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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重庆大概也有十八年了吧？你十八年的青春，都是在重庆度过的;你十八年的青春，有欢乐也有忧伤。承载着家人和亲人们对你的期望，你终于累得再也起不来了。
在你的床头，我说：“兄弟，扛住！”你点了点头，绝望的眼神怔怔地盯着我，气若游丝的声音对我说：“哥，我不治了，不值得。”我说：“你要坚强，我是你的后盾。你要好好地活下去。你活着就是值得。”你没有再说话，你的眼角流出了热泪。过了大半天，你又说：“哥，送我回家吧，送我回老家。”我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亲爱的弟弟，就这样，你的眼睛一转不转地盯住了天花板。你没有血丝的瞳孔，一直怔怔地盯着天花板。我的心在剧烈地疼痛着，眼泪无声地模糊了镜片。我心里在默默地对你说：“兄弟，我送你回去，我送你回家。”
2015年农历二月初二的凌晨两点二十分，呼吸监测仪上没有了你心跳和呼吸的数字。握着你冰凉的双手，我一遍又一遍地对你说：“明勋，我的好兄弟，我们回去，我送你回老家。”
在石桥铺殡仪馆，十三响礼炮伴随着你被推进了火化间。那一刻，你的儿子巴家祥呼唤着“爸爸”的时候，我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撕心裂肺。你的遗像是你妻子孙云挑选的，那是一张英俊的照片，也是你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二十五六岁，西装革履，两眼炯炯有神而充满着睿智，浅浅的微笑里充满着自信、刚毅与坚定。那一刻，我认真地端详着你，你是那样的帅气，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具有男人味。我知道，面前的你，永远定格在了相框里。面前的你，痛苦地、无奈地、极不情愿地离我们而去了。
捧着你的遗像和骨灰，我们初三早上回到了巴楼村你的屋里。所有的亲人和乡亲们，也都早早地赶来迎接你。你的骨灰由我们村里的教书先生巴云太老师按照你的形体骨架，摆放在棺材里。合上棺木的那一刻，母亲和父亲从前院赶了过来。母亲哭得撕心裂肺，院子里的哭声搅动着整个村庄的宁静。
入土为安。你被安放在南小桥我们自家的麦地里。我知道，那片麦地里有我们的长辈，在那里你不会寂寞，不会害怕，不会孤单。从此，那片麦田将成为你永远的归宿地，成为我和我们所有亲人牵挂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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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你是不幸的，但你却又是幸运的。
2014年的夏天，你突然在家里昏迷了过去，孙云吓得急忙叫来救护车将你送往大坪医院。中午的时候，你被确诊为脑溢血。许民辉教授从北京赶回医院，没顾上休息，就和他的团队一起把你送进了手术室。从晚上八点一直到十二点三十分，四个半小时的手术，几乎让许教授他们累得直不起腰来。我们在手术室外面也是久久地渴盼了四个半小时。本以为你完全脱离了危险，完全逃出了死亡的泥潭，可是二十分钟之后，你开颅包扎的纱布又被殷红的鲜血弥漫。我又喊来了许教授。快速地做完CT后，专家们确诊你的颅内又在大面积出血。我焦急地问许教授，还有好的办法吗？许教授久久地看着胶片，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做一次开颅手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救救他，再辛苦你们做一次吧！”许教授很是犹豫啊，他把我和孙云叫到他办公室，说出了他的担心：“这次手术风险很大，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孙云泪流满面。当我果断地在《手术通知书》上签下名字的时候，我就对你充满了希望，我想你会扛得住的，你会坚强地活下来的。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你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每天下午的探视时间，我和孙云轮流去看你。你的全身插满了管子，呼吸机挡住了你微闭的眼睛。我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祈祷你越过死亡线，早日康复。哪怕出院后的你成为脑瘫，成为植物人，我都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都愿意陪你走完人生。
