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右）和前总理施罗德共同出席威利・勃兰特奖颁奖典礼。该奖项专门颁给致力于推动理解与和平的领导人物。
1月31日，柏林还是没下雪，这成了德国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永远的遗憾。德国总统府在这一天发布消息，魏茨泽克在当天去世。
去世前，这位94岁的老人依然兴致勃勃地忙着政治和人道主义事务，跟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哈德・斯波尔念叨“已经好几年没能去滑雪了”，“自己腿不行了”。
但这并不妨碍魏茨泽克一如既往地“站”在德国乃至欧洲人的心目中，被赞扬。“作为德国20世纪动荡历史的见证者，他站在全世界面前，帮助德国走向民主世界的中心。”德国总统高克当天在声明中说。
法国总统奥朗德则称，“魏茨泽克因他的个人历史、政治活动和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的立场，而拥有了个性”。这位首个反思二战的德国总统的离世，令他“和德国人民一样悲痛”。
在斯波尔的记忆中，前总统魏茨泽克有趣、迷人、喜欢自嘲。更多的德国人对这位前总统最深刻的印象，则是严肃庄重。
1985年，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仪式上，头发花白的总统魏茨泽克身穿昂贵的西装，身姿笔挺地用粗哑的声音开始演讲。
在演讲中，国家元首魏茨泽克代表德国首次直面了黑暗的过去，并第一次将二战结束定义为摆脱非人道独裁统治的“解放日”，而不是“投降、被驱逐和失去自由”。
“无论是否有罪，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我们必须接受过去并负责。德国人必须正视事实――不粉饰，不扭曲。没有记忆就没有和解。”
当总统说出这些话时，图宾根市的艾伦・诺斯纳格尔正在看电视直播。他当时还是年轻学生，见证了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后，他先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继而又松了一口气。
“这是真正的解放。”年轻人当时想。
时至今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仍认为，这是魏茨泽克“一生中最好的演讲”，并且这次演讲给了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远远超出德国边界的政治权威”。
事实也的确如此。1985年10月8日，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格带着整个仪仗队，在机场欢迎的外宾不是别人，正是前不久发表完演讲的魏茨泽克。他将魏茨泽克在5个月前的演讲，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之一”。
以色列总统还带来了他的部长们，其中很多来自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包括曾经拒绝迎接德国领导人的外交部长伊扎克・沙米尔。此刻，他们排成队与魏茨泽克握手。
“魏茨泽克总统发出了现代德国最勇敢、最坦率的声音。”国际社会评价道。当时，疲惫、焦虑和绝望仍在整个西德蔓延。大多数人相信，军队40年前无条件投降，把德国人的命运交到了敌人手中。他们正在为祖国承受痛苦。老一辈人反复提及在二战中遭受的苦难，年轻人则声称对大屠杀一无所知，甚至埋怨上一代人没能给他们体面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废墟之上新的开始有什么意义。迎合这种思潮，西德一些历史学家将纳粹屠杀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革命和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相提并论，极力为德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开脱，引起巨大争论。数以百万计的前纳粹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还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但纳粹后人魏茨泽克毅然决定以总统身份，突破禁忌，向德国人最深的心理防线提出质疑，试图理清德国人对那段历史的复杂感情，防止“历史的黑暗篇章消失，变成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
魏茨泽克18岁时走上前线，曾在纳粹军中获得铁十字勋章。他的父亲是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后来做了驻梵蒂冈大使。他的哥哥是著名物理学家，试图为纳粹政权制造原子弹。在纽伦堡审判中，魏茨泽克曾为自己被判“反人类罪”的父亲辩护。
“我不必告诉你，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1987年，已经当了3年西德总统的魏茨泽克，这样向《明镜》周刊回忆当年的经历。事实上，纳粹余孽的身份和德国士兵的“历史污点”，曾不止一次地给他带来困扰。
