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原大战，史学界侧重于研究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各派的利益纷争、相互勾结，但是没有提出其中的社会根源。中原大战实系下层士兵为了生计而向上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需求。笔者拟引用大历史的眼光从社会历史纵深研究中原大战。
一、全国政治新旧杂陈
第一工农武装割据中国。清党并没有将中国共产党彻底铲除，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截至1930年上半年，除井冈山外，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广西右江六块革命根据地被开辟出来，红军发展到七万人，地方赤卫力量三万多人，枪六万多支团。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工农武装割据是持不同主义者在割据地方，因此剿共成为夹杂着政治自私性的中央集权措施。
第二党内政治暗流涌动。1927年9月5日宁沪汉三派中央委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三方合流。但表面一统的国民党内部暗藏杀机，政治领袖各怀鬼胎。1928年3月7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广州、太原、武汉、开封四个政治分会，在事实上承认了党内派别和各方军阀的势力，至此国民党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第三天下豪杰武装割据。1928年张学良改易旗帜，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随后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在北平西山召开会议，划分势力范围。桂系控制两广、鄂、湘，晋系掌握晋、察、冀、绥、平、津地区，西北军握有鲁、豫、陕、甘，而中央势力仅被压在江浙一带。张学良继续龙行东北，阎锡山割据山西搞起了自己的农村改革运动，连北伐将领李宗仁、白崇禧也一跃成为称霸南方的军阀。广东张发奎、湖南唐生智，西南实力派阳奉阴违，大小军阀跨州连郡者不可胜计。
由此中可以看出北伐完成后，控制中国局势的军人们大多数来自乡村，而且是最边远、最封闭的地区。其中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官兵多出自陕甘宁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将士多出自山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则来自广西。由于人口膨胀，人地矛盾激化，地产分配不合理，赋税抽取平均化，大规模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选择了当兵吃粮、养家糊口。这也就成了裁军困难和多次军阀大战的重要社会根源。
第四逢至凶年，不为兵则为匪。在城市的工商业劳动力承载量有限，农村人口大量剩余，军队对兵员要求较高，又屡屡欠饷且征兵额有限的情况下，大批剩余壮丁在填满各处所需之后，选择了落草为寇。湖广有哥老会，江浙有青洪帮，关东有红枪会团这些匪寇会党看似弱小却源远流长，有些甚至是辛亥革命的主力。会党盘踞于政界、军界、商界之问，晦明变化，纵横捭阖，成为事实上最强的社会割据势力，常导致法令不行、贩济不至、蛀蚀军队、腐坏基层等恶果。所以消灭军阀，消灭会党和匪患也是中央政府势所必然。
二、蒋介石现代化改革的困境
国民党的悲剧在于始终动摇于理想与现实之问。既想民主，又丢不下君临天下的梦想;既想土改，又不敢消灭地主;既想驱逐列强，又想得到列强的资助，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结果在北方官僚制度的侵蚀下，西北、南方封建势力的三面包围中，瞬问不敌，满盘皆输。
第一，五院政治之弊。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按照孙中山学说公布了《训政纲领》，通过了《政府组织法》，在议政体制下建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制政府，但民主权力分配尚未均衡，只是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并无基层组织支持，纵使国家具有现代形貌，国家机器仍无法正常运转。诸如孔子所说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官场荫护网。面对国内舆论界的口诛笔伐，为了摆脱政治困境，蒋介石把政治矛盾与斗争引向实现中央集权的战争。
第二，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税收与社会救济同样困难重重。民国政府没有控制全部关税收入，各派军阀司机截留。中原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1930年阎锡山扣留了天津海关收入，威胁民国银根。另外民国时期预算不足以覆盖应当解决的问题，归根溯源还是所掌握的资源不足以解燃眉。民国政府深受其害、矛盾重重。为了统一财政税收，摆脱经济困境，中原大战如箭在弦。
