整体力量，反映共同需求，把自己的主张变成全球治理的新制度安排，因为全球治理许多方面的改革来自于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化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经济体也要与发达国家合作，因为发达国家毕竟是现行全球治理体制中的主角，在这些体制中有着重大利益构成。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共赢是合作的目标。
事实上，对于国际规则与体制的态度，中国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基本立场是防范和隔离。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了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积极参加各类国际组织，对接国际市场机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立场转变为融入和参与。今天，当中国与大批新兴经济体崛起后，中国的基本立场上升到改革与创新，并且是以合作的方式实现改革创新。
践行合作共赢战略，开辟中国经济发展新空间
以合作共赢为战略指导方针，2013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展开了一轮全新的全球布局。
1.规划国际战略总体框架，构筑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新常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常态”成为思考世界经济走向与新特点的新概念。这场危机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在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推进后，中国顺应了世界经济走向新常态的趋势，规划了自身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大战略。在认识新常态上，中国明确了新增长率、新结构、新优势与新风险。在引领新常态上，中国制订了九个层面的结构调整，包括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使投资在增长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继续发挥出口对增长的支撑作用，形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使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成本优势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与技术进步，形成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低碳型发展方式，化解因增长率下降而显现的各种潜在风险，从刺激性政策调控转变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科学的宏观调控等。
可以看到，对外经济关系的调整是新常态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是对外经济关系新常态的基础。在前35年的崛起进程中，中国依靠劳动力充裕从而价格低廉的要素优势，建立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开放模式。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比较优势的基础开始发生变化。适应这一变化中国必须进行战略调整，发现和培育新的优势要素从而建立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35年来，中国的生产要素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论是劳动力结构、资本存量还是产业结构，都完全不同，中国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国际分工关系。 对外贸易与投资流量从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目标。35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保持了巨额盈余，其来源是贸易顺差与外资的净流入。过去的这场金融危机被认为来自于一大批新兴经济体长期国际收支盈余而形成的世界经济不平衡，中国是其中最大的不平衡国家。危机的冲击表明长期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过高外汇储备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理的。中国需要从国际收支盈余型的发展阶段转向基本平衡的发展阶段;需要改变靠低端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创造顺差的外贸发展模式，形成具有更高收益的出口发展;需要扩大进口，通过进口推进国内产业进步，改变过去偏重鼓励出口而忽略进口作用的贸易模式。危机后世界上已经把实现再平衡作为各国政策协调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中国自身发展战略转型的需要下，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将是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扩大开放实现全方位引进来的同时大规模走出去，是对外开放战略走向新常态的历史性转型。中国对外开放已经经历了多重意义上的转型升级，从特区试验到全国普遍开放，从自主开放到接受国际规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有条件引进外资到开放国内市场全面吸收外资。目前，在整体开放水平已经不低的情况下，重要的是扩大现代服务业的开放，这将使开放领域更为全面。更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已经从先前的边境意义上的商品与资本流动开放，进入到管理制度意义上的投资环境开放。以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为标志，中国将进入一个体制性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政府对外资的管理将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管理制度将更加透明、规范、法制化、国际化。在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中更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是，中国资本的大规模走出去。以2014年为标志，中国对外投资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引进外资。对外投资将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与结构升级中发挥特殊作用，这表明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方面。
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内涵证明，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更为深刻，分工从低级到高级，产品要素流动从单向到双向，开放模式从政策性到制度性，集中到一点就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合作共赢关系。
2.充分发挥国家战略优势，中国与各国发展形成新的利益汇合点
作为阶段性历史性的战略推进，在新阶段上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利用国家的战略优势，既为发展开辟新空间，又将形成与各国利益的新的汇合点。
中国发展的一大奇迹是，在短短的35年改革开放后不仅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问题，而且形成了传统产业的巨大产能，巨额的资金积累与外汇储备，其意味着巨大的生产能力、投资能力与对外购买能力。在开放型发展的前一阶段，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方式是在传统产业和一般消费品生产上，“中国制造”为世界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同时，改革释放的能量使中国闲置生产要素得到有效利用，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上升。同时，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产能剧增，资金沉淀与储备累积。改变不均衡不合理增长结构的途径之一就是对外投资，而这也将使中国开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新的贡献方式。
