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届双年会因为余光中、席慕蓉的出席及厦门日报等媒体的推波助澜，厦门这座向来淡定的“慢生活”城市，出人意料地刮起强劲的“文学旋风”，以至于嘉宾讲座地点从厦大克立楼小会场移到能容纳四五千人的建南大礼堂，还是满足不了要求。具体操办此届双年会的厦门市作家协会主席林丹娅教授看到两三千人围在礼堂外面久久不肯散去的火暴场面，心中既感动又内疚。其实这怪不得她：厦大没有更大的礼堂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华人女作家事后接受《厦门日报》记者宋智明采访时激动地说：“这是我开过的最热闹的会，诗人和作家成为明星，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地写，就不愁没有知音。”
我是华人文学泰斗余光中先生的老粉丝，和其他读者一样，当然也想找他签名，跟他合影，向他致敬。作为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原本有近距离接触他的便利。但是，围在余先生边上的读者实在太多了，想到老先生已经87岁高龄，我不忍心增加他的负担，虽有机会多次站在他身边，却未敢张口轻提签名、合影的要求。
蒙缪斯眷顾，好机会从天而降！
因为心里有事，这一夜我没有睡踏实。但我还是早早起床，匆匆洗漱完毕，顾不上吃早点，便出门直奔厦大逸夫楼。不想智明兄到得比我还早，已经在逸夫楼下引颈望我，他的身边还站着家有几万册藏书的文友张云良。我事后才知道，虽然厦大校方已安排好车辆送余先生，但做事一向谨慎的智明兄生怕车子万一在路上出什么小故障耽误余光中先生的行程，特意请云良兄开车随行，以求“双保险”。
离约定的时间还早，我们在逸夫楼的院子里散步聊天，平息内心的激动。对痴迷阅读的我们来说，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心中的文学大师，自然是一件极快乐的事情。我们三人的藏书中都有不少余光中先生的著作，虽然钱锺书先生说“吃鸡蛋不一定非要认识下蛋的母鸡”，但读相识的作家作品还是感觉更亲切、更温暖。因此，我们热切期待与余先生握手，当面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
徐学教授陪余光中先生走出餐厅。我们迎上前去，问候余先生。车子启动前，细心的智明兄提醒余先生检查一下证件和机票。余先生很配合，随即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机票、护照和台胞回乡证，逐件展示给我们看，都齐了。这时我们才确知，余先生乘坐的华信航空公司的飞机9点50分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起飞，直飞余先生执教近三十年的台湾中山大学所在地高雄。那儿有他的家，妻子等着他归来。
两辆车子一前一后驶出厦大校门，穿过钟鼓山隧道，驶上通往机场的成功大道。余光中先生放松地靠在后排坐椅上，目光微闭，表情保持着一贯的严肃。我和智明兄都是余先生的粉丝，有机会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与心中的文学大师相处，私心总想多受教些。但余先生出名的严肃让我们不敢轻易打扰。智明兄不愧是记者，非常自然地提起余先生的幽默如何感染了他，以至于他这两天说话也变得幽默起来。出乎我们意料，余先生马上接过话头：幽默好比这汽车上的防震器，让你的人生遇到坎坷时变得平稳。幽默对自己是自嘲，对别人，用得不好是讽刺，是刻薄，甚至是刻毒。所谓幽默，就是善用比喻，林语堂说，演讲要像女人的迷你裙，越短越好。迷你裙和演讲有什么相干？它们有共同的“短处”嘛。钱锺书是比喻大师，他在《围城》里说，男人其实是“同性恋”，他爱的不是老婆，而是老婆背后有钱有权的父亲。真是妙喻！我说：一部《围城》，去掉比喻，就没意思了。余先生点头赞同。
话匣子一打开，我们发现，表面严肃的余先生其实非常健谈，非常喜欢聊天，完全不是被动应付。他思维敏捷，谈兴甚浓，只要你抛出一个话题，他很快就接过去，且妙语连珠，见解独特。有机会听大师聊天，真是享受，我们有福了。
智明兄把话题引到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余先生表示，他喜欢沈从文，尤其喜欢他的小说《萧萧》。大媳妇萧萧和别人相好了，按当地规矩应该捆起来，扔进池塘。但当地的人很善良，原谅了她。这就和别的作品不一样，里面有人性的悲悯在。当时的主流文学强调写工农兵，沈从文是真正的工农兵，作品写的也是工农兵，但得不到主流认可，因为他发现了人性，而不是阶级性，所以受到批判，差点把他逼疯。我接话说：沈从文后来转行搞古代服饰、古代文物研究，大家以为他是心甘情愿转行的。最近他的一些书信被发现，其实，他哪里甘心，一个作家，不让他写作，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后来不写小说，实在是文坛的一大损失。
