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赛金花是中国晚清民初历史上颇具争议的女性，她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屈辱历史的缩影。庚子年间，赛氏由于其在北京特殊的身份和作为而被赋予了“赛二爷”这一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称谓。瑞士华裔作家赵淑侠立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对赛氏颇具争议的一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本文试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入手，对赵淑侠笔下赛金花“北京爷”形象及文化意义加以阐释，以期对赛金花这一历史人物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给予适当的评价。
关键词： 赛金花 北京爷文化 社会性别 性别政治
赛金花是中国晚清民初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女性，她的一生不仅仅反映了自身悲剧的命运，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屈辱历史的缩影。赛金花，本名赵彩云，安徽徽州人，但民间传说皆认为“傅彩云”是其本名。她早年曾以“状元夫人”的身份随其夫洪钧出使欧洲四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赛氏人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这年义和团起义引发八国联军侵华，赛氏于庚子年间在北京救国的事迹就由此而来，“赛二爷”正是这一时期北京百姓赋予赛氏的称谓。
从晚清直到现在，对赛金花的研究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从未间断，但多数是国人对赛氏人生进行的描写。在众多以赛金花为题材的创作中，瑞士华裔作家赵淑侠女士创作的小说《赛金花》，从一个具有海外漂泊情怀的女性作家的视角出发，对赛金花颇具争议的一生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赛金花作为一个在正史与野史之间徘徊的女性，其一生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其在庚子国难时期的“赛二爷”形象，以具有男性特征的“爷”称谓称呼这样一位争议性极大的女性形象，这在当时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现象。在晚清民初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中，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具有古都北京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也对赛氏这一历史人物之意义的界定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下文便对华裔作家赵淑侠笔下赛金花之“北京爷”形象及其文化意义加以阐释。
一、赛金花之“北京爷”形象
赵淑侠在小说《赛金花》中塑造的赛金花是以带有“男性气质”的妓女形象出现的。
在小说中，人们给予庚子国难时期的赛金花一个新的称呼：赛二爷。所谓“爷”是一个特殊的称呼，这一称呼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北朝乐府诗《木兰辞》中便有“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一句，可见，“爷”最早是专指父亲的。后来逐渐发展演变，“爷”成为对长辈或成年男子的尊称。据《清稗类钞》中记载：“北人齐辈相呼辄曰爷，以其姓氏加于上，曰赵爷，曰钱爷，以其行列加于上，曰大爷，曰二爷。”①可见，北京人是惯以“爷”这一传统称呼来表现自己的文化地域身份的。“爷文化”在北京由来已久，由于北京曾作为五代帝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这样的地域文化使过去的北京人逐渐养成了礼貌说话的习惯。在余钊先生的《北京旧事》一书中专辟一篇为“礼貌的北京话”，其中就写道：“过去北京人称呼他人为‘某某爷’（仅限男性），称呼老人为老太爷，称呼成年人则是采用‘姓氏加排行加爷’的办法……如果不知道对方的姓氏、排行，则称呼‘这位爷’。”②可见，明清时期在北京称呼他人“爷”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但这种称呼仅限于男性使用。
“爷文化”在北京民俗历史文化中是具有重要的地域文化内涵的。而以这样一个尊称男性的“爷”称谓来称呼赛金花，足见庚子年间北京人民心中对赛氏的感激，虽然这种感激之情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王德威曾这样评价赛金花这一人物，她“既是肆无忌惮的妖，又是自我解放的新女性；既是骇人听闻的悍妇，又是革命女英雄”③。赛氏作为一介女流，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期以自己的力量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作为“爷”的形象，其身上便有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新特征。在赵淑侠对这一时期“赛二爷”的描写中，她虽然身为妓女，但却受人尊重：“‘赛二爷’的名声太响，走到任何地方都会赢得感激与惊赞之声，仿佛她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身份地位忽然变得崇高了似的。”④甚至朝廷重臣李鸿章也“派人来托她给转圜斡旋”⑤。她坚强、自信，即使在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临危不乱：当面临几个德国年轻军官的无理时，她“傲然地挺挺脊背”⑤，与这些侵略者据理力争。她如男人一样支撑着一个“家”，“今天的金花可不是靠人吃饭，逆来顺受的小可怜儿了，她养了一群人，这些人要看她的脸色吃饭，要听她的指使”⑥，她不依赖任何人，她依靠自己。可以看出，赛金花在庚子国难时期的表现明显显示出男性特征，她有自己所谓的“事业”，因救人而受人尊重，无论是在欺辱她的国人面前还是在西方侵略者面前她都自信、坚强、不屈服，这些表现都符合“男性气质”的三个要素。
