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努力向上的少年
1919年，袁同礼参加了李大钊等人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组织起来的“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当时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1919年9月，经蔡元培先生介绍，袁同礼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及清华、北大的共同资助，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在美国国立图书馆任职数月，后又赴欧洲考察一年，参观各国图书馆和博物馆，并在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古典学校研究。
在袁同礼出国之前，留学回国的沈祖荣、胡庆生等人在1917年掀起了一场以“学习欧美图书馆思想”为宗旨的“新图书馆运动”，使得西方国家的图书馆理论和技术方法陆续输入中国，各种报刊上介绍外国图书馆的论文明显增多。从那时起，袁同礼不仅对外面的世界感到新奇，想有更多的了解，并产生了一种要亲身体验的欲望。
袁同礼是在我国新图书馆运动刚刚兴起之时，担任着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推旧布新”的重任去国外留学的。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公派留学中还没有图书馆学专业的名额，所以，袁同礼去美国后，首先学习的历史学，之后，出于对图书馆事业的一腔热情，他克服了留学中文化差异、种族歧视、经费拮据等困难，他又专修了图书馆学。在留学期间，他耳濡目染了西方先进发达的文化，自己的思想认识也有了深刻的变化。在感受欧美开放的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思想的同时，深深感到我国藏书楼的弊端。由此产生的对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为其回国后对图书馆进行改革及自身图书馆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北大图书馆的深深情缘
袁同礼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渊源深厚，他不仅出身于北京大学，曾任北大目录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而且即使在担任北平图书馆馆长期间及成为中国图书馆界领军人物后，依然与北大图书馆互通有无，关系密切。
1937年，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又同时兼任了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馆长。当时的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由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联合组成。临时大学图书馆不仅经费困难，而且购书渠道堵塞，袁先生和同仁们想尽办法应对艰难时局。经过三个月的惨淡经营，图书馆有了中文书六千册，西文书两千册，勉力支撑着教学之需。由于日军占领南京，武汉告急，只维持了几个月的临时大学奉命迁往昆明。临大图书馆的全部图书装了四百余箱，经粤汉铁路运至广州，再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从滇越路进入云南，经历千难万险，历时三个月，陆续抵运昆明。
1938年4月，临时大学全部迁往昆明，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图书馆成立后，由于藏书缺乏，调借了大量北平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的图书。在人事安排上，借用了北平图书馆的人员，聘请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图书馆馆长。
抗战胜利后，袁同礼代表政府来日占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接收，暂任馆长职务，并对图书馆进行初步的清理。1946年5月，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原合并于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回北平。就这样，袁先生亲历了近代北大图书馆的内忧外患的历程。从北大图书馆百余年的馆史看，它从李大钊馆长时期开始发端，经过了袁同礼、马衡、毛准等馆长，直到严文郁任馆长的三十年代中期，才有了一个较为长足的发展。在北大图书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诸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以及各位馆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袁同礼则是其中的一位重要的标志性人物。 保护国宝沥心血
1941年1月18日，胡适去美国国会图书馆拜会馆长麦克利什，联系北平图书馆善本书暂存之事。胡适答应他这些书运来后，允许国会图书馆全部摄影成微型胶卷，只不过请他一并摄影三份，一份由国会图书馆保留，另两份将来这些书运回时一并交还中国。麦克利什同意了。
为了防止出关时或运送过程中被日人劫获，胡适找到美国国务院，告知这批书对中国人的重要，现国会图书馆已答应暂存，可在运送过程中“非美政府派人押护，方能免除危险”。同年2月1日，胡适又找到国会图书馆，请国会图书馆派人到上海帮助运送，麦克利什不同意，他认为万一接洽运送不成反而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但不管怎么样，国会图书馆同意暂存。袁同礼既没钱又没人，困难重重，胡适找来王重民和吴光清商议。商议的结果是，胡适自己掏钱，派王重民回去相机行事。