在继续扩大吸收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正在成为中国发展新阶段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对外投资可能表现为四类情况：第一类是国内过剩产能的转移，一般是传统成熟性产业和加工制造业，这将很快会在接受投资国形成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对于一些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因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形成的产业向外转移，将很快提高资本流入国的出口能力。第二类是资源类产业的开发性投资，在中国获得稳定的能源与资源供给的同时，东道国通过资源开发获得发展。中国在进行资源开发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使双方的发展利益高度融合。第三类是生产性企业的收购兼并，一方面中国获得了被并购企业的技术管理等优势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被收购方实现了资产的平稳转移和经济社会稳定。并购活动使中国企业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更为紧密，合作更为具体和深化。第四类是间接投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发展，中国居民将扩大证券市场对外投资，国外企业将从中国获得资金，中国储蓄转化为这些国家的投资，将使双方发展更紧密融合。
在中国资本开始流出去和继续引进来的同时，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已经成为一个为世界瞩目的新现象。以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为典型，中国优质企业在海外上市使各国投资者分享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成果。合格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QFII）、沪港通的推出等，中国资本的双向流动与发展成果的共享，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
除了投资意义上的走出去外，中国企业承包各国的工程与基础设施项目迅速增加。巨大的国内需求在过去35年中极大地培育了中国企业的工程建设能力，高铁是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案例，中国经济体制政策与市场优势培育了中国的高铁建设能力。中国企业在各国的项目招标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也由此形成了与各国的深度合作关系。在承接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中国提供的贷款与融资极大地缓解了东道国的资金压力，同时投资又带动了中国国内产品的出口，形成了开放型发展的新增长点。
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没有简单延续过去成功的经验，更没有靠强化以往的政策支持，与各国在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进行竞争，而是显著地进行了战略延伸、拓展与创新，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大规模走出去。中国的投资能力与工程建设能力既使自己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为东道国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合作。发挥中国自身的新优势，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在具体项目的投资与工程承包中找到与各国的利益汇合点，实现互利与共同发展。中国给予世界的将不只是廉价优质产品，还有投资与生产建设能力。
3.创新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模式，以区域开放型合作引领周边和平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2013年推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这一战略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创新了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容与模式，而且将使中国在引领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实现道路及光缆的互联互通，为贸易投资关系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一个长期有利于相关国家发展的合作战略。一带一路显示了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模式的创新：一是注重产品出口和引进外资，政策激励是主要内容;二是合作对象主要是美日欧发达国家和韩国等少数新兴经济体;三是注重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协定和区域自由贸易区。
一带一路战略还在多重意义上开辟了新模式：一是战略注重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打造贸易投资发展的硬环境，而且把到海外建设放在战略合作分工之中，以硬环境建设补充了原来注重政策软环境建设的模式，这对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和区域尤其适合。二是区域战略与合作对象拓展并明确，从南、西、北三个周边一直到欧洲，既开发了与中亚、俄罗斯合作的潜力，把欧洲大市场作为终点，又注重发展与东南亚、南亚关系促进和平发展，并使战略延伸到非洲，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亚非欧联系。三是合作方式采用开放型，不限于双边协议或以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建立为前提，全面推进与各国自由贸易区谈判外的另一种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同样也是实现国内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对外开放从南方开始扩展到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开放的前沿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客观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有限，地区间差异的缩小和实现均衡发展成为当前的重大主题。但是中西部地区不可能采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模式，需要扩大向西部周边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开放合作，推进欧亚大陆的建设与市场整合。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把中国西北部与中亚、俄罗斯与欧洲联系起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把东南各省与东南亚、非洲、南亚、南欧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经济合作圈，使国内区域发展战略与对外合作战略有力地互动。
4.从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出发，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平行推进全球治理创新
