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三个方面分析江道莲作品中的跨文化意识，从“双重视角”出发研究江道莲的小说集《长衫》，为理解她的作品提供一个跨文化视野。
关键词：江道莲；澳门土生文学；跨文化意识
江道莲是中葡混血后裔，同时也是个在澳门成长的土生澳门人。这样的双重背景为她在创作上提供了一份“双重视角”。相较于来到澳门的葡萄牙人，江道莲的身上多了一份更切身的体验，这使得她的小说不仅仅是站在“旁观者”的身份看待社会问题，更是以一个“体验者”的视角；相较于澳门的华人，江道莲又增加了一份“文化他者”的身份，这又使得她的小说在表现女性苦难的同时，没有把自己代入“受害者”的倾诉角色，而是以一种感同身受的认同角度在表述现实。
这样特殊的“双重视角”，也为江道莲的文学创作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虽然在她的创作中，文笔显得较为平常，但是她的作品在澳门文学史上仍然拥有很高的地位。她的小说集《长衫》，以女性的细腻与敏感，描写了澳门女人的种种故事，“传达了东西方交流层面的复杂世界，她笔下的女性虽然饱受磨难，却都以坚强的力量蔑视苦难，向男人主宰的世界发出了呐喊和控诉。她的小说被称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妇女生动的生活画卷，也是女性的赞歌。”
学界对于江道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以下几个角度：以“文化立场”的角度分析江道莲作为澳门土生人的文化视界1；以“中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视角分析以江道莲等人为代表的“澳门土生葡人作家群”群像2；以“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她的作品3；以人性与良知的角度剖析江道莲的小说内涵4；从人物塑造和写作手法两个角度分析其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5；通过结合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他者”概念来评述她的代表作《旗袍》6；还有一些学者重点探究了江道莲小说集《旗袍》中的华人女性形象，分析了江氏小说中的女性行为所表达的价值观。
本文着重探讨江道莲作品中的“跨文化意识”，这个角度的研究对于理解江道莲的作品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一、 江道莲的双重文化视角
江道莲的双重文化视角是由她的出生和生活背景所决定的，就如引言的一开始所讲，中葡混血的出生以及在澳门本土的生活给她带来了不同的眼光和格局。“作者不是一个19世纪里斯本社会生活中的一员，也不是一个在东方漂泊多年对中国文化着迷的旁观者，她生长在澳门，与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以她中葡混血的身份，可以偶然地跳脱出来，观察这个各种文化交融有着太多复杂痛苦经历的土地。她又与中国澳门联系得太紧了，她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有着切肤之感。”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造成了江道莲的双重文化视角，而这样的视角又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样的文化视角表现在江道莲的人物塑造上。在很多故事里，江道莲习惯于塑造这样的两种人物――一种是受到了西方启蒙思想洗礼的人物，另一种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人物，这两种人物之间的对立生动而鲜明地表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并且直接反映出江道莲双重文化视角下的人物塑造特点。比如在作品《长衫》中，女主人公珍女，是一个接受过西方启蒙思想教育的先进女性，男主人公（珍女的丈夫）则是个传统封建父权社会下的保守男性，在战乱发生的时候珍女选择了挺身而出，依靠做舞女来维持全家的生计，而阿忠却由于接受不了妻子的这些行为，最终在激烈的争吵中将珍女杀害。这样的悲剧一方面是受到战乱的激发，另一方面却是源自隐藏在表面融合的两种文化之下剧烈的冲突。江道莲通过塑造这样的两种人物，更现实地在作品中表现了文化冲突的主题。