直到第三十七天，孙云告诉我你终于苏醒了。我高兴得立即冲进医院，戴上口罩，穿起消毒服，轻轻地走到了你的床边，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右手。我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点点头。我说：“我是哥，我来看你了，你活过来了，祝贺你！”你的右手从我手里轻轻地抽了出去，竖起了大拇指，你的两眼流出了清洌的泪水。你竖起的大拇指，那肯定是“谢谢”两个字。我握着你的手，轻轻地晃动着，也表示对你的理解。孙云对我说，你虽不能说话，但可以写字。我就从护士那里要了笔和纸让你写。你写的字虽然歪歪斜斜，但我清晰地认得出你要表达的意思，那一行字是：“哥，家祥小，你要照顾他。”我连声对你说：“好，好，我会的！你放心吧，别担心！”
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对你百般呵护，精心治疗。当你能说话的时候，你对我说：“哥，你要请他们吃个饭。”我感激地看着医生和护士，满口答应，你才放心地对我又竖起了大拇指。
你被送进康复理疗科，那是你住院以来最幸福的时光。你笑得那样爽朗，笑得那样灿烂，笑得那样乐观，笑得那样无遮无拦。那段时间，我们的老乡范云峰也在大坪医院住院，他们夫妇常来你的病房看你，你也经常叫孙云推着你去云峰的病房看他。同病相怜，你们俩互相鼓励，有着说不完的话。
有一天，你对我说，等我好了，你一定帮我买一个轮椅，叫孙云推着我送家祥上学。我很高兴地答应你。家乡的兄弟们陆续来到你的病床前，你和他们谈笑风生，无话不说。你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感谢我哥，感谢我有一个好妻子，要不是他们俩，我也许早就没命了。”我说：“不光这些，你更应该感谢的是大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更应该感谢许教授和颜凤华医生。”你点头说：“对啊，对啊，还是哥说得对。”在康复理疗科，两位美丽的天使“晓辉辉”、“丫丫”对你厚爱有加，不仅监督你按时打针服药，而且时常会逗你开心，让你为她们尽职尽责的服务感激涕零。为了能让你生活更方便一些，孙云又专门请来了专业护理小韩女士。你原来的病友、远在贵州某法院的穆勇先生和他的妻子也常来重庆看你。老家来的人一拨又一拨，让你在病床上感动得热泪满面。蒋凤平为了让你开心，每次都给你讲一些你的往事，让你唏嘘不已，有时候哈哈大笑，你的笑容牵动着每一个关心你的人。你的早日康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大心愿。 3
因为太忙的缘故，我常常深更半夜才赶到病房来看你。有时候，你是醒着的，我就陪你说东道西。有时候，你入睡了，我只能看一下日渐瘦弱的你，问一下孙云和小韩关于你的吃饭情况。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你的关心和帮助。
这段时间里，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回忆你的童年、少年以及来重庆这么些年来的往事。
在我印象里，你是比较倔强的。记得你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吵你，你却跟母亲对吵。恰巧被我遇到了，母亲又在吵你，你不但不听我的制止，反而和我也吵了起来。我一耳光抽在你的脸上，你哇哇大哭起来，母亲也哭了。看着你泪水婆娑的样子，我的心痛得流血。我很后悔打了你一耳光，至今想起来，我仍然后悔不已。兄弟啊，我不该那样粗暴地打了你。可是你并不记恨我，这么多年来，你从未提起过这狠狠的一耳光。你自我解释说：“小时候我确实太‘黏牙’，太不听话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谁不调皮呢？记得有一次，为了驱逐屋里的耗子，你用一根长长的管子接到压水井口，“咯吱咯吱”地压水往老鼠洞里浇水。我好奇地问你：“能行吗？能把老鼠淹死吗？”你笑着对我说：“等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成果了。”果然没多久，老鼠一个个湿漉漉地从地上的窟窿里爬了出来。你停止了压水，立马拿锄头把一个个老鼠都打死了。我也很高兴，连声夸奖你能干。你脸红了，第一次见你是那样的羞涩、可爱、活泼而又机智灵敏。
读高中二年级那年，在我的鼓动下，你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看着穿着军装的你，我打心眼里高兴，为我们家走出一位军人而自豪。我知道，你在部队吃尽了苦头，你瘦弱的身体承受了艰苦的磨炼。我多么希望你在部队永远待下去啊！可是你坚决要回来。我有些生气，故意不理你，让你在社会上折腾。你开过大客车，开过货车，帮别人卖过车票。一段时间的摔打，让你感悟到了生活的艰辛，让你体会到了生活的不容易。终于，有一天你向我提出要来重庆的时候，我才答应帮你。在重庆，你是我身边最亲切的帮手。老家的人来重庆，你去接待;亲戚朋友的事由你帮着他们办理。孩子们上学需用零花钱，你从不拒绝，总是不让我知道就给他们汇了过去。
