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仲毯曾说:德憋憋官，功憋憋赏。要让品德高尚的人担任官员，给予有功劳者赏赐《尚书》皋陶也曾说: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惩罚应该针对受罚者个人，不该株连后世，但是赏赐应该恩及后世，这一赏罚之制被后世誉为道德之政。三国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险罚减否，不宜异同。赏罚制度很早就被古代政治家应用于实践中，但在赏和罚中，他们更侧重以赏为主的赏功之道。这种赏功思想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多有体现《孙子兵法》有言: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六韬》也言:主扬威武，激励三军。至唐代李签所撰《太白阴经》亦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可以说，赏功之道是安抚将士、激励士气的利器，对于维护军队秩序稳定，提高战斗力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贞观年间，战事频仍，为平息边患开疆拓土，唐太宗北擒领利，西灭高昌、焉眷，东破高丽、百济，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这些胜利得益于李世民始自武德年间以来赏功之道的实施，鼓舞士气、凝聚军心，奠定了唐代三百年的根基，同时也铸造了唐代军制成型的基础。李世民在《帝范》中亦云: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在其用人治军之法中，所推崇的正是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之道。
一、李世民的赏功之道
李世民论功行赏的方式有很多种，按赏功内容归纳，主要有官爵奖励、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三种，以及三种奖励混合并举的方式。
(一)加官进爵
贞观初，突厥数千骑、瑙重万余入侵肃州，公孙武达领二千人与其精锐相遇，力战取胜，太宗玺书慰勉之，拜左监门将军。而后，公孙武达又受诏击盐州叛突厥斩其渠帅可逻拔启，余党几尽。进封东莱郡公。
贞观六年(63力，陵州撩反，(樊)兴率兵讨之，拜左晓卫将军。
贞观八年(634)突厥寇并州，命(李)勃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太宗谓侍臣曰:隋场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肤今委任李世勃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贞观九年(635)，薛万均、李靖破吐谷浑天柱王于赤水源，获其杂畜二十万计，追至河源。万均此后官至左屯卫大将军，累封潞国公而卒。
贞观十八年(644)，李世民出兵讨伐高丽，(张)俭因进兵渡辽，趋建安城，贼徒大溃，斩首数千级。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赏赐甚厚。
贞观十九年(645)，阿史那社尔从太宗征辽，至驻脾阵，频遭流矢，拔而又进。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尽获殊勋。师旋，兼授鸿肪卿。
(二)重赏财物
贞观五年(631)，罗窦诸洞撩叛，诏令(冯)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冯盎持弩身先士卒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
贞观四年，(李)靖进击定襄，破之，获隋齐王睐之子杨正道及场帝萧后，送于京师，可汗仅以身遁。以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焉。
贞观十四年(640 )，姜行本与侯君集进平高昌，及还，进封金城郡公，赐物一百五十段、奴七十人。太宗下玺书劳之。
(三)精神褒扬
贞观三年(629裴寂因沙门法雅案流徙交州、静州。饿逢山羌为乱，或言反撩劫寂为主，太宗闻之曰:我国家于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几，果称寂率家憧破贱，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征入朝。
贞观七年(633)，张士贵破反撩而还太宗劳之曰:闻公亲当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何以加也肤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但闻其语，未闻其实，于公见之矣。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李世民的三种赏赐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时有交织，多种赏赐手段并举。从史料记载中看，张俭、李靖、姜行本、裴行简因战功获得官爵，同时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李勃不仅得到物质赏赐，还被皇帝誉为长城冯盎、姜行本、侯君集在获得物质赏赐的同时，皇帝还派使者或下玺书进行慰勉;薛仁贵的晓勇善战也得到太宗盛赞，史载太宗特引见，赐马两匹、绢四十匹，耀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并赐生口十人。除了封官赏物，还有口头上的嘉奖，可以说君王在精神上给予了极大的激励，而且这种嘉奖丝毫不逊色于官职、物质的赏赐。
