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历史演变特征
澳大利亚是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英语属于英国英语体系，但与英国英语在语音和词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澳大利亚英语词典萌发的内部因素，而英国英语词典的传统和澳大利亚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与自然因素则是澳大利亚英语词典源发的外部因素。
从1788年起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罪犯、罪犯管理人员及其他移民陆续来到澳大利亚这块陌生的土地，其所讲的语言大体体现为三类：罪犯管理人员所讲的“礼貌语言”、罪犯所讲的“粗俗语言”和其他早期移民所讲的“普通语言”。澳洲殖民地的前50年正是澳大利亚第
一、第二甚至第三代移民成长期，其社会文化生活对澳大利亚英语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一种以“普通语言”为主体的新的语言变体逐渐在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居民中成形，到19世纪末期“Australianism”的地位正式得以确认。
这部词典仅16页，正文有9页，收录559个词目，附录另收37个词目，主要出自J.C.Hotten的The Slang Dictionary，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and Anecdotal： A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Corrected， with Many Additions（《俚语词典――词源、历史和趣事：新版，修订校正版，增益许多新词》1874）。这部词典目前仅有两本存世，均存于悉尼米歇尔图书馆。
尽管如此，Lentzner意识到了英国殖民地英语之间正在出现的明显差异，将《俚语、行话和俗语词典》中的语词按照殖民地语源分成组。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将澳大利亚语词与英国及其他殖民地用语加以甄别，其词典第一次将澳大利亚英语作为英语变体区别对待，也是第一部收录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南非英语、印度英语、洋泾浜英语等变体英语用语的澳大利亚词典。
《澳大利亚英语俚语词典》与Vaux的词汇集和《悉尼俚语词典》同属一类，都是为了满足公众对罪犯用语的好奇而编纂的。所不同的是，Vaux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对罪犯言语的记忆编纂，而其他两部词典则都基于前人的作品。Crowe从1877年到1897年退休一直从事警察职业。他记录犯罪语言、编纂词典的目的在于帮助警察了解罪犯语言，使他们在与犯罪做斗争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他的词典主要取材于Hotten的《俚语词典》、Trumble的《纽约、伦敦和巴黎俚语词典》、Matsell的《罪犯秘密用语》、Barrère和Leland的《俚语、行话和俗语词典》等。所以，远非书名所示，其中收录的并非全是澳大利亚用语，但是，这部词典为学者研究澳大利亚英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语料。
Morris曾为《牛津英语词典》收集澳大利亚英语语料。他是第一位充分认识到土著语词对澳大利亚英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的学者，开始注意观察土著语言的渗透性影响，实录进入英语的早期土著语词（如cooee， boomerang等），尽量吸收新西兰居民所讲语言中的毛利语词。他在“序言”中解释说，引证出自“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每个角落――描述澳大利亚各地的书籍和澳大利亚各地出版的报纸。我很清楚报纸主要是指墨尔本出版的，但是，这只是巧合，因为我住在墨尔本，所以，阅读的更多的是墨尔本报纸”。
不过，与Morris的词典相比，Lake的词典在编纂技艺方面更加成熟，其体例前后统一，释义简洁明了，引证典型到位，在许多方面应该说是在已有词典中最为出色的，究其原因，与韦氏词典的既定凡例和编纂传统的影响不无关系。Morris和Lake都试图记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英语增加的所有新的语词和表达，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编纂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实际上是英美词典编纂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延伸，也是英美词典文化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族词典文化发展的必然。
Stephens与Morris在政治、文学、语言、词典编纂方面存在系统的分歧。他呼吁澳大利亚从英国独立，批评Morris的词典收录太多澳大利亚本土动植物名称，忽视本土的俚语和通俗用语，对澳大利亚用语的理解狭隘片面。出于民族情怀和推广普及澳大利亚文学之需，同时也是作为悉尼民族派对墨尔本国际派Morris词典的回应，Stephens意识到编纂一部澳大利亚通俗用语词典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不过，解释性文字中充满关于澳大利亚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和语言发展的极具价值的信息。释义后基本上没有配备引证。手稿现有三份，以三个不同的名称――A Dictionary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n Slang（《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俚语词典》）， Materials for an Austrazealand Slang Dictionary（《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俚语词典》手稿）和Materials for Dictionary of Australian Slang（《澳大利亚俚语词典》手稿）存留于世，两份存于悉尼米歇尔图书馆，另一份存于威灵顿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
《澳大利亚俚语词典手稿》是一部从大众层面处理澳大利亚通俗语词、侧重收录有别于英国英语的澳大利亚语词及其意义、佐证早期澳大利亚语词及其词源的词典，富于民族主义情怀和意识。虽然Stephens没有能力出版，而且只是粗糙的笔记集，但是考虑到手稿撰写时正是Stephens对澳大利亚作家影响最为明显之际，手稿中收录的俚语和通俗语词多为作家采用推广，所以，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也不失为重要的历史和词典学文献，在澳大利亚语言史和词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趣的是，这两位昔日对手所编的词典在内容上恰好互为补充，将一幅比较全面系统的澳大利亚语词图景通过词条这一珍贵的历史佐证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是对19世纪澳大利亚英语词语的最为重要的记录。
20世纪前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并非像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出于民族情怀、民族意识和文化独立而编纂的。事实上，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英美俚语词典编纂传统和英美语言与词典学界对俚语问题的兴趣在澳大利亚的延展，更多出于语言描写的实用主义考虑，为全球范围内完整描写英语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样的英美以外的英语国家的演变提供支撑，为行业人员（如警察）、社会人士、专家学者观察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社会、熟悉特种社会群体及其言语、研究澳大利亚文化语词和学习澳大利亚英语提供了帮助。
真正出于民族身份意识和文化民族主义意图而编纂词典，Stephens和O’Brien可谓是澳大利亚词典史上的拓荒者。遗憾的是，他们的词典只停留在手稿阶段。这种遗憾直到1976年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编写组编纂了Heinemann Australian Dictionary（《海因里曼澳大利亚英语词典》）才稍有弥补，到The Macquarie Dictionary（《麦夸里词典》1981）正式出版才得以基本消除。从1819年《英语行话黑话词汇集》到1981年《麦夸里词典》问世，澳大利亚的词典编纂基本上围绕两个主题展开――俚语、行话与黑话以及澳大利亚本土用语和源于澳大利亚本土的旧词新用。Stephens和O’Brien的词典成了承前启后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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