在大坪医院，你的肾移植手术很成功。出院后，孙云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你康复得很快。服用抗排斥药物，每周需一次透析，孙云任劳任怨地陪护着你。一晃十三年光阴过去，你用你的智慧和微笑，帮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我们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大坪医院泌尿科的两位资深专家，一位叫李黔生，一位叫靳凤烁，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对你的病情时常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关怀。有好多次，我悄悄地问靳凤烁教授，像你这种肾移植病人，一般需要多少年再换一次肾？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悲观。他说：“像你弟弟这种换肾十三年来这么好的状况，还是很少见的。应该说十三年是一道很难迈过去的坎儿，你要提醒他多保重身体，你们家人也要多体贴他。”十三年，是一个让我多么害怕的年头;十三年，让我天天提心吊胆地担心着你。我多么期望你能迈过你这道人生的坎儿啊！可是越是担心的事情，越是不期而至。
那天下午，我刚到办公室，你笑着给我打招呼。突然发现你的左腿打了个趔趄。我笑着问：“你的腿怎么搞的？”你看了一下左腿，没有意识到似地对我说：“没事啊。”听到你说没事，看着你微笑的表情，我也真的以为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接到孙云的电话，说你昏迷去了医院。我才感到你的病情严重了。为了更专心致志地照顾你，孙云把儿子家祥送回了老家。
在大坪医院康复理疗科的这段日子，我度日如年，天天压在心头的一件事，就是担心你的病情加重。今年春节过后，你突然说你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每天的食欲大减，甚至不想吃东西。我把父母从安徽老家接到重庆来，让他们天天和孙云一起陪着你，让你有一种依靠感和温暖感。你的病情并不是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日渐康复，而是并发症接踵而至。腹膜炎让你疼痛得满头是汗，左手和左腿仍然没有知觉。有几次，你夜里睡不着觉，你催促孙云打电话叫我过去。是孙云劝说你，你才没有坚持。我从老家回来，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比原来瘦多了，甚至有一种瘦骨嶙峋的感觉。我问你：“能看得见我吗？”你有气无力地回答：“看不见。我让孙云给我配个近视眼镜，她到现在也没有给我配。”我又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脱口而出道：“哥，我哥。”你的主治医生颜凤华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你弟弟的病实在很严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明白颜医生的意思，我也明白和感受到了你的病情。但是，我还是鼓励你说：“多吃点东西吧，增加点能量。”那天上午，我十分高兴，我亲眼看见你吃下了一个包子和一个鸭蛋，还喝了半碗稀饭。从此以后，你再也吃不下食物了。
父母先回了老家。直到你生命垂危的那一刻，我才通知你日夜想念的大姐，还有你的儿子家祥，还有你想见的亲人们，从安徽老家赶了过来。他们在你的床前，你恍惚喊得出他们的名字，你恍惚认得出他们的面孔，但是已表达不出你想说的意思。你的眼角在汩汩地流淌着泪水，无奈地、无助地、默默地、木然地看着天花板。
你就这样走了。二弟啊，你走吧！已经按照你的遗愿，把你送回到了家，你就没有遗憾地走吧。也许另外一个世界，是你永远快乐的天堂。二弟啊，你放心地走吧，你的家人和孩子我有义务把他们照顾好，我会把家祥抚养成才，你放心地走吧。在我们巴楼村自家的那块肥沃的麦田里，我们祈求着你的保佑。
2015年4月14日晚
哭别我的凤平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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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农历二月，是淮北大地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们脱去了厚重的大棉袄，心里揣着希望，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柳树的枝条曼妙轻r，梨花、桃花竞相怒放。广阔无垠、坦荡如砥的土地上，漫过脚脖的麦苗，摇曳着墨绿色的身子，跳跃着盎然生机。
这美好的春光，这温暖的世界，却没能让我的心里感到一丝暖意。我感觉到了这个春天凛冽冰霜的寒意，感觉到了天塌地陷的绝望，感觉到了灾难像一把重重的铁锤，砸碎了我对春天的向往。 我的二弟巴明勋（又名巴明彦）是农历二月初二早上停止了呼吸。还没等我来得及伤心，二月初四的早上，我至亲至爱的兄弟蒋凤平，又离开了这个世界。
凤平啊，你怎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时候上吊自杀呢？凤平啊，你怎么如此狠心撂下你的妻儿老小、亲朋好友，就一个人走了呢？你怎么就这样忍心把我推向悲痛的深渊呢？