第三，精兵主义之难。国家要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是第一步，为此蒋介石提出精兵主义原则，以期军事现代化。1928年8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整理军务案，规定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问切实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至多不得超过50%。而1928年的民国年总收入据财政部估计约为4.57亿元，除去偿还债务和财务费外军费高占78%。 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人，谁就是自取灭亡，蒋介石深谙此理。于是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大纲规定，步兵不得过65师、骑兵8旅、炮兵8团共约80万，海空军另定，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不过11师，保安队以3 0006 000人为限。
这时的将兵已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改就要大刀阔斧，从军事教育、农村改革、基层建设、商业性法制体系全面启动现代化。改革不及立字之底横，导致财政无法实现数目字化管理，进而军事现代化缺乏社会侧后架构的支持，以致官逼兵反。
三、军阀的社会根源
第一，文化传统造英雄。我国自古以来缺乏多元化的理性的政治理念、信仰与选择，因此榜样的江湖义气，在心理上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君忠臣的庙堂系统与隐士豪侠的江湖系统备受尊崇。每当一个社会鼓励追逐而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时，江湖义气就会大行其道。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这种端倪，这就是在进入市民社会之前，社会心理寻求报应平衡的表现。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报应机制才能杜绝地方主义。另外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和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地方主义和地缘政治。
第二，近代军阀之崛起。以苗沛霖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军阀始于发捻军之乱。农民起义打破了清朝在华北和南方的统治均衡，满洲贵族大批退出中原及南方统治舞台，为汉族官僚崛起留下了政治真空，汉族官僚多起于团练，手握重兵，成为中国近代军阀之源。而民国军阀也是如此，旧体制业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只有私人武装可以暂时维系局而厂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而非多元，效忠领袖，依赖小集团庇护的观念助长了军阀思想。
第三，士兵的困境。当人口压力超过社会所能承受的能力时，社会动乱就会发生。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导致大批小农失业或抛荒土地，大批流动人口涌向城市增大了失业队伍，成为军阀武装的重要兵员。1922年无锡经营10亩以下土地的农户占总数的38.35%。1927年增加到41.50%。民国时期农村中每股经营亩以面积土地最为普遍，由于人口扩大，大批劳动力闲置。此外民国赋税繁重，耕地零碎，得不到经济的使用，负债农民背井离乡，无业游荡。加之当时中国的识字率低于10%，流民很难找到栖身之所，只有当兵，否则落草。北伐战争中国军队由140万膨胀到230万，增易减难，士兵和下级军官既已在军队里拼过两次命，就指望在冒险中打开出路，中原大战可以说是由下层不愿被裁，向上级构成的压力所激生。当触及群众心理和社会习惯时，上级无不迁就于下级。中国近代军队就是靠这种集体意识和群众心理维持的。
中原大战毕竟结束了霍布斯所谓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无秩序状态，此后中国只剩下民族矛盾和两种意识形态、现代化方案、社会转型道路的竞争。军阀再也没有作为最关键的社会问题出现。中原大战不仅是对中国军队军阀性格的稍微约束，也使财政、税收、军需分配稍微地现代化。这场战争也可视为政府企图中央集权，与地方部队的军阀性格冲突的表现，也是意识形态中国家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一次大会战。通过战争和国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积极奔走，1931年中国实现了关税自主，革除厘金而代以统税。并且1930年后西北军再未受过苏联军事援助，东北军再未同日本直接交涉，国府实现了外交集权。其次，经此一役以及}一年内战，中央军的势力深入中国内地，与各种地方势力重新配置，形成了后来拖垮日本的战争泥潭，通过磁铁战略利用中央军与地方武装的纵横交错，以车轮大战吸引了日本二百万精兵。中原大战事实上为抗战筹备了新阵容，另外也为中共提供了喘息之机，得以东山再起。中原大战对内削弱了军阀，对外争取了国权，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并为后来主导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