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左边那个蓝衣服的女生你要点什么歌？”萧煌奇站在演唱会的舞台上，假装看得见。台下笑成一片。闭上眼睛听，他是个充满魅力的人，爱笑，声音质地密实，没事洗刷下自己，不动声色地替大家解了围――跟残障人士在一起，坐立不安的那个往往是我们。
可还是能看见他的软肋，不论舞台大小，他的移动空间仅限于周围的几步之内。歌曲节奏再欢快，手脚还是小心翼翼，生怕不注意就露了怯，唱到高昂处不时踮一下脚。
“很多东西我也不晓得怎么去表达，”萧煌奇说。
安可曲《只能勇敢》他唱动情了，微微颤抖的声音格外清晰。他摘下墨镜，将毫无修饰的眼睛暴露在人前。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没人按快门，只听见隐隐的抽泣。这种时候，他又成了符合大家期待的励志人物。
“太多人赋予我身上很多（东西），”为此萧煌奇必须做造型、化妆、戴墨镜、参加宣传，维持良好的形象。采访那天拍照，经纪人事先准备了3套衣服。但镜头前的他看上去有些无措，摄影师把需要的感觉分解成几个动作，头、手怎么摆，脸上该有怎样的表情。这是萧煌奇习惯的拍照方式。他从小就不太会照相，跟家人出游拍照，大家笑得开心，只他一人束手束脚，好像闯入了禁地。
想象中他的生活有诸多不便，问他怎么感受时间变化，他动动嘴巴，房间里响起一串小鸟的叫声。又拿起手机秀语音报时，这个盲人语音辅助功能可以指导他上网、分享音乐、听微博和信件。预想中感性的话题打在了高科技的棉花上。
他甚至认为看不见给自己带来了另一个优势，除了视觉，其他感官都升级成加强版，跟人稍作接触，就能通过声音和谈吐判断是否值得深入交往，而对方往往浑然不觉。
这次去参加《我是歌手》，他毫无意外地唱了《你是我的眼》。这首歌2002年首发，2007年被林宥嘉唱红，2015年大陆观众才知道他的存在，萧煌奇觉得命运有些偶然。
不过和13年前不同，如今DV机充当了他的眼睛。他一有空就拿出来拍，以防哪天“不小心”又看见了。这几年萧煌奇攒下好多影片，每次打开，光听到声音就满足得不得了，要是能看见“哇，原来谁谁谁长这副德行”就再好不过了。
当世界突然关灯
萧煌奇眼前的最后一个可见物是篮球。
他有先天性白内障，4岁做了两次手术，好不容易“偷”来一点视力，虽然无法看清细微的颜色、线条和构造，总算能体会朦胧美了。
做水泥工的妈妈深知现实残酷，送他到普通小学上课，不希望他与社会脱节。萧煌奇把凳子搬到黑板面前，看起来还是吃力，常常问“这个字是什么？”老师不耐烦了，将他“发配”到最后一排，妈妈只好带他到台湾专门为视力障碍的孩子设立的启明学校。在这里，萧煌奇成了“盲人中的明眼人”。
那时他喜欢打篮球，高一的一个下午，和几个弱视的同学在操场玩，投篮没中，他跳起来接。突然篮球失去了色彩，变成一个小点。“那一瞬间我害怕了，不敢接它。”他强装镇定，眨眨眼睛，还是不行，这下心里慌了。
视力如退潮的水，几天之内，连那个点也没了。
正说着，经纪人突然把灯关了，萧煌奇隐入黑暗，但温柔的台湾腔仍在继续。也是，原本就看不见，又怎么会感受到明暗？当世界突然关灯，惟一的安全感只剩在四周飘荡的声音。
萧煌奇懊悔又愤怒，失而复得，再得而复失，他就像得罪了编剧的演员，咔嚓，戏份剪掉了。
那个当下，他不愿意承认事实，也不想告诉任何人。实在受不了就一个人拿起吉他躲到学校5楼去大声唱歌、呐喊，把自己和眼前的一片空茫关在一起。他轻笑，“我是一个非常逞强的人。”
家人还是发现了真相，爷爷骑摩托车载他去一家又一家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恶化成白内障加青光眼，视神经失去知觉。试探着问：以后也没办法了吗？他像早已准备好，“除非科技发展”，反过来安慰大家，“其实我已经习惯了。”
在学校也很快暴露。他不会打手杖，“踏出任何一步都是恐惧的”，只能听音辨路，一不小心就摔倒。那时的他以为学习打手杖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盲人，彻底向命运低头了。可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守着孤独实在太难熬，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慢慢走出去，跟同学一起学习打手杖、刷牙、洗脸、叠被子、洗衣服，一点一点摸索盲人的生存方式。这时老师告诉他，看不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事实，然后封闭自己。
“如果我当时在一般的学校，可能会更惨，没人可以陪我啊。”
做音乐就是敲打社会的偏见之墙
他总想证明自己和一般人没什么不同。
四年级被武侠电视剧行侠仗义的热血感染，开始学习柔道。五年级第一次参加比赛，对手是明眼人，裁判把他们拉在一起，一喊开始，整个人天旋地转，“duang地倒在地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比赛就结束了。”
教练带他们去别的柔道场踢馆，刚开始总是输，教练也不同情他们，“你要去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来适应你。”这现在成了萧煌奇处世的基本态度。他适应所有人，尽力配合每个人的工作，让彼此都好，“尽管那些不一定是我想要的。”
