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权晚年出于对江南大族的疑忌，利用张温、暨艳与吕壹事件压制江南大族，是其在晚世政策的一大变化，他在立嗣上的犹豫不决又造成党争不断，并促成以朱主和吴主为首的两个集团的斗争，两派系在“二宫构争”中形成，在孙氏宗族势力崛起后消亡，本文重点分析孙权晚年政策形成的原因，两派系产生的渊源，成员组成，及斗争的过程。
关键词：大族 朱系集团 全系集团 孙氏宗族
《抱朴子·外篇》三四《吴失篇》有对孙吴晚世政局的描述：
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弛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秉维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亲，则阿谀之人也。
孙权晚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1]致使孙吴晚世政争不息，内部派系重重，然而在诸多的矛盾和斗争中以两个女人为核心所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犹显突出。
一、孙吴晚世政局之变化
我们从张温、暨艳与吕壹事件上可见孙权这个时期的态度。张温，吴郡吴县人，吴主孙权黄武三年（224），张温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受到诸葛亮的器重，
诸葛亮
还同温“结金兰之好”。可是“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暨艳，吴郡人，张温引荐为选曹郎，至尚书。但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汗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暨艳的改革，必然是受孙权指使，否则他没有如此大的权力，但却触犯南方大族的利益，[4]他们“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其结果是孙权屈服于大族，“艳、彪皆坐自杀”，并以“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为理由，将温下狱。[5]随后发生的吕壹事件，又一次暴露皇权和南方大族之间的矛盾。《三国·吴志》卷五十二《顾雍传》云：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宫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醜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同书《三国·吴志》卷五十二《步骘传》亦言：
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抉细微，吹毛求瑕，重罪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谁不战慄！”
又曰：
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深责重，志在谒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但却具有“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醜诬，毁短大臣”的权力，且连尚书今顾雍、上大将军陆逊也被举白，显然是孙权为维护皇权，压制大族所驱使，[6]但孙权的努力却遭到南北大族的激烈反对，而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恰是大族同皇权矛盾的曲折体现。当吕壹因污陷朱据被抓住罪证后，孙权即“亦觉悟，遂杀吕壹”以安慰大臣。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登待接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而载，或共账而寐。”[7]
孙权为太子所选宾友中，诸葛恪为诸葛瑾之子，张休为张昭之子，顾谭为顾雍之孙，陈表为庐江陈武之弟，皆南北大族之子弟（三国志皆有传），谢景、范慎、刁玄、羊衜也或为大族或为当时名士，显然孙权为太子将来的政权班子所搭框架是以南北大族的新生代为主，这显然对孙登将来的统治有利，而对南北大族的老臣依然有顾忌，这从他对陆逊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
而在吕壹事件中，从“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深责重，志在谒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8]表现中，可见吕壹也是把矛头直指陆逊的。
孙登早逝，赤乌五年（243），孙权三子孙和立为太子，此时孙权62岁，更加刚愎猜忌，因宠爱和弟霸，封其为鲁王，并“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造成朝臣分成两大集团。《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
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鲁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於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於是有改嗣之规矣。
在这场因孙权的昏馈的所造成的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陆逊是站在孙和一边的。《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
同传云：
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籓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馀财。
陆逊对鲁王集团中的杨竺和全琮的指责及明确表明拥护东宫的态度，让孙权产生疑忌，最终造成陆逊被逼仄而死，宗亲翦灭的下场。[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