“和清白无辜一样，罪恶感始终是个人问题。”在魏茨泽克看来，所谓的罪恶或清白都只是个人之事，与国家无关。或许正是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妙，让战后焦虑的德国人轻易原谅并接受了他的直言不讳。
很多人认为，魏茨泽克这样做需要“惊人的勇气”。而他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诚实、坦率，也让他得到了德国人的普遍欢迎。
当时真正打动年轻人诺斯纳格尔的，是魏茨泽克对不同群体的“真诚的同情”：大屠杀的受害者、女人、德国士兵，以及被驱逐的犹太人。
年轻人看得出，这位举止端庄、谈吐优雅的老人，演讲时并非在夸夸其谈，而是努力压抑悲伤。在年轻人眼里，总统魏茨泽克那一刻不仅仅是政治家，更是消除块垒、抒发胸臆的亲历者。
“解放日”演说发表后，总统府的电话几乎被打爆，表达赞扬祝贺的书信、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一年后，这篇演讲被编印成册，发行量高达250万册，并被译成21种文字出版。
魏茨泽克手中的荷兰译本是荷兰克劳斯亲王所赠。亲王原为德国贵族，二战中曾在占领荷兰的德军中服役。当他与荷兰大公主成婚时，婚事招致荷兰民众不满。不少人在婚礼当天游行，手举“克劳斯滚出荷兰”标语。此刻，他称终于敢直面自己的德国出身了。
这次演讲，也让捷克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成了魏茨泽克的粉丝。1990年成为捷克总统后，哈维尔和魏茨泽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纳粹占领布拉格的51周年纪念日，重启两国关系。
“1939年3月15日，一个穿着高筒靴的疯子闯入这座城堡，向全世界宣布暴力征服自由和人类尊严。那是我们第一次尝到民主突然中断的苦涩。战争爆发的信使，粗鲁、谎言、骄横、邪恶、残忍和不公的信使，以及一大群凶手闯入了这个国家。”哈维尔说，“而当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再次尝试民主，弗拉季斯拉夫城堡迎来了另一位客人：德国民主的使者，和平、真理、人性的使者。他带来了新的声音。” 魏茨泽克回应，“我们每个人都懂得这和平的一步有多么深刻的象征意义”。
当时，在这位德国总统看来，德国人需要与之达成和解的除了深受其害的他国，还有自己。
“当一个背负历史罪责的民族没有勇气正视历史，完成自我否定，就无法完成自我救赎。”魏茨泽克在演讲中说。而他对自己罪行的坦白，也被认为“在全世界都近乎独一无二”。
魏茨泽克去世后，波兰发行量最大的《选举报》将他评价为“波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朋友”。“他断然拒绝了纳粹主义。终其一生，他都在试图纠正同胞对邻国犯下的错误。”
“我们必须记住，魏茨泽克是一个著名纳粹的儿子。然而，波兰领导人赞美他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波兰国际广播公司副主编拉法尔告诉“德国之声”电台。
《华尔街日报》在回顾魏茨泽克的一生时称：“他赋予礼仪性的总统职位以道德高度，也重塑了德国人自视和观史的方式。”
1994年，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首映式，魏茨泽克和时任以色列驻德大使一起出席了活动。
“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意识到历史的丰富性和负担。”他曾说。
同年，魏茨泽克卸任总统，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仍然非常活跃地试图改善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2003年起，他成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院长于塔・琳巴赫所领导的一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委员会致力于归还在纳粹时期受迫害被没收的财产，尤其是犹太人的财产。
“他在战争与暴力中的经历引导他参与建立起一个和平、团结的欧洲。”德国总统高克在声明中，这样评价他的前辈。
进入90岁后，魏茨泽克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热情依旧没有慢下来的迹象，在人道主义活动中更加活跃。
“年轻人不能为过去负责，但他们有义务记住并理解它。”他说，“我们所有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必须接受过去。几代人必须互相帮助去理解，为什么历史对维持记忆至关重要。”
这位在斯波尔眼中“从头到脚都是个贵族”的老人，对探索人性有异乎寻常的兴趣。
只是他对人性和历史的“前卫”思考，并非所有德国人都能接受。在那次令他名垂青史的演讲之后，有人将新的开始视为值得感恩的礼物，也有人为幻想破碎感到痛苦。只有魏茨泽克依旧如故。
“（当年的演讲）我一个字都不会收回。”在将总统职位移交给继任者的告别演说中，魏茨泽克强调。
他的确可以如此自信。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得知魏茨泽克逝世后声明，他1985年激动人心的演讲是“德国认识自我必要和正确的声明”。
这个德国乃至欧洲目前最有权势的女人同时指出，魏茨泽克在1984―1994年间的作为，“为德国总统如何行使职权树立了新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