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税收与西部大开发 地方税收与西部大开发 地方税收与西部大开发 马栓友
——边际税率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当前又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那么税收政策在地区经济差距方面具有什么作用?在理论上，供给学派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妨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因而主张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我国在统一税收政策，不再采取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地方不能越权减免中央税情况下，西部地方政府能否通过适当的地方税政策，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本文以新财税体制为基础，对1994－1998年地方税的边际税率与各地区经济增长进行了横截面回归，发现降低边际税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对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财税政策启示。
地方税收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
确定各省地方税的平均税率或有效税率比较简单：首先计算出每个地区历年税收收入占其GDP的比重，然后在样本期内取宏观税员的平均值。至于估计各个地区的边际税率，必须以其真实税收收入T对真实GDP进行回归：
T＝βo＋β1GDP＋ε
(1)
其中ε是误差项。税收对GDP的导数或斜率β1，就是边际税率。它近似衡量了GDP增加对税收增加的影响，因而是给定地区的平均边际税率。截距项βo一般应为负，其经济解释是一部分GDP没有纳税。截距异于0，也为检验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显著不同提供了基础。
由于1994年中国实行了新的财税制度，因此不宜跨1994年直接估计
(1)式。但如果我们只对1994－1998的数据回归，发现由于样本时期太短，估计效果不甚理想，只有贵州、吉林、山东和上海等8个省市的截距显著为负，有些省份的截距为正，这种模型结构不同也使地区之间缺乏可比性。为了提高各地区边际税率的稳定和显著程度，增加后面进行增长回归的自由度和可靠性，我们必须扩大样本区间和适当利用以前的信息，为此在方程
(1)中引入哑变量D，以考虑制度变革因素。但我们令虚拟变量D在1994－1998年为O，1994年以前取1，这样，GDP的系数就表示1994年后的边际税率。后面的结果将会表明，这样做既使地方的边际税率显著异于平均税率，而且使各地区的边际税率相互可比。
由于缺乏中央税收的地区来源结构数据，我们只能利用地方财政的税收收入数据，估计各地区地方税的边际和有效平均税率，主要分析地方税收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经济年鉴有关各期和2000年中国统计摘要。各地区的GDP、人均GDP和税收收入，都是经我们计算的以1990年为100的全国GDP平减指数调整后的真实变量，经济增长也指真实GDP的增长。因为我国1983年开始“利改税。，我们利用各地区1983年－1998年的数据估计加入哑变量的方程
(1)。回归效果比较好，可决系数平均为O．88，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哑变量和边际税率的系数均相当显著，且具有预期的符号，常数项全部为负，尽管个别省份不显著，而且通过了系数整体显著的联合检验。为节省篇幅，我们这里只列出估计的各省边际税率
其中估计的截距为员比较符合实际，因为我国GDP的许多组成部分，如某些个人收入没有进入税基，它们是不交纳税收的。这些说明我们对1994－1998年地方税边际税率的估计总体上异于同期的平均税率，这可以从边际税率对平均税率的回归中看出来： (0．1
3
6)(7．371*)
R2＝0．685，调整后
R2＝0．672，F＝54．330*，
DW＝2．118 地方边际税率与区域经济增长
因为供给学派等的减税主张主要指边际税率，我们主要分析边际税率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为了防止或控制税率与经济之间可能存在的逆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越快或人均收入越高，税收收入越多，我们在各个回归方程中都加上平均税率。这样，考虑了平均税率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分离出边际税率的经济效应。 下面以各地区1994－1998年相当于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长的经济平均增长率Yg为因变量，以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为解释变量，即估计以下地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式：
Yg＝C＋MT＋AT
(3)
回归结果如
(4)式。从中可见，边际税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平均税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系数单独和联合检验都显著。这说明在保持平均税率不变条件下，如果某省能够降低其边际税率，则可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9．04*)(－2．93**)(2．13***)
R2＝O．27，调整R2＝0．21，
F＝4．43***，DW＝1．94 Yg＝0．11－7．27×10－9×GDPl994－0．69MT＋0．87AT
(5)(11．24*)(－0．00
3)(－3．36*)(2．25*)
R2＝0．27，调整R2＝0．17，
F＝2．83，DW＝1．94
刚才是从增长角度分析边际税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后我们从水平角度研究地方税与地区经济的关系，主要是估计地方边际税率与其1999年人均真实GDP水平的关系：
GDP1999＝C＋MT＋AT
(6)
即1994－1998年的边际税率对后来的1999年各地区人均真实GDP具有何种作用，对上式的截面回归结果为： (-0．862
60)(-2．275754***) (4．560467*)
R2＝0．54，
调整R2＝O．50，F＝13．96*，
DW＝2．20
可见，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的系数都显著，边际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真实GDP仍呈员相关关系。其经济意义是：地方在保持其平均税率不变前提下，如果能降低边际税率，则能促进入均收入增加。边际税率降低1％，大约可使地方人均真实GDP增加530元；反之，如果提高边际税率，则会阻碍人均GDP的增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通过时间序列回归估计了各地区地方税的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然后，在使用平均税率控制税收与经济的逆因果关系下，由截面回归分析了边际税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边际税率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均GDP水平均呈显著的员相关性。它说明在维持平均税率不变时，地方的边际税率越高，越不利于该地区经济增长和人均GDP提高；地方降低边际税率，则可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均GDP水平。 由于边际税率与地方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必须适当降低边际税率，以对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各种刺激。边际税率下降引起的税收收入减少，有两种基本消化途径：一是中央增加对西部的转移支付或补助，二是西部地区政府缩小财政开支。中央可以恢复对西部民族地区每年补助递增10％的规定，“两税”收入的增量部分全部返还，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中央的帮助等外因固然重要，但决不能忽视内因的作用。西部要想真正加快经济增长，应该节约开支，精简政府机构，建立高效能的“小政府”。降低边际税率提供的激励，促进经济增长，这最终会扩大税基，从而使财政收入增大。否则，边际税率过高，容易产生员激励效应，导致资本和劳动外流、税基萎缩和边际税率高的恶性循环。所以，西部应通过进行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换和优化财政支出，建立具激励效应的地方税制。
参考文献： Koester，Reinchard B．，and Komendi，Roger C．，1989，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Economic Inquiry，Vol．XXVII，367-386．
Jones，L．E．，Manuelli，R．E．，Rossi， P．E．，1993，OPtimal Taxation in Models of Edogenous Growth，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485-517．
来源:涉外税务20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