你也许是太累太累了，悄无声息的一个人去了天堂;你也许对自己失望了，也许对我们失望了;你也许对你口口声声称为大哥的我失望透顶了。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就一个人去了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
我的眼泪无时无刻不在为你狂奔横流，我的心口无时无刻不在为你疼痛难忍。你感受到了吗，我亲爱的的凤平兄弟？
你死得不甘心啊！今生我也活得不舒心啊！我的凤平兄弟！
二弟下葬那天中午，你早早地来到了巴楼村。二弟的遗像安放在他的棺材前，你神色凝重地走过去，我紧紧随在你的身后。你俯下身来，面对着一屋子的哭得死去活来的亲人们，一遍遍抚摸着二弟的遗像，大声说道：“老弟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不能叫我和你一块走啊！”你这句话我听得莫名其妙，一屋子的人也对你的话表示愕然。我拉着你走出了屋子，没有让你再呆在院子里。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在这个时候，你心里想些什么，你心里怎么想出那么一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语来。为了放松你悲痛的思想压力，我故意挤出笑容来，劝慰你说：“对二弟的死，你也尽心尽力了，我们也都问心无愧了。二弟对你是心存感激的。”你连连点头，喃喃自语地说：“是的，是的，他解脱了。”万万没想到啊，凤平兄弟，这是你离开人世前留给我的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遗言。
在二弟的坟地里，我禁不住伤心地嚎啕大哭。你拉着我的胳膊劝我说：“别再伤心了，别再哭了，就让他走吧。”我们俩回到院子里招呼乡亲们的时候，我执意留你坐下来吃饭。你说：“我要回去，晚上我再来接你回县城。”见你态度坚决，我也不再挽留你。我说：“晚上你就不要再跑来接我了，我自己回县城。”说完这些话，我又忙着招呼乡亲们和客人去了。
晚上十一点，我回到了县城。在茶楼和赵局长、王书记、池大队等人一遍遍打你的手机，一遍遍都是无人接听。我们都说你这几天太劳累了，肯定是睡了，或者是晚上喝醉了吧。第二天下午两点，我的手机里传来了你自杀身亡的噩耗。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会自杀呢？怎么可能已经死了呢？不可能，一千个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直到你的爱妻赵萍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般哭喊着“凤平死了，凤平死了”的时候，我才醒过神来，手机“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眼前金花四溅，一下子瘫坐在了沙发上。
警方推断说，你是清晨五点多钟上吊身亡的。阜阳至太和的马路边上，停着你的车，你的人却在五百米之外的河塘边上的一棵“楚树”上。悬挂着的身体，两腿微微蜷曲，皮鞋上踩满了泥泞，树旁边的手提包里，只有两瓶药，手提包的旁边是一包只抽了三根的中华烟。由此可以想见，你走得是那样无牵无挂，你走得是那样执意坚决，你走得是那样无所畏惧。
当我风风火火地赶来，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躺在了殡仪馆里。面对你的遗体，面对你睡意安详的面孔，我欲哭无泪，脑子里一片空白，喉管里虽然再三呼唤着你的名字，但却不相信睡在我面前的是你啊，我的凤平兄弟！
二月初六是个逢双的日子，春满大地，阳光灿烂，你回到了老家那片生你养你的后蒋庄村最北边的麦田里。当你的儿女在你坟地的周围斟遍美酒、燃遍香烟的时候，我们送来的花圈覆盖了你安息的散发着芬芳的泥土。
悲痛的呼喊声为你壮胆，劈里啪啦的鞭炮声为你送行。我跪在你的坟前，心底里千百次重复着一句话：“兄弟安息吧！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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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庆的这些天来，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着凤平的音容笑貌，有很多次上床睡觉之前，我努力对自己说：“凤平兄弟今天晚上该托梦给我了。”可是凤平离开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凤平是在为我着想啊，他怕我梦见他痛苦的表情。他的每一声“大哥”的称呼，让我惭愧和内疚，我做凤平的大哥称职吗？作为大哥，我对得起凤平兄弟吗？
