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都市化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和关注热点，由此引发的乡村都市化和民族地区城镇化等问题已成为世界都市化发展的焦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都市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标志，正确理解和引导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关系到我国都市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性的传承和发展。
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考http://wWW.LWlm.Com察的都市化背景 都市化的概念。一直是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跨学科的研究范畴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我国学者将其定义主要概括分为三种：一是结果论或数量论，即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提高；二是过程论，即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和都市人口增加的过程；三是狭义和广义区分论，狭义的都市化是指都市数量的增加和都市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提高，广义的都市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它既包括城市功能的调整、人口分布与空间结构新形式的形成，又包括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笔者认为我国幅员辽阔，既不可能让所有的农村人口全部聚集城市以实现都市化，也不应该让各地区走统一规划的道路，因此要求所有地区都按一个模式进行都市化。既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实。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都市化进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少数民族地区因其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特性在都市化进程显得更复杂。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地区相比。一般分布在地理环境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是长期以来制约其发展的两大障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部分边远民族地区甚至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社会形态中。当都市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时，我国的民族地区、民族人口的都市化就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他们的都市化进程与摆脱生存困境。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过程合而为一。虽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时间太短、速度太快，人们往往很难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划出一个截然的分界线。很多少数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实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全面的、大规模的变迁。因此。在探讨我国民族地区的都市化进程时。我们应该结合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采取更加科学和切合实际的考察指标。 周大鸣、郭正林在《中国乡村都市化》中把乡村都市化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高。这五个方面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参照。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民俗活动、民族信仰的变迁。 二、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生产活动的变迁 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根据不同的生存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例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以畜牧业为主，属于典型的游牧生产方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以渔猎为主，属于典型的游猎生产方式。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少数民族主要生产方式是畜牧、渔猎、采集等，极少数民族拥有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少数传统优势产业得到了不断巩固发展。例如以畜牧业为传统优势产业的内蒙古地区，采用先进的技术，不断巩固了自己已有的畜牧业优势，通过畜牧业防灾基地建设，草原综合开发和牧区示范工程，使大面积草场得到封育、改良，畜牧业生产条件明显提高。1998年6月6日，由原包头钢铁公司为主体新建而成的“包头钢铁集团”和“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启运。标志着该公司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头家直属特大型企业，通过改制优化重组，走上了一条由“大”到“强”的集团化和现代化企业制度迈进的改革之路。湖北五峰地区发展了茶叶生产，西藏建立了大型的水电站、太阳能电站等，不争的事实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各少数民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本民族的优势产业和边界贸易，使我国少数民族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被纳入了世界贸易市场。 总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全面变迁，在世界都市化潮流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正在向着多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三、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 与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相应。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形成了各具鲜明特色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例如蒙古族以马乳、羊肉为日常饮食，以毛皮制成的长袍等为主要服饰，居住在蒙古包中；藏族的日常饮食是酥油茶和糌粑，日常服饰是氆氇长袍，民居以土库房和帐篷为主；傣族的特色饮食是菠萝饭和以昆虫为原料制成的菜肴，民族特色的服饰是筒裙，吊脚楼是其传统的居所。可见我国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与各民族的独特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方式密不可分：傍山而居的民族，就将山居生活方式发挥到极致，食物以山里出产的香菇、果实等为主，房屋材料以竹木为主；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一切皆立足于草原牧业，奶制品和牛羊肉是其主要食物，居住的是方便迁徙的帐篷毡包。 近几十年。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山居民族或游牧民族逐渐实现定居，民居建筑材料从竹木、毛毡转变为钢筋混凝土；少数民族家庭开始出现了专用的卫生间、洗澡间，厨房出现了现代化的厨房设备；少数民族青年纷纷开始穿着牛仔裤、旅游鞋，使用移动电话等现代化通讯设备。笔者曾长期在畲族地区做调研，江西省贵溪市樟坪乡生活方式的变迁可谓一个典范。20世纪90年代之前，当地畲族居民大多居住在以竹木和茅草为原料的传统民居——“埋权屋”中，政府先后出资修建了两片具有浓郁畲族风格和现代化气息的别墅楼群，为部分深受山洪、泥石流危害的“搬迁移民”和特困家庭改善居住环境。新建后的畲族民居，窗明几净、内部的家具、电器一应俱全，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状况没有很大差别。
四、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的变迁 民族信仰和民俗活动具有稳定性和仪式性，是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体现，是其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是少数民族民族信仰代代相传的重要载体。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活动和仪式，如形态各异的成年礼、祭祀仪礼。风格迥异的婚丧仪式等等。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仪式大多只在本民族的重大节日和特定场合中表演，外族人一般无从了解或参与。如羌族的“祭山会”、瑶族的“度戒”、畲族的“传师学师”、纳西族摩梭人“穿裙子、穿裤子”(女穿群，男穿裤)、布朗族的“节”(染牙齿)等成年仪式有很多禁忌，一般不允许外族参加。其中羌族的“祭山会”、瑶族的“度戒”、畲族的“传师学师”不但外族人不能参加，连本民族的女子也不能参加，这是因为“妇女不能参加重大、神秘的礼仪活动，这似乎是世界文化的通则，其中妇女不洁、经血不洁、孕妇不浩的信仰是其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俗活动一度被错误地理解为“封建遗毒”而被政府取缔。这使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和仪式的开展从公开转入隐秘状态，更增加了神秘性和神圣性。总之，神秘性和神圣性是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的两大显著特点。 近年来，民俗旅游成为很多民族地区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民俗旅游中展演的民俗仪式、民俗活动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日渐消失，世俗性和商业性日渐增强。以最具展演性的民族歌舞为例。