其次，双重文化视角也表现在江道莲对于作品主题与内容的选取上。作者在选取故事的题材与内容时，通常会选取能够产生文化碰撞的部分。比如小说《施舍》中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了几个生活中的画面，饭桌上用刀叉的父亲和用筷子的母亲，儿子在各种场景下对母亲的态度，以及最后儿子与母亲告别的场面――内心复杂的儿子，由于对卑微、愚昧的母亲的鄙视，即使是告别的最后一刻也仍旧做出了令母亲心碎的事情，将一枚硬币抛给了母亲祈求一般的双手。故事的主题在最后的告别里表达得淋漓尽致，即在外来入侵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先进启蒙文化）面前，本土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母亲”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侵略者”面前甚至抬不起头来。作者在故事当中站在了母亲的立场，表达了自己的痛心。
最后，@种文化视角还表现在江道莲在作品中的表述形式上。小说集虽然是用葡语写作的，但是小说里的叙述方式却是简洁而直白的，而且很少有对话，也很少有细节描写，这和西方传统的叙事方式很不一样，带着比较浓厚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点，这在葡语写作中也是具有“江道莲式”的特殊性的。
二、 江道莲作品中的“东方血液”
江道莲的小说中，在表现葡人之澳门生活图景的同时，更多的还是在讲述澳门的本土生活，作品中表现出了诸多带有中国传统的“东方血液”。
一方面，在故事内容上，特别是两性关系方面，作品中表达出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宗法制度――以男性为主导。比如《长衫》中的珍女，虽然经历过西方启蒙思想的洗礼，回国后仍然接受了原来长辈们就定下的婚姻，并且在婚姻中处处服从，尽职地做好“中国式贤妻”的角色。如同李淑仪在《16-20世纪澳门葡语文学的探索与研究》中指出：“在江氏的小说中，男性作为强势的主导是毋庸置疑的。当女性穿上家庭臣服者的服装后……一切是脱不掉也逃不掉的，只有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地跟在男性后面。”
另一方面，在艺术手法上，江道莲不论是从形象塑造还是审美倾向，都带有中国文化色彩。在她的笔下，女性人物相对西方的女性更显内敛，在与男权社会的对抗中虽然时而表现出与命运做抗争的勇气，但总体来说还是很克制的。比如在作品《怀恋之隅》中，接受过欧洲教育的女孩与西洋建筑师相恋，在旧家庭与自由爱情的对峙当中，虽然做出了反抗，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而在西洋人的观念里，处于同种情形的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出逃、私奔。作者在文末也感慨道：“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为了爱一个西方人竟然要离开这尘世。”这样的结局在故事当中体现出了作者“中国式”的艺术表达手法。
三、 江道莲作品对于“跨文化意识”的具体体现
江道莲的诸多作品中都直接反映了她强烈的“跨文化意识”，这里以作品《施舍》为例简单地加以分析。
一方面，作者对作品主角的选定，体现出“跨文化意识”。在《施舍》当中，读者对于母亲的印象十分深刻，特别是母亲最后的那句呼天抢地的呐喊，“我孕育了他的生命，可他只给了我一点施舍，一点施舍啊！”这句话让人心碎，读完小说对母亲的同情久久徘徊在脑海。但其实小说更多的笔墨是放在了儿子的身上――一个葡萄牙父亲与一位身份卑微的华人母亲的“产物”，他们之间甚至没有爱情，所以没法说是“爱情的结晶”。正是因为作者更侧重于体现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与冲击，所以她将主角的背景如此设置，如果单纯地为了体现女性在此种社会背景下的苦难，那么作者应该将母亲设置为作品的主角。
另一方面，作者的叙事角度，也为这种“跨文化意识”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表现平台。作品的第三者叙述角度，给整个故事提供了一个很全面的视角，其中又侧重于从儿子的角度来叙述主要事件，从儿子在离开澳门远赴葡国求学之前写起，写儿子对于父亲的回忆、对于母亲的看法和对两者之间相处模式的观察――父亲对母亲永远都在发号施令，而母亲永远都是唯唯诺诺。在这些描述里很清晰地表现出儿子对母亲的态度是嫌弃的，而对于父亲，甚至是对于父权主导的社会，是肯定、认同的，他渴望逃离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尴尬局面，于是他决定离开澳门，去葡萄牙结识父亲的家族。在整个叙事当中，作者从儿子的视角，表现出儿子眼里的“华人女性形象”，虽然儿子的眼里这样的女性是令人不齿、十分卑贱的，但在作者的立场，对于这样的女性却是报以深深的同情，作者本人的立场从作者在叙述中转换到母亲的视角时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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