就这样一路轻松地闲聊着，话题跳跃不定。谈到两岸文学交流，智明兄问：一般情况下，都是您受邀来大陆访问、演讲，台湾有邀请大陆作家去演讲吗？余先生说：很多啊，莫言去过，王蒙去过，许多大陆作家都去过，我执教的台湾中山大学开了一个“余光中人文讲座”，我请过大陆的王安忆，反响蛮好。王安忆很用功，隔一两年就有新作出来。两岸交流多多益善，多来作家，少来飞弹。我和智明兄都笑了，我说，王安忆祖籍同安，他爸爸是同安人，厦门市图书馆里，本地作家专柜，王安忆的作品赫然摆在架上。她的《长恨歌》写得好。余先生表示同意。智明兄又关切地问起余先生睡眠好不好，余先生说：中年的时候，我每天都是凌晨一点半才上床睡觉。进入老年，太太不允许了，她“强迫”我必须在晚上11点前睡觉。还好，上床躺10分钟，就能入眠，中间会醒来两三次，意识流乱窜，但很快又能睡着，就是多梦，所谓老年多梦。我写过一首诗：《老年做梦》。不过，我一天只要两三个小时睡得浓，就不会太疲劳。智明兄说：能吃能睡是福啊。淡泊，从容，人容易长寿。杨绛家里没有装修，地板还是水泥地，她已经103岁，整理了钱锺书厚厚的英文笔记和中文笔记，最近还出版长篇小说《洗澡之后》。余老师您要加油哦。余先生说：杨绛先生了不起。台湾有一位我的年轻朋友，他夸张地说，大陆他只欣赏“一个半”作家，“一个”是杨绛，“半个”是钱锺书。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的终身教授，还给学生上课，还写作，一直在工作状态，人老得慢一些。我说，余先生，我发现您的记忆力特别好，讲一个问题，古今中外，上下左右，引经据典，张口就来，让我感到惊讶。余先生谦虚地说：不是我记忆力比别人好，我一直在给学生上课，上课嘛，过一两年就要把读过的书再读一遍，这样自然就记得牢了。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过去感觉挺远，这次却嫌太近，似乎一转眼就到了机场。这就是爱因斯坦说的“时间相对论”吧。我和智明兄都有些依依不舍，真希望车子一直开下去，让我们多听听余先生的高论。这当然是我们自私的想法，余先生急着回家呢。进国际和港澳台出发厅的第一道门，一名90后工作人员把我们拦住了，她说：“只能进去一个人陪。”我果断地说：“这里的情况我比较熟，我陪余先生进去。”智明兄只好依依不舍地放下挽住余先生右臂的手。我提醒智明兄：“要不要在这里和余先生合个影？”智明兄说：“余先生这几天也累了，我就不给他添麻烦了。”其实我知道，智明兄是非常希望和余先生合个影的，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愿望，是真心不想给余先生增加负担。他后来告诉我，这次没和余先生合影，感觉还是有些遗憾。云良兄也没有合成影，心里一直纠结着。
我提着两件行李，陪余先生走进国际和港澳台出发厅。余先生似乎归家心切，进去后步子突然大了起来，给我一种“大步流星”的感觉。我不放心，赶紧上前搀扶余先生。余先生说，谢谢，你提行李吧，我自己能行。我还是坚持用左手提着两件行李，右手搀扶着余先生。因为到机场早，还不到换登机牌的时间，我扶着余先生在那种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开始东一句西一句聊天。我告诉余先生，这次不少人因为没和他合上影，心里感到遗憾。余先生说，他愿意和大家照相，但请尽量少用闪光灯，因为他眼睛怕刺激。我原本没奢望和余先生合影，听了这话赶紧说：我能和您合个影吗？余先生爽快地说：当然可以！我掏出手机，请一位年轻人帮忙照相。余先生特意摘下帽子放在一边，并整了整衣服、领带，理了理头发。余先生说：戴着帽子和人照相不礼貌。这个细节让我意识到，余先生真是谦谦君子。相照好后，我调出照片给余先生看，如果余先生不满意，就补拍一张。但余先生看后说，照得很好，很自然。我见照片里有余先生的行李，问这有没有关系，他说，不要紧，这个又不保密。
时间差不多了，我陪余先生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我原本想请工作人员陪余先生上楼过安检，但余先生听后拒绝了，他说，我自己能行。我懂得余先生不服老，便谢过工作人员，陪余先生乘扶梯到了二楼。二楼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得知我是送客的，说，只能请您留步了。我说，麻烦您照顾一下这位老先生。这位女工作人员笑着说，应该的。她当即调整了隔离带，为余先生开通了直行通道。我把一个布质背包交给余先生，祝余先生旅途愉快，余先生伸出手与我握了握，便稳捷地向安检走去。这时，女工作人员问我，老先生会不会晕机？我告诉她，老先生是大诗人余光中，经常飞来飞去参加活动，应该不晕机。见她听到“余光中”三字没特别反应，我问她：你知道那首叫《乡愁》的诗吗？随即轻轻背诵起来：“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她的眼睛一下子闪出光来，连声说：知道！知道！我说，这首诗就是这位老先生写的。她当即跑过去搀扶余先生，一直把余先生送过安检门。
文学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文学永远不会消亡。
余先生是个感情细腻的诗人，过了安检后，三次回头向我挥手。我非常感动，眼泪差点流出来。
从机场回来后，我在微信上写道：“深深祝福余老先生健康长寿。”智明兄也发了一条微信：“期待余先生来厦参加厦大95周年校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