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古韵》是凌叔华在跨文化语境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它的产生与创作受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尤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影响，也同时体现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的表述冲动与写作策略。作者将阅读对象设定为西方读者，针对这一接受主体的阅读期待，在体裁、内容、语言、风格等各方面都做出主动迎合的努力。
关键词 《古韵》 跨文化写作 自我东方主义
《古韵》的创作横跨欧亚大陆（中国和英国），是凌叔华在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通信之中促生并最终完成出版于英国的。1953年《古韵》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并引起了英国评论界的重视。从一个六岁的懵懂的小姑娘到一名初具独立思想的女子师范学生，凌叔华以时间为序，以主人公女孩儿“小十”的视角，向我们述说了“小十”的成长经历以及她所在的家族发展的历史。故事共分为相互独立的十八小章，每一章都可以作为一个短篇小说来阅读，而各章之间又通过人物关系与情节进行勾连。
一个中国女作家所写的中国故事，何以用英文写就并在英国出版，又为何受到西方世界的欢迎，作者的创作意图何在，在叙事方面的选择依据为何，这是本文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古韵》的写作缘起以及成书过程
（一）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的交往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当属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该集团成员多为知识界的精英，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该集团的精神领袖。该集团中的很多人都对中国情感深挚，第二代成员朱利安・贝尔于1935-1937年间任教于武汉大学，在此期间与当时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凌叔华相恋。二人关于文学艺术的交流，以及以朱利安为媒介，凌叔华得以与其阿姨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文学进行通信交往，是《古韵》诞生的一个契机。
凌叔华与伍尔夫的通信始于1938年，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战争以及贝尔离世等伤痛折磨着凌叔华的心，此时英国也处在二战前的紧张氛围之中，伍尔夫也面对类似的境遇，二人惺惺相惜。伍尔夫作为文坛的前辈，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建议凌叔华通过“工作”来战胜苦难、忘记痛苦。在信中，她根据从朱利安处获得的对凌叔华创作才能的了解，鼓励凌叔华进行文学创作。在后来为期两年的通信之中，二人就凌叔华文学创作的体裁、题材、内容、语言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而凌叔华也采取了伍尔夫在写作策略上的诸种建议，并且每写完一章，都寄给伍尔夫阅读评点，直至1941年伍尔夫去世，二人的交流终止，《古韵》的写作不得不告一段落。1947年，凌叔华携女赴英，经伍尔夫的密友维塔・韦斯特的帮助，联系上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在其旧居找到了凌寄给伍尔夫的《古韵》手稿，之后凌叔华对书稿进行了修改，由韦斯特亲自写作序言并将其推荐给荷盖斯出版社，《古韵》终于在1953年出版。
（二）自我东方主义影响下的表述冲动与写作策略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东方主义产生于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文化霸权，而在这一过程中，东方并不是完全沉默的“他者”，同样具有自我表述的冲动。为了赢得在西方世界的话语权，东方时常要做出一种迎合的姿态，这便是自我东方化。
《古韵》的创作，也体现了自我东方化的倾向。1938年7月，凌叔华在至伍尔夫的信中说：“如果我的书能为英国读者提供一些中国人生活的真实画面，让他们发现这些人也和所有英国人一样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通过一个东方孩子的视角向他们呈现中国人生活和性方面的真实情况，我也就满足了”①。正是这种想法驱使凌叔华以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高门巨族的生活为表现对象，向西方读者展现韵味悠长的东方世界。
二、《古韵》对于西方读者的迎合
如今，伍尔夫与凌叔华的通信大部分已无迹可寻，我们所能见到的较为完整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书信集》的第六卷，该卷保留了伍尔夫1938―1939年致凌叔华的六封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伍尔夫对于凌叔华写作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比如，对于自传这一体裁的选择、英语语言书写的意义、主要读者群体的定位、对于细节的重点把握等。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达到“为英国读者提供一些中国人生活的真实画面”的目的，凌叔华在作品中做了一些迎合西方世界读者的努力。
（一）对于古老中国韵味的表现
表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以及韵味悠长的一面是《古韵》题中应有之义，这从作品的命名AncientMelodies中便不难看出，这种古老韵律的表达自然离不开中国文化中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而凌叔华本人的古典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得到了完美展现。