摔到高中，萧煌奇产生了抗体。“我觉得身体有一个弹簧”，对方一做动作，弹簧就自动弹起来开始防备或攻击，运气好还可以摔倒别人。萧煌奇用两个字形容当时的感觉――“好爽”。
一摔就摔进了1994年的北京亚残会和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残奥会，一次铜牌，一次第七名。
那时萧煌奇已经拿过不少唱歌比赛大奖，也曾在小酒馆、民歌餐厅驻唱，比起靠身体吃饭的柔道，他更喜欢用吉他、萨克斯、爵士鼓、声音和旋律去打动人。他和7名学长学弟组了乐队，成员全是视障人士，名字却野心勃勃――“全方位”。“我觉得别人都做得到，别人都可以组乐队，那我们为什么不行？”
只是“别人”不这么想。盲人做音乐，终归绕不开偏见的话题。眼前的萧煌奇看起来自信、风趣，每移动一步都有人小心搀扶，“好像身边充满了善心人士，整个社会一片祥和”。“但我明明知道人心不都是善良的。”对他来说，做音乐就是用手杖一点一点敲打社会厚厚的偏见之墙。 有时乐队去饭店表演，服务生看他们是盲人，害怕玻璃被撞坏，非要他们走狭窄的后梯；乐队应邀去台中演出，表演结束搭飞机回台北，飞机都快起飞了，航空公司突然要求他们全体下机，理由是盲人无自主能力，如果出现意外，机务人员将无法给予照顾。
“看不见就是宿命，就要遭受这些，为什么会这样？”萧煌奇的身上仍留有不甘的影子。
2002年，“全方位”发行第一张专辑《你是我的眼》，反响平平。乐队的演出酬劳依旧微薄，需要在其他地方驻唱、表演以维持生计。最失意的几年，萧煌奇通过做装潢的爸爸认识了黄小琥。“她就像一个帮助我的大姐，”多亏这个“大姐”，他有机会去一些pub表演。
谁也没想到，林宥嘉把《你是我的眼》唱火了。
“好像一夕之间从黑夜变白天，”萧煌奇的音调也跟着起伏。他的生活瞬间切换到忙碌模式，周末跑好几场活动。世界亦换上了友善的面孔，曾经不认同他的pub老板开始热情邀请他去表演。
2009年萧煌奇给黄小琥写《没那么简单》，又是意料之外的爆红，那段时间很多人的QQ签名改成了这句话，他听说后“就是一个过瘾”。歌手一个接一个向他邀歌，请他帮忙制作专辑，无论什么场合，遇到的人都恭敬地叫“煌奇老师”。突然从默默无闻、连音控都可以捉弄的盲人歌手变成受人尊敬的创作老师，萧煌奇说，“这就是人情冷暖。”
他不计较这些，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仍有些感慨。他最不想看到人性的丑陋，可惜，不用眼睛，有时反而“看”得更清楚。
如果不小心我又看得见
如果有一天“不小心又看得见”，萧煌奇最想做的是学开车，“应该会追求很多刺激性的、疯狂的事情吧。”云霄飞车固然刺激，但只能用身体感受剧烈下降时的失重，不够过瘾。在他的想象中，开车可以一边体验车辆奔驰的速度，一边用双眼捕捉前方快速移动的物体，这种快感现在没法体会。
他还想看看DV机里自己生活过的每一天，验证一下朋友、家人到底是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他的DV成了一个有声音、影像的日记本，记录了各地的演唱会、表演和生活趣事。去美国表演时，他拿着DV走遍纽约，煞有介事地为未来的自己讲解，“这是纽约的中央公园哎”，好多动物走来走去，有人骑马跑过来了，那边还有街头艺人在表演，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的亲眼见过。
住酒店也会遇上尴尬事。他住过一个有很多盥洗用具的酒店，洗澡时也不知道哪一瓶是什么，随便拿起一瓶就往头上倒，一闻味道不对，“啊，怎么是漱口水。”萧煌奇马上找来DV机，“今天是几月几日，我早上做了一件蠢事……”有次半夜醒来忘记房间门是左右滑动的，萧煌奇又推又拉，半天找不到锁，费好大劲才打开，他又把这件“趣事”记录下来，对着镜头骂自己，“你怎么那么笨呐。”
前段时间，在长沙的一个酒店，他的研究对象变成了淋浴开关，按照惯例左转右转、上扳下扳都不出水，最后终于发现秘诀在于往后一推。“弄会了之后，还蛮有成就感的。”
他兴致勃勃地描述这些“生命中的惊喜”，“有人听到会说好可怜，但我觉得很有趣呀。”小时候和伙伴们一起做坏事，大难临头人人各自奔逃，剩他一个人在原地跌跌撞撞。那时他就明白必须依靠自己独立生活，“想靠别人帮忙，是可遇不可求的”。
参加《我是歌手》也是惊喜，他没想到“这把年纪还要去参赛”。
突围赛那晚，萧煌奇唱了《夜夜夜夜》，1200平米的演播厅热浪滚滚，他的声音透着凉意，“想问天问大地，或者是迷信问问宿命”，观众擤着鼻涕，热泪盈眶，之前带起来的躁动随着他的声音渐渐平息。他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那时熊天平为他的演唱会做嘉宾，音乐响起，歌词、旋律、起伏一点一点打在他心上。“放弃所有，抛下所有”，然后去接受发生的一切，从孤独和伤痛中走出来，听起来就像《你是我的眼》的前传。
没人知道他这些年怎么过的，他就一一唱给大家听。问萧煌奇，以后的人生不会有这么困难了吧？他想了想，“有比看不见还要困难的事吗？在我的想象中，没有比看不见更困难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