总之，赛金花在庚子国难时期以“赛二爷”这样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形象出现，华裔作家赵淑侠将其塑造成“北京爷”的形象，在刻画的过程中力求反映出时代历史对人物性别转变的影响。然而这种社会性别的改变不仅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它又以创新的力量影响着历史的形成。
二、社会性别结构变化引发的社会变革――“赛二爷”之性别政治文化
赛金花身上的“男性气质”是一种社会性质的性别，这种社会性别既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又是历史的营造者。晚清民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长期的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当这种男性压迫女性的生存现状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性别结构就会产生质变。“在任何不平等的结构中都会形成一定的利益，结果必然会造就一些不同的集团，通过维持或改变这种结构，这些集团得到或失去利益。一个男性统治女性的性别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防卫性的男性利益集团和求变性的女性利益集团。”⑦赛金花就是“求变性的女性利益集团”的代表。
但是，当我们提到某一女性身上的“求变性”时，不得不考虑到同时还存在着一种“防卫性的男性利益集团”，男权制的获利使男性更有可能掌握国家权力，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机构……国家有组织的实践活动是与性别结构的再生产息息有关的……实践的性别建构与生物性的生育毫无关系。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社会因素。”⑧可见，性别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政治结构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由于历史的不断推进，新思想的出现必然会使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群体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中国封建社会以男权制为中心，传统妇女的“三从四德”长期将女性束缚在家庭生活中而与社会完全脱轨。鸦片战争在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也打开了中国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大门。正如小说中对赛金花的描写，“往日尊贵的如今不尊贵了，不尊贵的却尊贵了……一个卖笑的苦命女人，居然管起国家大事来了。”⑨正是由于赛氏自身“男性”意识的觉醒，才使她在庚子国难时期担负起救民于水火的重任。而那些在封建社会掌握着实权的男权群体，“朝廷里的王公大臣、守城的官兵、立志要扶清灭洋的义和团，逃的逃躲的躲，仿佛在一瞬间土遁，一个也不见踪迹。”⑩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赛氏作为女性担负起了时代的重任，而那些自认为应该担负重任的男性却不知所踪。两性颠倒，性别结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被倒置了，由此引发的性别政治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政治是男人的领地，如果妇女想从中分得一份权力，就会遇到男人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往往表现为各种障碍：从合法的排挤……到有利于男人的大量非正式的偏见和假说。”{11}这种性别政治往往会引起两性冲突，最终会导致社会不同程度的变革。 综上所述，赵淑侠在其小说中，以“北京爷”的形象塑造赛金花在晚清庚子国难时期的“赛二爷”形象，这一形象身上不仅体现着男性性别特征，同时也是社会性别政治的典型例证。由于性别政治的影响，造成两性之间的冲突，从而引发了政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赛金花在晚清庚子国难时期行为的“去性征化”，其身上“男性气质”才会体现，而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既尊贵又屈辱）又造成了男性在政治事件中对女性的排挤和假说这种性别政治现象，晚清民初时期的社会现实便以这样的形式在赵淑侠的小说中呈现出来。
② 余钊：《北京旧事》，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③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参考文献：
[2] [美]R.W.康奈尔著.柳莉等译.男性气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 Paola Zamperini. Lost Bodies：Prostitution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Fiction[M].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