28日王重民到达香港，袁同礼在那儿等候他。3月4日，两人一同到达上海。一到上海，租界的情形让他们吃惊，公共租界包括法租界已被日军严密封锁，法租界已十分不安全。在将书搬运美国之前，必须先把书从法租界移出来。两人用卡车将这些书搬运到一家英国人开办的美术工艺品公司房内。为了易于搬运，王重民和袁同礼又在旁边另租赁了间公司的房子，两人逐箱打开挑捡，剔去重本与书本重大而少学术价值者，再就版刻与内容，挑选出最善最精的，箱数减少为百箱，箱子编上号码，又将所有书编成目录，中文一份，英文两份。
另一边，袁同礼开始疏通海关，看采用什么办法能够最保险地将书运出去。但上海海关已被日本人完全监视。王重民看事情一时无法开展，自己又不能再久呆，于是于5月中旬带上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一同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袁同礼一个人仍在积极地奔忙着。
5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到达香港，袁同礼知道后，急忙赶到香港，再次寻求詹森的帮忙。詹森想出了个主意，他说，如果北平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签订一个协议，声明国会图书馆借用此批书五年，再由国务院授权上海总领馆，要求其报关时作为美国财产申报，这样运送就方便安全了。袁同礼致信胡适，请胡适如此运作。胡适看到王重民无功而返，对这批书更是焦心。接到袁同礼信后，胡适只好再去找国务院争取。但美国国务院态度仍然未变。
经过艰难曲折，这批书终于从9月中旬开始按照一种近乎抢运性质的方式向美国转移。这批书寄完，已是10月中旬。此时太平洋战争的浓云已密布上空，美国一切船只已停驶上海，袁同礼看着这批书安全转移，如释重负。
1947年春，在海外滞留六年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开始办理启运回国手续，但由于内战爆发而停止，直至1965年才运回台湾。
力求社会效能的服务观
袁同礼凭着对图书馆内涵发展的深刻理解，他适时地提出了当时中国图书馆尤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发展应解决的问题，即图书馆如何发挥社会效能，充当平民教育的工具。他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做好读者服务工作。为了能让图书馆与社会真正接近，让图书馆“由藏书之所而变为用书之所”，充当“平民教育的工具”，袁同礼在他长期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里特别注重做好读者服务工作，将其融入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面。
袁同礼对阅览工作极为重视，为保护绝大多数读者的利益，北图制定了很多相关规定。另外，北图还最充分地保证了读者的阅读时间。昔日在北图刻苦学习的读者中，后来也出了不少名人，这都缘于北图提供的这样一个起飞平台。
袁先生在主持北图工作的二十多年里，费尽心思去扩充馆藏。他秉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文化方针，在北图实践具体化为兼收并蓄。对于本国文献，他提出：“吾人于固有旧籍自当力为搜尽，勿使远渡异国，有求野之叹”。首先，他认为要妥善保护好原有稀世珍本。为此，北图设有装订组，数十名技工专门修补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一般线装古书。其次，要想方设法采购私家藏书。在他的关注下，通过访求、搜购、传抄、影印等方式，北图先后收藏了会稽李氏越缦堂、上海潘氏宝礼堂、聊城杨氏海源阁、广东伦哲如的藏书等，更可贵的是收藏了梁启超先生饮冰室藏书数万册，以及手稿、墨迹、金石拓片、红木书桌等。袁先生还多次搜寻“固有旧籍”远至海外。
袁先生生活的时代，适逢抗日战争。他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开始注意对战争文献及时搜集整理，加以保存。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委员会”，搜集范围除中文外，也包括日、美、欧、苏等国家出版物。此外，还注意搜集沦陷区的资料，除图书、报刊外，各种资料、居民证、配给证等皆在收集之列。1948年5月，这些史料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展出时，大多已是国内唯一的珍品。
袁同礼费尽心力丰富北图馆藏，为了方便读者了解馆藏，北图印制了大量书目和索引。这些索引记录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减轻读者查找的重复劳动，为读者提供了方便，许多索引至今仍有价值。
北图为了方便读者，分设中外文报纸阅览室、期刊杂志阅览室。除设有一次可容纳200余人的大阅览室外，又添设善本、金石拓片、边疆文献等特色阅览室，让读者各取所需。每天阅览时间为13小时，也给读者最充分的保证。为了解决读者的生活之忧，文津街新馆初开时，设有西餐部，供读者用膳。在图书馆大楼内还设有饮水喷池，设立衣帽柜供读者存放衣物。旧御史衙门是北图单身宿舍，外地读者也可住宿。在当时很有吸引力的是北图冬天免费开放暖气，当时北京除协和医院外，有暖气的只北图一家。住在北图附近的寒士多聚在北图读书，所以北图冬季的读者特别多。
此后，袁同礼在1948年底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举家赴美定居，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的贡献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