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意志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分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西德）与民主德国（东德）。“柏林墙”修筑前，每年有数万东德人涌入西德，西德一概收留，并视如本国公民。这样，一名间谍打入西德并不难。“冷战”时期，西德首都波恩堪称是间谍密布的“谍报圣地”，这里的特工、密探和间谍，每平方公里的密度高居世界榜首。东德的情报机构“斯塔西”（Stasi），在西德编织了一张情报网，很多人在西德的重要部门隐藏得很深。因为有广阔的间谍网，东德情报机关对西欧和北约的政治和个人比很多西方人更了解。有人甚至戏谑地说：西德每周的情报摘要还未呈交西德总理批注之前，早已经过东德国家主席的审阅了。
如过江之鲫的间谍，使西德40多年来一次次受到间谍丑闻的冲击，平均每年发生1000多宗案件。原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反间谍处处长汉斯・约阿希姆・蒂德格的出逃就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蒂德格出逃惊动四方
1985年夏天，西方各国进入旅游和休假的季节。此时，议会休会，居民关门，党政军各路要人纷纷前往海滩、别墅度假避暑。各国政坛平静无事，新闻界似乎也进入“淡季”。然而，西德的这年夏天，尤其是8月，却新闻迭出，“淡季”竟变成了“旺季”。
这条消息只有两行字，但就是这两行字的短讯，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西方各大通讯社均以快讯形式进行转发，午报和晚报争相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电台和电视台全都做特大新闻转播。西德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闻讯当即中断休假，火速从外地赶回波恩。他一面指示国务秘书马上成立“特别工作小组”，迅速查明情况，提出书面报告，一面抓起电话向在外地休假的部长们通话。宁静的波恩热闹起来，经济部部长班格曼中断休假回来了，总理府部长朔伊布勒中断休假回来了……多日来空荡的会议室刹那间被记者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闹闹嚷嚷，争吵不休。消息很快传到正在奥地利休假的科尔总理处，他接到刚从波恩打来的电话，不禁觉得内心透凉，喃喃自语道：“一场灾难，一场灾难。”科尔立即中断休假，返回波恩。
科尔一进总理府，首先以党主席的身份召开执政党基民盟领导人会议，商讨对策。接着，他听取了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关于蒂德格情况的汇报。当听到蒂德格酗酒成性、经常烂醉如泥和债务累累时，科尔突然质问：“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呆在一个敏感的岗位上，简直是莫名其妙！你们早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总理先生，我向你保证，内政部在此之前对这些情况毫无所知。”齐摩尔曼回答道。对蒂德格的身份，与会者个个都清楚：蒂德格身为宪法保卫局第四处（反间谍处）处长，他不仅熟悉本局的内部情况和反间谍工作，而且还知道西德在东德和东欧各国家活动的不少情报人员的情况。如果蒂德格到东德后把他所知道的都抖搂出来，那还了得！此时，有人张口结舌，不知所云，有人涨红了脖子，拍桌子骂娘。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位“专门对付”东德的“出色”的反间谍专家，竟然跑到东德去了。
“反间谍专家”从眼皮底下溜走
记者们纷纷要求当局谈谈蒂德格失踪事件。保卫局和内政部的官员认为，蒂德格的失踪是出自个人和家庭原因，甚至一度怀疑他自杀了。言外之意，蒂德格失踪并非间谍事件。
蒂德格的出逃可谓“一帆风顺”。他8月19日一早乘科隆开往波恩的公共汽车，进了东德常驻西德外交使团负责人埃尼尔德・摩尔特的寓所。一小时后，一辆挂着外交使团车牌的小轿车急促地驶出摩尔特的寓所。两个小时后，这辆轿车便开到东西德边界检查站，没费任何周折就过了境，安全地到了东德。
蒂德格，1937年生于柏林，在柏林长大，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法律学院。1966年他进入西德宪法保卫局，工作一直勤勤恳恳，深获上司的器重，当上了联邦宪法保卫局第四处处长。他不仅了解保卫局的人事关系，而且熟知西德反间谍工作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用西德一名警察的话说：“蒂德格全面了解我们反间谍的人力、工作、战略战术、活动和可能进行的活动。”诚然，蒂德格的出逃，马上就会使西德和北约盟国的潜伏特务面临被捕、甚至被悄悄“消灭”的危险境地。西德保安机构对此非常清楚，认为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他们不等“特别工作小组”的调查结果出来，就立即作出“狂热的努力”，以减少损失和“防止事态扩大”。保卫局迅速向潜伏在国外的各路“接头人”和情报人员发出“能撤就撤、能避就避”的指令，同时告知盟国也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导航”驻外间谍脱离险境的同时，西德警方也迅速对潜伏在本国的“可疑”人物采取了行动。8月24日，西德警方逮捕了总统办公室女秘书赫克。大概是蒂德格事件使警方人员神经过于紧张，警察在紧急行动中，竟把联邦宪法保卫局负责监视纳粹分子的官员利贝塔茨也当作东德间谍抓了起来，因为，听说他与一名已经逃掉的东德间谍有秘密往来。
