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天文台台长。她建立、发展了中国的世界时综合系统，并使得该系统精度从1963年起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她力主设立的基线干涉站，为“嫦娥一号”探月创造了必要条件。1988年，她当选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1994年，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她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叶叔华。
曾三次修改大学志愿
1945年抗战胜利，中山大学招生，叶叔华的初衷是报考文学专业。可是父亲不同意，怕念文学将来连饭都吃不上，想让她学医。叶叔华坚决不肯，三次修改志愿，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填报了数学系。中山大学当时没有单独的数学系，只有数学天文系。叶叔华以理学院第一名的高分，被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录取。
由于是数学天文系，要学数学和天文学的专业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比如物性学，现在物理专业的学生也未必涉及的，叶叔华当年都学了。系里有门叫实变函数的课程，学生公认是最难的课，很少有人能过，但叶叔华高分通过，其中当然少不了埋头苦读的辛勤汗水。在中山大学接受的扎实教育和养成的严谨作风，为叶叔华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升我国世界时测时精度
1951年，叶叔华进入徐家汇观象台工作，她是那里的第一位女性研究人员。徐家汇观象台是上海天文台的前身，由法国人创建。之所以在上海建立天文台，就是为了观星测定时间。这种测定时间的方法是以地球的自转运动为基准，通过观测不同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而得到标准时间。测定时间后，通过无线电系统发送给在上海附近海面上的航船。航船对比时间讯号与格林尼治时间，就可以确定自己所在的经度。新中国成立后，测绘地图同样需要用这种方法，通过精确定时来确定方位。
当时在巴黎有一个名为国际时间局的机构，其分支分布在世界各地有条件进行时间观测的天文台，每半个月向该局报告一次观测结果。国际时间局经过周密计算，确定的时间就称之为世界时。徐家汇观象台是中国唯一一家参加世界联合观测的天文台，负责向上述机构发送观测结果。
这也正是叶叔华当年做的工作――看星星，定时间。听起来很浪漫，但每个夜晚对着天空，仔细观测每颗星星位置的细微变化，还要进行大量复杂的计算，不仅不浪漫，反而很枯燥。由于室内外的温差会对观测产生影响，观测时要把屋顶拆掉，使内外温度一致。上海的冬天潮湿阴冷，与温暖的广东截然不同；夏天蚊子滋生，常常叮得观测人员浑身是包。
刚解放的新中国，极度缺乏天文专业人才，叶叔华除了进行观测，还要经常指导其他参与观测的同志。而他们所用的设备，还是法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购置的，已经破旧不堪。1958年，我国提出建立自己的标准时间系统，叶叔华是主要带头人。刚开始，我国测量时间的精确度在全世界是倒数水平。叶叔华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文台是从法国人手里接管的，我们当然有责任把它变好，对吧？就算是国家没有要求，你也会觉得总不能比法国人差。”经过叶叔华团队的努力，到了1963年，我国的测时精确度已经跃居世界第二。1965年，我国结束了采用别国时间讯号的历史，北京时间自此沿用至今。
建设射电望远镜
射电望远镜和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技术从此进入叶叔华的视野。“文革”后期，中科院向各个单位询问发展事宜，她就大胆提出了发展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还跑去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跟人磨嘴皮子，说中国一定要发展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和激光测月。
如今上海新地标“天马”65米射电望远镜，也是叶叔华一手促成的。“天马”建设的每个阶段，她都会去工地看看；建成投用后，她多次为前来参观的公众担任讲解员。
新时代的继续探索
1981年，叶叔华出任上海天文台台长，她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女天文台台长。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外天文界的学术交流也丰富起来。
观测精度的极大提高，使得天文台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测定时间，还可以观测地球板块运动、海平面变化等等。由此，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天文地球动力学形成了。这项研究云集了100多名科研人员和30多名专家教授，叶叔华出任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1994年，叶叔华主持了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国际合作计划。这是少数几个以我国为主体的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我国负责中央局和秘书部的工作，在项目中始终起着核心作用。参与的除了我国，还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项目一直延续至今。
该项研究首次建立了中国天文的完整图像，并成功预测了厄尔尼诺灾害；第一次清楚地测定了中国的地壳运动，掌握了地壳板块运动剧烈的地方，也就是地震的高发区。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一直有人质疑为何未能及时预报。叶叔华澄清说：“目前的科学发展水平，对地震还无法作出精确的预测，只能说哪个地方板块运动比较活跃，容易发生地震。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地震预报的难题迟早会被攻克。” 随后，叶叔华还参与了我国的奔月工程。探月卫星飞向月球时会进行变轨，需要精确计算运行轨道，而精确计算的前提是精确测量。由于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大约为38万公里，而我国的精确测距范围最远只有8万公里，“嫦娥一号”的变轨成为一大难题。以叶叔华为首的专家组，正是利用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成功地攻克了这一技术难关。
为了表彰叶叔华对天文事业做出的贡献，1994年8月，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叶叔华星”。在我国，能冠名小行星的，都是行业中的顶尖人物，如祖冲之、沈括、巴金等。这充分说明了叶叔华在天文科学中的地位。然而叶叔华平淡地说，她从来没有刻意观测过天空中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这颗星星。
研究之外的多彩生活
除了研究工作，叶叔华院士还担任了众多社会职务，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对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一直是叶叔华关心和强调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十万个为什么》时，叶叔华就是负责天文卷的编委。说到这一点，叶叔华连连摆手，谦虚地说：“其实我没做什么工作，都是下面的作者在做。我的日常工作太忙，只能做些支持的工作。”
叶叔华还发起成立上海市科学普及志愿者协会并担任会长。有一次，她同广大天文爱好者同赴漠河观测日全食。观测结束后回到哈尔滨，她因劳累过度受了风寒，突发高烧。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她仍满面笑容地出席最后一晚的联欢会，使大家深受感动。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奶奶”，不少小朋友甚至把她视为自己的偶像，立志成为像她一样的科学家。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叔华坚定地担当起自己的职责。从建议制定科技节，到愤怒谴责盗版行为，从签名倡议不吃野生动物，到呼吁改善人才待遇环境，她提交的有分量的提案非常多。提起这些，她只是简单地说：“人家推举你做代表，总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其实我真正能做的很少，但这些正确的行动，我一定要支持。”
工作繁忙，属于叶叔华的私人时间并不多。每天晚上回家，与老伴一起听着音乐分头工作，就是她最大的享受。有人询问她为什么年过八旬还要坚持工作。她说：“拿天文的眼光看，人的一辈子有多长？就算100岁，也是很短的。100岁中，能给社会做贡献的，恐怕不到50年。所以好多事情，还是要靠我们能做的时候多努力。只要我还能工作，我就会继续工作，除非有一天我做不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