凤平小我三岁。十六岁那年，他顶替他的父亲成为了赵庙区信用社的一名信贷员。那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后，为了躲避家里繁忙的麦收，就对凤平提出了趁麦季卖冰棒的想法。凤平爽快地答应了，他问：“需要多少钱？”我迟疑地回答：“要二十块钱买冰棒箱子就够了。”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连连说：“不行不行，给你四十元，宽备窄用。”凤平当时穿着喇叭裤和那双锃亮的尖头皮鞋，还有他乌黑茂密而稍微卷曲的头发，成了我心目中最崇敬、最完美、最亲近的偶像。我时常听见他唱的歌是：“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就像兰花招人迷……”这首歌我是三十年前从凤平口中听到的。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凤平那青春、自信、高亢、深情的歌声，依然在我的耳畔久久回荡。
去颍上六十铺求学的头天晚上，我又找到了凤平，我把我的想法和忧虑告诉了凤平。凤平二话没说，从包里掏出六十块钱来，不加思索地说：“你去吧，学费和生活费的事我来保证。”半学期没到，我就收到了凤平通过邮局寄来的钱和粮票。他是唯一给我寄生活费的人，他是我一生中唯一一个在学业上和生活中，给予我最多馈赠的兄弟。
人常说，付出就有回报。可我对凤平的回报又是什么呢？这么多年来，我在重庆为我的理想而奋斗，我在为我个人的荣辱而奔跑，我在为我的梦想而殚精竭虑，唯独没有给凤平兄弟任何回报，凤平也从来没有向我张口索取他应有的回报。每当朋友闲叙，每当见到凤平，我总要说一些卖冰棒和上学时得到他的帮助十分感谢的话。他一笑而过，总是重复着一句话：“缘分，我和你就是缘分，谁叫你是我大哥呢？”一声“大哥”的称谓，时常让我肩头沉甸甸的，时常让我有一种愧对凤平、忐忑不安的感觉。在我心里，凤平和我二弟是一样的位置、一样的轻重。以至于这么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什么环境，无论在什么人面前，我从未和凤平开过一句玩笑话，说过一句脏话，也从未在他的面前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过，更没有让他感觉到我的放荡不羁和挥霍无度。因为我知道，在凤平面前，我就应该像个大哥的样子。 赵庙镇是我的故乡。在那个小镇上的八十年代，我在区司法所工作，凤平做了信用社的主任。我在南头，他在北头，三天不见面，我就会跑过去找他，他也会跑过来找我。我的亲戚邻居们都知道我和凤平是最好的兄弟，他们做生意贷款，都要先找到我，甚至是苦苦哀求我一定帮他们。每每这种情况下，我都会先答应，之后再给凤平说。在我的记忆中，凤平一次也没有“弱过”（拒绝的意思）我的“面子”。
九十年代初，太和县城流行“跑药”的生意。我的初中同学陈标急需两万元给新疆石河子某医院配送药品，他找遍了所有的关系，也没有如愿以偿。两万元现金，在当时是一笔较大的金额。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八块六毛钱，凤平的工资也就四十元左右。当陈标提出向蒋凤平贷款两万元的数字时，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读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晚自习后，在校园里睡大铺，李校长三番五次催促大家睡觉，不准再大声喧哗。可我偏偏在李校长话音刚落后，学了一声猫叫，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李校长十分恼火，走到我的床头前，质问是谁故意跟他对着干的，必须立即站出来。当时我是赤身裸体，灵机一动，就小声对陈标说：“你去，你承认。”陈标等了一会儿，从被窝里坐起来说：“是我。”穿上衣服后，陈标被叫到了李校长的办公室，挨了一通声色俱厉的训斥。
第二天上午，有同学向李校长告密，把我供了出来。李校长在全校公开向陈标同学道歉，要我写出深刻检查。我一直为陈标替我挨训的事感激在心，好在陈标并不在乎，让我不再自责和歉疚。从此以后，我和陈标成了无话不说的少年知己。
初中毕业后，陈标开始创业，自己在村外办了一个砖窑厂。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他，我们俩叙旧话新，亲切无比。为人仗义、性格豪爽的陈标，知道我家的“大门楼”至今无钱修建后，当天下午就派他的工人拉来了所需用的砖头，并且再三叮嘱，不准我付一分钱的费用。
我把和陈标同学的这些陈年旧事说给凤平听，凤平十分感动，连连对我说：“这样的朋友够哥们儿，我一定帮他！”陈标揣着从凤平这里借来的两万元现金，兴致勃勃地去了新疆石河子。
如今，陈标功成名就，身家数亿，在京城的生意风生水起。他总是逢人便说：“如果当年没有蒋主任的帮助，根本就没有我陈标的今天。”每听到陈标的这句话，蒋凤平的脸上总荡漾着幸福的成就感。他眉飞色舞的样子，像自己升官发财一样乐不可支。而这时候的我总爱恭维他几句，也替陈标说几句谢谢他的话。他的回答让我有一些意外：“我干信贷员这行，就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做出成绩来了，就是我们这行人的最大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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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蒋凤平：“你当信用社主任这么多年，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确实做了很多好事，有没有收不回贷款、给自己惹来麻烦的时候？”蒋凤平回答说：“有，肯定有，多的是。但是有一点，凡是故意不还贷款的赖账户，有几个发达的？我接触的这么多人当中，还真没有多少赖账户。人啊，一辈子就别做亏良心的事，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对得起父母兄弟、妻儿老小，你心里就坦然了、幸福了。不然的话，即使你有再多的钱，让人背后戳脊梁骨，那也是做人的失败。”如今想来，凤平的话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信奉和追求的境界呢？