少数民族的山歌种类繁多，各具功能和特色，历史歌是为了传承本民族的历史记忆，教育下一代而演唱的民歌；祭祀歌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敬仰。祈祷祖先保佑而庄严颂唱的民歌……这些民歌的演唱常常和特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其主要功能是娱神，具有庄严性和神圣性。尤其是宗教祭祀过程中颂唱的民歌，是与已逝祖先沟通而使用的神秘语言，不仅外族人无缘耳闻，即使本族人一知半解也不敢多问，唯恐亵渎祖先或神灵。但是今天的民族歌舞常常被包装成“原生态表演”，成为发展民俗旅游、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一个重要手段。民族歌舞娱神的神圣性已经消失，娱乐游客的商业性成为主要特点。此外，很多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民俗仪式也成为了一种公开展演的活动，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前奏。为了便于电台、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或录制，这些宗教仪式不仅公开展演，还做了相应的改变，庄严性和神圣性已消失殆尽。 五、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变迁 民族意识又称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具有历史性、稳定性和排他性的特征。“民族意识包括民族属性认识、民族交往意识和民族发展意识三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对自身民族生存、交往、发展的地位、待遇和权利的享有和保护。” 历史上，我国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统治集团曾经对少数民族有过程度不同歧视和压迫，具体表现为：我国部分传统典籍中曾将位于古代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称中加入“虫”、“豸”、“犭”等明显带有侮辱性的偏旁等。很多少数民族为了捍卫本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远走山林、戈壁、荒漠。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各少数民族十分重视“族缘”关系，形成了对内团结一致、守望相助。对外封闭自守、戒备意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例如，部分少数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推行族内婚，禁止与外族通婚，族人一旦触犯，就会受到民族习惯法的严厉惩罚。又如很多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着本民族特有的民族隐语，用来作为确定陌生人是否本族人的依据。比如畲族盘问陌生客人：“顶角还是盖耳?”(蓝姓顶角，雷姓盖耳)，“几窟油麻?”(蓝姓三窟油麻，雷姓四窟油麻)，都是在盘问陌生客人“姓蓝还是姓雷”。如果客人可以听懂并正确地回答隐语则会被畲族同胞视为一家人，热情款待，否则就会引起畲族的排斥和戒备。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各族人民获得了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物质和文化扶贫措施。对少数民族进行扶持，促其尽快摆脱落后、封闭的面貌。伴随着民族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民族觉悟的增强，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民族平等意识、民族发展意识、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都不断增强。旅游文化产业的兴起使各少数民族看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意识到自身民族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彰显，开始有意识地保护、整理和宣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很多少数民族不再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讳莫如深，愿意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如果父母双方一方为少数民族。子女往往自愿选择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 六、结语 都市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实践证明，都市化经济具有很强的“普同性”，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中心地位及强大的辐射作用，能够促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发生正负两个方面的变化。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大幅度提高；各少数民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对异族文化的了解加深，增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和吸收等。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多民族文化出现了趋同性，尤其是相对弱小的民族在都市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和被动地位，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在日渐消失。
在文化变迁中，起基础和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物质文化，一般总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物质文化变迁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关注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据此引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变迁，将是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有效的方法。 第一，保持民俗文化旅游中民族传统文化的本真性。利用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又称为民俗旅游，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具有投资小、见效快等特点，一度成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但是当今的民俗旅游，已经遭到了众多诟病。争论的焦点在于民俗旅游所具有的商业性使民族传统文化丧失了本真性。对民族文化商品化持反对观点的国外学者有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格雷本等人。格林伍德认为：“民族文化商品化后。不仅使当地民族对本土文化失去兴趣与信念，而且还会使文化本身丧失原有的内涵，文化的真实性将弱化”(NelsonH·Graburu，1976)。政府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时，一定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保护并举，避免民俗风情展演的商业化和庸俗化，并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即将濒临消亡的文化事项。 第二，促进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突出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即在继承民族传统手工业的同时。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 从世界近百年的发展轨迹，我们看到少数民族经济在“重经济发展、轻民族意识”的无所谓的状态中完全丧失了本民族的特色。众多迹象表明，部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以抛弃传统民族特色工艺和产业为前提的。正如何叔涛先生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当我们谈及某个少数民族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民族经济的发展时，往往以该民族地区内国家兴建了多少工矿企业从而使该地区的工农业产值、劳动生产率、人均国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支等有哪些巨大的增长来举例说明问题。不能说这种论证没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兴建矿山、农场、林场、电站对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和该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毕竟不是同步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注重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乡经济的发展呢?一方面，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经济是我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千百年来在特定民族传统文化熏染中形成的某民族的特色经济，尤其是传统手工业，只有在本民族地区才具有发展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一旦移植到本民族之外的地区去发展，则会出现变异而特色尽失。例如新疆的土陶、苗族银饰等等都是本民族享有盛誉http://wWW.LWlm.Com的传统手工业，离开了特定的民族群体特定的地理环境，就会丧失原本具有的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少数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也是我们的巨大财富。尤其是在都市化浪潮席卷全球之际，百花齐放的文化多元格局，既是中华文化璀璨魅力的标志，又是我们进行现代化文化建设的不竭源泉。实践证明，人类的发展需要一个文化多元共生的环境，“需要保护不同的文化群落和文化生态；因为只有不同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文化多元共生是对每个民族文化选择权利的尊重。同时也赋予其尊重其他民族文化选择的责任。如何在兼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性、独特性的同时，规避趋同化、一体化的趋势，是我们将长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