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25年，取得了瞩世举目的成就，市场经济的建立，生产力空前提高，经济发展活力高涨，被美国《新闻周刊》认为：中国可能成挽救世界的第四大引擎。但是，我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8，约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收入极为低下。
如果不提高农民的收入，社会的稳定性将会受损，社会矛盾将会更加尖锐。究其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用更大、更彻底的开放来解决深层次问题，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问题，才能将改革开放推上一个新的运行平台。
论文关键词：农民增收；大开放；谈判能力；壁垒。 读了孙大午先生的《与杜润生先生谈话纪要》一文，深有感触。
农民作为我国社会的最低层次的阶层，确实是太穷、太苦、太难了。在此文中，杜润生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的“三农”问题著名专家，对许多问题确有权威性的观点。
但是，也许是坐在官位上，杜润生先生对于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未能触及，就显得有些缩头缩尾了。对于“农村这八座大山”，回答是“自上而下可以解决。
”；对于“如果中央说解放农民”，回答是“就缺政策。”等等。
看起来似乎击中了要害，答案准确。但是，是否涉及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看来杜润生先生有点顾左右而言他了。
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了？ 在世界和国内的舆论中，众口一词是赞歌。确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将计划经济破坏，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
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平均主义，建立了市场经济，采取倾斜政策，促进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区域。
这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一种必然的、合理的选择。也是在加速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内地省份对沿海地区的贡献。
其结果，内地省份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资源的流出，发展的更慢些。二十余年的积累，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全国经济的发展本应该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发达起来的沿海地区应该加速发展，用自己获取的利润，对内地欠发达地区进行反哺；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使农民增收。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未能看到这种安排。反而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 发达地方构筑单向壁垒。
为了保护经济优势，发达地区不顾涉“违宪”之嫌，人为地以种种借口，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障碍，阻碍来自欠发达地区的“负担”，掠夺欠发达地区的优质资源，以获取来自于欠发达地区流入的利益，在本土实行级差薪金。中央政府的特殊支持，利益的驱动使得地方保护盛行，地方执行人员寻租、求租，以至于发生类似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的事件。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有强大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地方政府对中央的决策不敢提出异议；加上地方官员政治内行，经济建设上经常付出巨额学费，基本上没能表现出指导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智慧和谈判能力。
在25年的改革开放中，地方政府无条件服从中央政府。其结果是，沿海地区凭借天时地利，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支持，迅速地建立起市场经济。
而欠发达地区则由于种种原因，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往往都慢了一拍或几拍。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财、物都在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下流动，使地方资源无条件地、低廉地进入了全国范围，主要流向市场经济更发达、更完善的沿海地区。
欠发达地区农民的相对贫困加剧。在欠发达地区，农民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重利益的偏压。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中央政府利用价格杠杆，驱使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据有关专家估计：每年约有4000亿元利益流出农民手掌。而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自己和城里人的利益，又对农村实行了多重政府分割，以至于在农村有“头税”、“二税”、“三税”之说。
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原有一些利用地方资源的小企业，随着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与采用，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纷纷倒闭。使得农民的本土收入渠道向单一化发展。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8，欠发达地区农民的血泪就凝结其中。 民工潮的兴起和延续，表面上是劳动力的流动；实质是地方制度性约束的产物。
接受民工的沿海地区，只为民工们准备了工厂和民工们个人的极其简单的住房，并不为他们准备迁移的各项设施。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有利于利用欠发达地区的低廉的劳动力；二是能从民工们身上捞取因产出而获取收入的国家分割的地方部分；三是不必为民工们准备相应的公共产品，相反可以利用当地的公共产品，将民工们的微薄收入进行再分割。
而民工们除去自己在打工地的日常用费外，本来就所剩无几，再加上外出打工的路途费用等，净收入实在太少。但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实在太多，近2亿适龄人可以转移出来。
每年的民工潮汹涌澎拜，有增无减，就是人为保留农民身份和居留地的结果。货物的流通无阻了，但是人的流动和徒迁却阻力重重。
社会的稳定性下降。各发达地区对人口徒迁的限制和封堵，其目的：增加了对农民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与超值的国家分割。
国家利用改革开放，建立国内的统一市场，促使欠发达地区的设防被废，又通过种种人为设置对发达地区加强保护，“掠夺”了欠发达地区。而在欠发达地区，城市人面对沿海地区的高收入眼红，在总量不高的现实下，加大了对农民的“掠夺”。
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在双重“掠夺”下，负担加大，留存收益日益减少，更加贫困。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极低，正统的社会道德观受到挑战，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冲突加剧，社会稳定性下降，甚至有的年轻人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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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在问：改革开放怎么了？实质是：改革开放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一撅而蹴，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解决，需要一个新的运行平台。发展是主旋律，要使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民增收，期待大开放。
二、 深化改革开放，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上述现象只是改革开放的阶段性问题。
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5年来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到了可以着手解决下一步问题的时候了。
因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用大开放之举，来破解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增收问题。