发展中国家普遍走上发展道路，一批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是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最大变化。这一变化对国际体系，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由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建立起来的。这一体系奉行市场开放与公平竞争原则，同时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建立了发展援助机制。但是，随着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同时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合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创新。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接受国际竞争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快速发展。发展不是通过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挑战现行国际规则和治理体系实现的，而是通过有效利用外部条件而实现的。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行国际体系、规则与经济全球化，其前提是积极主动稳健的开放战略，是坚持国内改革形成制度优势，并对外部影响有效地趋利避害。特别是当成功实现发展后，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需要在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一方面在现行体系中与发达国家在深化合作中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建设新的合作共赢机制。中国是在不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条件下进行合作的创新，既发挥自己的战略优势，又适应各国的现实需要，是务实的有效的合作共赢模式。
两年来，中国这一平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逐步展现。2013年由中国倡导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推动发展援助的一个标志。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有巨大的需求，但是现在世界银行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金砖银行的成立将使相互结算更为便捷，贷款更为方便，适应成员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在这样的发展贷款下，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为各国发展带来现实利益。
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对应，中国还建立了丝路基金，为与这一战略相关的国家提供建设资金。其同样发挥了中国的资金优势，为这一重大国际合作战略提供了保障。
应急储备安排是在金砖国家合作中的又一创新，在国际金融不稳定、美元波动的环境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风险。应急储备安排机制将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发挥金砖国家的优势，构建金融安全网，扩大各国货币互换规模，改变各国对美元欧元的过度依赖，对各国外汇储备构建安全保障。
无论是发展援助还是国际合作的金融安排，中国贯彻务实地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相关国家民生改善的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不以“民主化”为前提，在理念上形成与现有国际援助机制的差别，体现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发挥中国优势推动他国发展和适应自身需要拓展发展空间有效结合，是合作共赢原则的具体体现。
引领国际格局发展走向
――合作共赢旗帜的战略创新及世界意义
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旗帜，合作共赢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创新。这一战略不仅创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而且创新了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
1.伴随国家崛起进程持续推进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升级，合作共赢内涵更为丰富
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战略推进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基于国家发展的现实条件变化与目标而推进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正经历着新的历史性的进步，为合作共赢国际战略奠定了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则集中体现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创新。从开放型合作对象上看，中国从此前主要与美、欧、日、韩等合作，全面向俄罗斯、中亚、东盟、非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拓展;从开放型发展的内容上看，原来主要是贸易投资激励性政策安排转变为以基础设施建设开路，以各类项目合作为重点的国家间战略合作，并从引进来为主发展到更注重走出去;从国际合作的方式上看，中国不仅继续推动区域双边一体化安排，而且注重开放型合作，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起点创造市场连接的条件，推动合作深化共同发展。
概言之，中国开放战略升级的内涵是，中国的发展日益具有促进合作共赢的性质、作用与影响。
2.经济关系“压舱石”理论证明了共同利益原理，为合作共赢战略取得国际共识奠定了基础
在论述中美关系时，习近平主席提出了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回答了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基础问题，而且提出了中国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战略思想，是合作共赢战略的理论依据。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价值观差异显著，国际战略目标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没有共同利益就没有合作的基础。各国可以在各类问题上努力寻求共识，推进合作，和平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平使各民族友好相处，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最现实条件。经济利益是最有可能取得共识的利益，也是最有可能共同获得的利益。合作就能创造和分享更大的利益，面对不同的价值观，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经济关系是国际关系压舱石理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发展。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如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一样受到诸多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在探索复杂社会现象中，马克思主义最终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解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现象的本质原因。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利益是多元的，经济利益是基础，起决定性的作用。即使中美两个大国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国际主张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仍不排斥利益汇合点是经济利益。中美两国之间是这样，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也是这样。