《古韵》故事的主人公“小十”，本来只是封建大家庭众多孩子中不甚起眼的一个，她的绘画天赋为她赢得了父亲的青睐，因而有机会接触到那个时代具有极高水平的文学家艺术家，并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学习获得对美的敏锐感受，体会到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髓之美。因为父亲的引荐，“我”得以向名画家王竹林、缪素筠学习绘画，“我”一面领会绘画技巧，一面耳濡目染于各位老师的艺术旨趣、高尚情操；除了习画，“我”还有机会跟随五哥的启蒙老师贲先生学习古典诗词和四书五经，学习的过程中我领略到古典诗词的美，并对孟子的仁义观以及唐诗产生深刻兴趣，获得一种以责任和达观为主要内容的健康人生观念；另外，“我”的义父义母琴艺高超、颇具古代士大夫的生活气息，“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之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单纯和谐，义母的琴声以及与弹琴相关的古代典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良好的古典文学艺术素养除了带给凌叔华对于艺术美极高的鉴赏能力，也使她的精神气质逐渐走向婉约雅致、平和忧伤，同时深刻影响了她的文章风格。《古韵》开篇“回首往事，既喜且忧”一句，即点出了故事的叙事风格，这种风格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教中庸精神共通，并且体现在之后的行文之中。比如，在日本的樱花节上，“我”听到云游和尚的笛声，感受到“笛声忧郁哀怜”，便“颇为伤感”；看妈妈在庭院里刺绣，陶醉于那画面，“我竟不知为什么，眼里忽然盈满了泪水”；记叙从日本返回家乡的原因，“夏日的一天，七姐和八姐跌入高山瀑布，溺水身亡……我怀着无尽的依恋离开日本。”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将那种人事无常、无奈怅惘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细腻感伤，与传统意义上的诗人气质颇为符合。 通过对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文化内容的表现，以及隽永忧伤的故事叙述，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一种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情怀。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纯净唯美的理想乐园，一片人人心向往之的净土。可以说，凌叔华对古老中国韵味的表现迎合了西方读者在阅读有关东方的小说时的期待视野。
（二）琐碎繁复的细节展示
凌叔华记述了中国旧式大家庭的生活场景以及房屋、室内的摆设与装饰等等，细致而周全。
先说家庭生活场景。凌叔华向读者展示了一副真实生动的封建大家庭世态图，姨太太之间的勾心斗角、佣人的仗势欺人、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之间淡漠的情感关系……这“世态的一角”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日常状态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新鲜、甚至费解的。也正因其异质性，才更能吸引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再说房舍、家具陈设的细节。文中有多处对于室内环境的描述，比如《一件小事》中对于我的画室的描述：画室窗前的紫藤、丁香，与窗子相对的两条材质不同、特点各异的桌案、适合小女孩子坐的大方凳子……这些细致入微的室内装饰、室外生活场景的描写帮助西方读者在头脑中构筑起故事中人物的立体生活场景，有利于西方读者对作品内容和情感的接受。
（三）近乎直译的英语表达产生的陌生化效果
《古韵》以英文写就（部分章节先以中文发表，后翻译为英文），非母语写作的难度显而易见，且凌对于英文表达会影响中文的原有意思这一点顾虑重重。然而在伍尔夫看来，这种近乎直译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美丽非凡，发现一种陌生而诗意的微笑”。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毕竟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种中国味儿十足的英语表达是不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的，因而刺激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古韵》是凌叔华在跨文化语境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它的创作至出版的全过程受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影响，也同时体现了一种“自我东方主义”的表述冲动和写作策略，为满足西方读者群体的阅读期待，在体裁、内容、风格、语言等方面都做出了调整。《古韵》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最美好的一部分，表达了作者对于古老中国的深挚热爱，也揭露了旧式封建家庭中女性的悲哀，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于古老中国的想象，因而在西方受到欢迎。
注释：
①[美]帕特里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M].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257.
参考文献：
[2]凌叔华.凌叔华年谱[M].陈学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3]伍尔夫致凌叔华的六封信中文译本（杨静远译）[J].中国之友，198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