1、尊重宪法，深化改革开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每个中国公民必须尊重她，服从她，不得违背她。地方政府更要模范地遵守她。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宪法之下，各地可以制定相关的法规，以推动当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永远存在的，处理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问题，必须用深化改革开放之举，从“三个代表”出发，用全局观点，化解各种阻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矛盾；不能只把眼睛盯在本土经济上，做出一些有“违宪”之嫌的举动。
特别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打开壁垒，解除对人的徒迁的限制，在发展促进本地工业化之时，高质量建设符合人类生存的生态圈，使本土成为人间乐园。这一宏图的实现之日，就是民工潮消失之时。
2、精兵简政 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被毛泽东采纳，导致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比起那时侯，现在我们强大多了，“精兵简政”的实施，将预期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出现。
“精兵简政”能使政府转型，一个精干、高效、廉洁、服务型的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须。更何况“精兵简政”，能使我国的财政摆脱沉重的人头费用，把钱用到经济建设中去。
在农村，“精兵简政”必能大量减少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就是在为农民增收。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城市化战略的逐渐实施，农村功能简化，实质上农村已经成为社会整体的一种功能区，是否可以考虑撤消乡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派出机构？同时，这也能解放了许多人才，让他们走出“衙门”，在广阔的天地间，方显英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3、强化国家的分配调控能力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导致我国基尼系数偏高的基础因素，中央政府应该在不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前提下，有能力进行全局性调控。我国的中央政府早就对此有调研，并有了对策，现在是拿出来实施的时候了。
针对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应当实施级差税制，鼓励第二产业的梯度加速转移；应当实施中央地方级差财政分割，给欠发达地区留下更多的财力；应当对欠发达地区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支持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同时，还可以加大对发达地区非居民比例劳动力的限制力度，可以采取由中央政府收取居住调节基金，公平分配经济利益，促进城市化和安居工程；应当加快落实全局性的产业布局，对畸形工业化实施惩罚性征费等等措施，来调节、缩小各地的经济利益差异，确保可持续发展。
4、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补偿机制 在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全面建立起来，并且在继续深化和完善。但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补偿机制根本没有被正式考虑，对弱质农业的补偿和保护也没有显化，一切似乎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
其实不然，不论是在国际的南南合作中，是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还是在发达国家的不同区域中，都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争议，都有个对弱者补偿、保护问题。只不过是如何补偿的方式不同而已。
不能放任自流地搞“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应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前提下，制定一种相应的配套补偿机制，让强者帮助弱者强起来。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帮助时，中央政府作用尤其重要：可以通过公共产品投资机制和国家重点建设布局安排机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投入，提供帮助和保护，减少地方政府经济压力，让他们腾出手来，发展本土经济，也能让本土农民享受“大开放、大发展”的红利。
对农业的补偿是走向现代化之举，国家应制定“黄箱”、“绿箱”政策，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提供有质量保证的医疗保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等风险分散体系，全面向农民补偿。
5、地方政府要有高超的谈判能力 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地方政府必须用大开放的宽大眼光，以“三个代表”为指南，努力熟悉市场经济，明白地方利益所在；对于地方资源的动向有足够的驾驭能力；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有保护地方利益的举措，面对各种压力，用自己高超的谈判能力，敢于争取，善于与先进生产力合作，以造福一方。中央政府要支持地方政府敢于谈判的举动，划清正常经济利益分配与设置壁垒的界限，不要动辄施压，更不能把这种谈判看成是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进行政治声讨，组织处理。
否则，市场经济的内在区域平衡机制会受到破坏。在农村，乡级领导一般由上级任命，更需要增强这种能力。
6、加快城市化 农业是弱质产业，靠天的成分较多，产出的增加幅度不会很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地位逐渐降低，产出在全国的GDP的比重逐年下降。
由于农业总量受到限制，农民增收的幅度也就不可能较大，一直低于城里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如何才能使农民收入有较大的提高？一是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造，提高农业的产出，增加可分配总量；二是减少农民数量，将现有的7亿农民，减少至1.8亿左右。
这样就是农业总量不变，农民人均收入将提高4倍左右。可见，后一种办法更为有效。
减少农民，就必须加快城市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变成城里人。
在当前，政府推行发展中小城镇战略，乡级政府在自己管辖区内，大搞形象工程，在全国建设了数以千计的小城镇，仅在江西就有725个，平均每个建制镇面积0.88平方公里，平均人口2700人，根本没有进行生态循环设计。地面化的小城镇应当受到质疑。
据测算，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生态城市化设计。因此，在推行城市化战略中，必须认真考虑人口积聚效应，不要“翻烧饼”，现在省钱，长远动态成本极高，是很不划算的。
7、发达地区要发挥经济辐射能力 发达是相对的，发展永远是主旋律。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但是，发达地区在发展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才能加足马力。我国现阶段就按经济地理，以超大型城市为中心，逐步建立了长三角、珠三角、京三角等区域经济圈，就是发挥先进生产力的经济辐射能力之举。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融合，发达地区的作用更大。也能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农民增收要融入区域经济圈发展之中，水涨船高，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也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增加收入。
三、结论 杜润生先生忧国忧农民，是值得吾辈敬仰和学习的。农民增收，对欠发达地区政府来说，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用大开放的气魄和胸怀，来引导众多贫苦的农民增收。
但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是一件带有全国意义的事情，必须由中央政府全局统筹。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农民红利可期。
主要参考文献： 1.美新闻周刊 中国可能成挽救世界的第四大引擎 新华网 2003/07/07 2．孙大午 与杜润生先生谈话纪要 2002/12/13 3．王进昌 我国贫富差距已过国际警戒线贫富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新闻网 2003/06/20 4．张天蔚 不能放任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北京青年报 2002/11/23 5．易炼红等 正确认识收入分配差距 人民日报 2001/04/10 6．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增加农民收入三项重点中国新闻社 2002/01/08 7．刘振伟 增收是农村小康建设的关键 人民日报 2003/02/10 8．赵继海 日本农产品产销动向与农业结构演变的分析 现代日本经济 2002/07 9．黄光宇 城乡建设的生态化策略 中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