以经济关系为压舱石，体现了顺应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的战略观。今天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使共同利益不断增强。脱离经济全球化任何国家都只能孤立自己，封闭自己，在发展中落后。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不同，结构存在着差异，但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益，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这一原理也同样适合于所有国家。中国提出以经济关系的发展作为国际关系的压舱石，体现了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征、积极引领全球化的战略取向，也把握了合作共赢战略最重要的基础。
以发展与各国的经济关系作为压舱石，不仅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体现中国的战略优势。中国正走在快速崛起的道路上，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以经济关系为对外关系的压舱石，有利于排除与一些国家的战略分歧及由此带来的影响自我发展的障碍，避免民族崛起的伟大进程被中断。同时，今天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基础正是经济快速增长，市场成长性良好，有着与各国深化合作的广泛的比较优势。注重与各国发展经济关系，就能使中国的比较优势继续得到发挥，最大程度地实现发展利益。
在强调以经济关系为压舱石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理论与原则，创建新兴与守成世界大国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主要大国的相互关系历来是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关系，而传统的国际格局观又总是把主要大国相互制约甚至新老替代作为大国战略的出发点。在自己崛起的进程中以创新大国关系避免陷入历史常见的大国对抗，是中国国际战略的一大创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以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因此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现实课题。
中国以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化解崛起进程中的阻力。一是增进互信，把握方向，正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防止误判。二是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对不可避免的分歧与摩擦加强沟通与合作。三是平等互利，深化合作，以顺应时代发展，创新性地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四是着眼民众，加深友谊，以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为根基发展友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合作共赢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创新。从出发点讲，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体现了“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4]。这表明，中国不但不以取代美国作为自己的崛起目标，而且主张以负责任的担当精神开创共同发展的新模式。
3.以弘义融利为原则，有利于建立国际援助新原则与共同发展新机制
当中国对外投资成为新特征，对外援助成为新主题以后，正确处理东道国发展利益与中国自身发展利益的关系相应地成为新课题。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中国明确了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创新了与各国共同发展的新机制，清晰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历史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式资源开采，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导致这些国家财富流失、环境破坏、经济结构单一，不能形成自身的发展机制。今天，当中国开始在一些国家中进行资源能源开发时，国际上一些人不加分析地把中国与当年的殖民主义画等号，毫无依据地称中国搞所谓“新殖民主义”，这背离了中国实行的与这些国家共同发展的基本事实。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高速增长，特别是正处于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以及国际分工将中国放在低端制造与高消耗环节，这一切都增强了中国对资源与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资源能源产业的投资是上述因素所决定的，是国际分工格局所决定的，而中国所采用的并不是当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战争与统治方式，而是当代国际投资通行方式与市场经济公平原则，也就是共同发展原则。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体现了四个基本理念与战略创新：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贯彻弘义融利原则。客观地讲，中国扩大对外资源开发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是由国有企业代表国家战略进行这类开发的，国家战略与企业营利原则在这里是相统一的。中国注重与东道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国家外交原则与企业的商业行为融为一体。
二是在合作方式上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务实地帮助东道国发展。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基础设施薄弱是发展的瓶颈。中国注重首先帮助这些国家解决生产生活最为紧迫的道路、电力、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创造基本条件。这种务实的合作方式对相关国家产生了更为直接的效果。
三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尊重东道国的政治选择。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各不相同。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往往以推进民主化为前提条件，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与此不同，中国奉行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尊重相关国家自主的政治选择，形成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根本不同的援助模式，切实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四是加强海外利益保护。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大，海外资产与人员数量迅速增加，海外利益的有效保护成为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新课题。面对一些国家地区的不稳定状态，特别是恐怖主义等威胁，中国开始注重提高保障能力与水平，加强保护力度，以切实维护海外利益。
总之，近年来的发展实践使我们看到，中国崛起的新阶段上的一系列新的重大主题正在得到系统的回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形成了多方面的理论与战略创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创新了对外经济关系的内涵与形式;以经济关系发展为基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方针创新了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国际投资与援助中的义利观和发展方针，创新了新型大国海外发展模式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模式。
参考文献：
[ 2 ][ 4 ] 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 人民日报，2014.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