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一对小夫妻在网上受到热议。大家对他们的好奇之处在于，这对小夫妻号称“不工作、不生孩子、不出外交际，全年花费2万元”，并详细列举了他们的开销清单，其“精打细算”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当然，大家关心的其实并不是两万元的开销如何实现，也不是小夫妻“精打细算”的深厚“功力”，而是他们在其中透露出的生活态度。夫妻二人直白地表明了，选择这种生活，只是为了“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想成为打工的奴隶;“在家不用看别人脸色”，是为了“有尊严地生活”;对于孩子，他们更认为“要孩子才自私自利，让孩子在这个罪恶的社会中生活，父母们不感到有愧吗？自己没有出人头地，没有出息，想让孩子来出人头地，这不自私自利吗？”
毫无疑问，这对小夫妻是明显的“逃避型人格”。无论是“奴隶般地工作”，还是为了“有尊严的生活”，都显露出这对小夫妻对于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事实上，这种社会现象并非今天的中国所特有，在大部分跃进发展的社会中都曾出现过。
日本在明治末年昭和初期，资本主义经济迎来第一波高速发展。正像如今的中国，当时的日本，在不足半世纪内，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两百年才走完的旅程。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让许多个体感到不适，产生出了消极避世的心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日本社会出现了“高等游民”的现象。被称为“高等游民”的这群人，大多为贵族后代，或不肯抛弃传统观念的人，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却不愿从事工作，只以读书打发日子。在夏目漱石等作家的作品中，多次出现过这类人物。而上海这对小夫妻的心理状态，或许就与曾经的“高等游民”类似。
不过，即使有着客观原因，但这对小夫妻的观念在主观上仍有值得商榷的误区。这种误区不在于他们不工作或不生育，也不在于他们“回避社会”不愿应对压力，而在于他们在放弃融入主流社会后，所选择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内容。
如果说，“不交际”还可理解的话，那么每天都呆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这种生活是不是太“苍白”了。难怪有网友评价他们过的日子，实际上是“生存”而非“生活”。
马克思说过，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劳动”的经济动物。这对小夫妻显然弃绝了“经济生活”，而完全只在消费。相比之下，即使是日本的“高等游民”，他们虽说没有直接参与生产，但也是围绕兴趣在研究阅读，长而久之，在自己的领域能提出有一定价值的批评和观点，可以说是间接生产，而非完全只在消费。这样来看，这对小夫妻过的就真是“动物的日子”吧。
其实，真正有头脑的人，即使不工作，生活中仍有许多选择：你可以做慈善，也可以在感兴趣的领域发挥能力，再一无是处，还可以去福利院等公益机构贡献劳力。像他们这样宅在家里，每天只是“消费”社会资源，除了懒惰外，或许还因为没有真正感受过劳动的“愉悦”。在他们的观念中，劳动只是换取生存资料的过程，却没意识到劳动本身也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凡体验过助人为乐的愉悦，或某些成就带来的满足感的人，都能理解劳动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所以，这对小夫妻陷入“悲观主义的生活”，就不能只用心理挫折或压力过大来当借口。
要知道，悲观主义者如亚瑟・叔本华，比他们的经历要糟糕许多。他拥有一身才华，却不得不面对完全失败的求职生涯。在他一生中，只担任过一段时期的编外教授（临时工），却未获得任何大学的正式职位。面对这样的困境，他的确形成了刻薄的性格，但却未放弃哲学上的探索，并最终树立了后世的学术地位。
这样看来，我们有什么理由比叔本华对这个世界更失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