贞观二十二年(648)春，李世民言于太子曰: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这正是对其赏功之道的一个比较中肯的自我评价。
二、李世民赏功之道对于当代的借鉴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从古至今，赏赐就是治军赏罚之道中重要的内容，是加强军政管理的主要立足点。赏功之道，在封建社会能有效激励将士忠君报国、乐为效死。此类正面的激励，实现了将士的基本需求和精神需求。无论是数千年以前，赏功之道对于太平盛世、边疆稳定、军事胜利的影响，还是今时今日，对于当代军队管理的效用，都是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的。
(一)提高军队的地位待遇
历朝历代初起之时，都很重视军队的地位，想方设法提高军队待遇，以增加对民众和人才的吸引力。李世民在位之时，每府番上，必引于朝廷，亲自教射，加以赏赐，由是用之，所向无敌。圈其对军队的宠爱之重，使从军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普通民众趋之若鹜，甚至许多高级官员的子弟都把进入军队作为晋身之阶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所指的正是当时的社会态势。但在其之后，君王为了自身安全，防止宫变，人为地在军队搞远近亲疏，加倍信任亲军，如高宗的羽林军、玄宗的龙武军。曾经踊跃从军的现象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三吏》《三别》中所展示的人民对于从军入伍的唾弃和厌恶，兵役成为压在百姓头上沉重的负担。由此可见，提高军队的待遇地位是不能忽视的
问题，是军队赏功之道的重中之重。
(二)完善军队的考核制度
唐代杜佑在((恿典》中指出:举有否藏否，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黝以励之，拯斯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考核制度的实施为军队之中险罚减否设立了考核标准，这种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正是李世民赏功之道的主要运作机制。军队治理，在将士士气达到统治者的考核标准之后，同样需要物质与精神奖励，以此力求激励循环，促使将士再接再厉。唐玄宗在俨考课诏中即言:循名责实，所以激群吏也;惩恶劝善，所以务至公也。苟黝险之非当，何考课之足徽。其内外文武官员同正员并叛试不厘务者，既无别效，兼有多年，比来因循，或与进考。额既标节限，缘此遂多逾越，致令课最者见弃，无功者获升，奖劝之门，殊非允当。自今己后，并不在进考之例。其内外官初效，亦不在与限。台省官考，各委长官，比类才能功课褒升，不得一例申送，傅侥竞息心，功能励节。建立全面系统的考核制度有利于军队的治理和发展，当代军队考核制度的建立应该更加全面、科学、有序。
(三)完善军队的激励机制
李世民对于军队的赏功之道虽然手段多样，但精神激励无疑是最重要的手段负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李贺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直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体现的正是对这种无尚军功机制的崇尚与礼赞。这种精神需求在管理学大师马斯洛五种需求理论中，是处于最顶层的精神需求，是成就感。它是穿越时空的，从有唐一代直至今天都迸发着生命力。这种精神需求牵引的激励机制从古至今，被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于治世之中，更为凸显。
积极完善各项激励机制，特别是完善精神激励机制，有助于人民军队的发展。当前，我军在精神激励机制上主要有三方面的不足，一是激励机制少，不完善。目前我军的激励制度主要集中在《纪律条令》中，没形成体系;二是激励内容不具体，在现实中有些操作性不是很强;三是激励机制的仪式感不强。那么，如何建设军队激励机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结语
研究唐代军制中的赏功之道，首先应该认识到这种制度产生、推行、实施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唐人重视军队管理中的赏罚制度，其实是与其主张的愚兵政策紧密相连，在这样思想指导之下，统治阶级相信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南宋朱熹曾言:(唐)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于其下，又不知有仁义可伤。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对于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军队，同样要重视赏罚，同样也制定了诸多赏罚条文和制度，但是与古代的赏罚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古代军事制度的宝贵遗产，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批判吸收的原则，会其意而去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