离开老家二十一年后，家乡的领导和朋友多次到重庆来，邀请我回乡投资，参与家乡建设。虽然有很多次我满口答应，但我却以种种借口推辞了。家乡人知道我和凤平的关系好，就多次找到凤平。直到有一天，蒋凤平在电话里跟我说：“大哥，你回来投资吧，就在我们镇上的粮站搞开发，我保证你名利双收。”就这一句话，激活了我思乡的波涛，点燃了我衣锦还乡的青春梦想。为了凤平，为了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为了我的乡思乡愁，为了我压抑在心底的对亲情友情的感激，我决定不惜代价，为并不富裕的家乡建造出一座卓尔不群的新城来。
在蒋凤平和众多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当地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下，一座“万象新城”在赵庙镇挺起了她现代化的商住两用的建筑群。按照当地家乡人的话说，就是“造福了赵庙人”。用蒋凤平的话说，是实现了“名利双收”。
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万象新城”节外生枝，祸起萧墙。我和我的合作伙伴陷入了缠身的官司之中。为了这个项目，八个人被关进了拘留所，一个人被公安机关挂在网上，成为了缉拿对象。一时间，赵庙镇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屋前屋后的议论，风起云涌，谣言四起。我的名字自然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反复地问自己，生活为什么是这样？人生为什么是这样？好心为什么得不到好报？蒋凤平忙前忙后、忙上忙下、寝食难安、夜不能寐地为我处理着千头万绪的事务。
我不想再重复那逝去了的烦恼，不想再回忆那段让我愤慨的岁月。蒋凤平为了让我排遣心中的郁闷，让我减轻巨大的心理压力，几乎是天天陪着我、劝说我，让我对挥之不去的烦恼有了淡定的决心。他说：“大哥，你太疲倦了，应该出去休息一段时间。”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北京吧。”我问：“为什么去北京？”他说：“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你所做的这一切事，都符合城乡统筹发展这个大主题。只有到了北京，你才坚定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的，是符合你自己的良心的。”不管凤平说的是大话、套话还是客气话，我都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在北京的几天时间里，我和凤平在长安街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是啊，人生的路哪能都像长安街这样宽广笔直呢？凤平的良苦用心让我豁然开朗，凤平的安慰让我重新燃起了对家乡的热爱。不为别的，就为了凤平的这番良苦用心，就为了他浓烈的兄弟情谊，我没有选择，没有退路，必须让“万象新城”坚强地矗立起来。
时间是疗伤的最好良药。当一切恢复了平静之后，我认真地对凤平说：“万象新城的成功，有你的巨大功劳。你看中哪一个门面，你挑一个，送给你。”凤平一脸严肃地说：“大哥，千万不能，我一套也不要！”我以为凤平说的是客气话，就在他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跟售楼部打招呼，并出具一个定金收据交给蒋凤平。凤平坚决不要，连连摆手说：“大哥，你误解我了，我要是想要这些，我也不会帮你了。”我问他：“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他说：“因为你是我大哥，我这辈子都认你，为你做事我死也无怨。”
我的喉咙酸涩，我说不出话来，眼泪一直在眼眶里面打转转。
兄弟，我们不说“死”字，好吗？
天地有灵，你我心通。兄弟啊，你走得不甘心啊！我活得心痛啊！说你是我的金兰之交，是我的莫逆之交，是我的刎颈之交，都不为过，都不夸张。但是，兄弟啊，你一向尊重大哥的意见，你一向信任大哥，这次，你怎么对大哥根本不予理睬地挥手而去了呢？我同意了吗？凤平，如果你还在乎我这个大哥的话，那么我就允许你这样死一次，可以吗？但是，你必须还得好好地回来，可以吗？我的凤平兄弟，你听到了吗？
2015年4月13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