蒂德格出逃之谜
蒂德格身为西德宪法保卫局反间谍处处长，月薪4500马克，薪金虽比上不足，但比下绰绰有余。那他为什么还要弃官出逃呢？案初发时，人们大都认为他的出逃与经济拮据和家庭变故有关。
在蒂德格出逃前的一个月，即7月24日，罗马来了一个名叫维塔利・尤尔琴科的苏联“外交部顾问”，说是调查苏联核理论权威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夫在西班牙马德里失踪的情况。8月1日，尤尔琴科对苏联驻罗马大使馆官员说：“今天我去参观梵蒂冈博物馆，可能晚一点回来。”结果这个苏联“外交部顾问”一去不返了。一个星期后，苏联驻罗马大使馆宣布尤尔琴科失踪。尤尔琴科是苏联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曾在华盛顿和巴黎工作过，对在西方国家活动的苏联间谍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叛逃非同小可，直接威胁着像蒂德格这样一些潜伏在西德的间谍的安全。蒂德格逃走就是这个原因，但局外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
潜伏在总统、总理身边的女间谍
最后逃走的是科尔总理办公室的女秘书赫尔塔・阿斯特里德・维尔纳和她的丈夫赫伯特・阿道夫・维尔纳。1973年前维尔纳夫人在国防部工作，后到总理府任秘书。她平日要经手几乎所有的文件，其中包括有关“尤里卡”计划和西德核计划的机密文件。维尔纳先生1944年参加过希特勒纳粹党，后被苏联红军俘虏，关押至1949年。获释后定居东德，当上了一名职业间谍。1961年他移居西德，先后任飞利浦公司新闻发言人、《明镜》周刊编辑等职，出逃前在自民党研究战略和防务问题的机构――瑙曼基金会搞研究工作，1974年与赫尔塔・阿斯特里德结婚。
要逃的都设法逃走了，没逃走的也隐蔽起来，唯独总统办公室的女秘书马嘉丽特・赫克逃不了，这恐怕是蒂德格不敢贸然与她联系之故。在确信蒂德格出逃的第二天，赫克在家里被捕，她是警方采取“紧急行动”后第一个被捕的人。
赫克被捕时已在联邦总统办公室礼宾、外事与新闻处工作了21年，为5位总统效过劳。她工作积极，表现不错，被捕前不久还被提升为该处处长。1979年，赫克随当时的总统卡斯滕斯去了阿尔山谷的政府战时地下指挥所一趟，“收获”不少。赫克女士没有结婚，但早在1968年就认识了一个叫贝克尔的男子。这名男子仪表堂堂，使她一见倾心。此人其实是东德谍报机关用以勾引西方国家单身女秘书的间谍。赫克坠入情网后，从1970年起就开始向他提供情报。后来，贝克尔移居瑞士，双方关系仍然不断。“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赫克与贝克尔的关系终于被西德保安人员发现，将她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中。鉴于她接触甚至掌握了大量的绝密文件，警方在蒂德格事件发生后，便立刻把她抓了起来。
“蒂德格事件”引发西德政坛“地震”
西德的谍报系统分为三大部门：一是情报局，负责收集情报；二是宪法保卫局，负责反间谍和国内局势控制；三是军队的反间谍局。宪法保卫局下属7个处，其任务包括反对恐怖主义，对付极右或极左组织等等，但核心是蒂德格所在的四处，即反间谍处。所以蒂德格出逃，给西德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此，内政部部长齐摩尔曼曾用两个“极端严重”来概括，即“极端严重的间谍案”，将会带来“极端严重的后果”。内政部部长在此用了两个“极端严重”并非言过其实。据德通社报道，东德自1984年1月至1985年6月，共抓获了168名西德间谍，这可能就有蒂德格的一份功劳。蒂德格这次出逃时，身上又带有160人的名单，这些人岂不很快就会成为东德谍报机关的“瓮中之鳖”？ 在西德舆论界的笔下，蒂德格事件似乎比内政部部长所说的还要严重。他们预测蒂德格出逃将使西德反间谍机构“土崩瓦解”，一切得从零开始。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甚至指出，在东西德间谍战中，因蒂德格造成的损失，西德方面“起码需要10年才能予以弥补”。国外的反应也十分强烈，称蒂德格事件不仅“对波恩是个灾难”，对北约盟国的反间谍工作“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动摇了盟国对西德安全的信心”。一位美国情报机关的官员甚至说，西德的情报机关不可靠，“它像漏洞百出的筛子一样容易走漏消息”。
“蒂德格事件”的反思
“蒂德格事件”发生后，该抓的抓了，该撤的撤了，该防的在防。可这些只不过是警方的应急与防范措施。人们不禁要问：像蒂德格这样的重要人物，怎么会是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并长期混在反间谍机构里而未被发现呢？西德的要害部门怎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外国间谍呢？到底还有多少身居要职的外国间谍？这次出现的蒂德格间谍案，虽然引起了西德安全部门的加倍警惕，但是，波恩的外国间谍是不可能被捉尽的。
苏联解体前的领导人经常说：“德国人能让任何事情运行下去，包括社会主义。”但东德领导人却没能阻止社会主义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德社会主义的崩溃与其“斯塔西”及蒂德格等人的秘密工作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