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教育是个说不尽的话题，农村教育就象“三农”问题一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可能也象“三农”问题一样，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
一
如果我说，我们的农村教育目前象个孤岛，缺乏外援，难以得到支持。恐怕有很多人会不同意，会认为这是为我国农村教育抹黑，我们的农村教育原来不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吗？怎么能说是缺乏外面的支持呢？
如果我这么说：我们的农村教育，目前除了在为农民的子女考试升学这一点上，农民还关心之外，其他方面，他们则不太或很少关心，或者根本就不关心。可能有人会点头，认为我说对了。
其实，这是一码事。说它是孤岛，只是借用这个词语，并非说它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只是就它外援不足，缺乏社会支持这一点来说。
对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农村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也就是说“三农”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领导的重视。他们已经在采取措施，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
可是，在谈到“三农”问题的原因时，却至今也很少谈到农村教育的责任，谈到我们的农村教育在“三农”问题中扮演了哪种角色。
我们的农村教育，可以说，多少年来，都在极力地推动城乡二元社会的发展，在极力鼓励农村人往城市走，培养农民的后代不热爱农村，培养农民的后代离开农村。用陶行知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孩子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这是80年前，陶行知先生在《再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革》一文中的一段话。80年过去了，我们农村教育的现状却仍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目前，我们的农村教育，还是与城市教育一样，在把所有的学生都往“中考”“高考”这座独木桥上赶的时候，压根就没有去想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赶的结果，大多数人没能顺利通过，只有少部分的幸运儿进入了高中或大学的殿堂，大多数却成了失败者，他们一个个黯然伤神，或者再补习，或者加入了打工仔打工妹的行列。一句话，他们离开了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
我们目前的这种以考试升学为根本目的的农村教育，办在了农民的家门口，办在了农民中间。可以说，它孕育于农民之中，生长于农民之中，存在于农民之中，却没能与农民息息相关，这本身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办在农民们中间的农村教育，却没有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某利益，只是一味得把他们的子女往外送，叫他们永远离开家乡，永远离开农村。学校的发展仿佛与他们无关，只要能把他们的子女送出去。
农村教育在农村，却没有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独一无二的。
农村学校在农村，我们却偏要把它办得脱离了农村的实际，在农民们的心目中，自然就会觉得学校是国家的，与他们无关，你不关心他们，不关心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他们自然也就缺乏关注教育的意识和热情，缺乏投入的意识。相反，如果你的学校时刻关注着“三农”问题，关注着农村的发展，与“三农”问题血肉相连，农民们对教育的态度，可能就大不相同了，农村教育恐怕就是另一种情景了。
学校办得好坏，农民没有发言权，我们自己在为自己说话，自己在为自己作评价，学校办得好坏，与农民几乎没有多大的关系，也就难怪他们只关心子女能否升学，考得好不好了。因为，只有在这一点上，农村教育才与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至于其它方面，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孤岛现象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某一个地方的特殊现象。在我国，具有普遍性。
原因很多，但主要有：
传统的惯性作用。在中国，很多问题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是有着传统的原因的。
我国素有科举考试的传统，这种观念，几千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根深蒂固。古代人读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考试，而且一定是考举人考进士考状元。一旦榜上有名，那就意味着荣华富贵，意味着大红大紫，更意味着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更为重要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官，全家沾光。
这些，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农家子弟来说，无异于命运的彻底改变。宋真宗的《劝学诗》就比较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意思：“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盅黍。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只要读书，一旦科举高中，便有了一切。这是古代所有读书人的信念。所以，读书读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读得手无缚鸡之力，读得只会享受，读得韭菜与麦子不分，读得青辣椒与绿辣椒不辨，读得不会劳作。
读到这份上，整个书呆子一个，他们还会关心社会，关心农民？
传统是资源，传统也是包袱。我们的教育发展到了今天，可以说，比较好的继承了这种传统。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我们的学校统统都以考试升学作为最为基本的、最为重要的办学水平的评价标准。于是，在农村，我们看一个人接受教育如何，只要就是看他或她是否在毕业后考上了高一级的学校，甚至是重点学校。相反，如果某一个人在学校读书期间，不把升学考试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把升上高一级学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那肯定会被人所诟病。这样，他们一心一意搞学习，一心一意去考试，至于社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增收，好象都与他们无关。谁要是关心现实，关心农村的发展，反而还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因为在传统的眼光看来，学习才是“正业”，书本知识才是“正业”。
“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仍然成为今天许多农村青少年读书学习的圭臬。这样的农村教育，还可能开门办学吗？
垂直管理的体制。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典型的纵向式，从中央一直到地方，都是由教育部门统一进行管理。这样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把上面的指示、精神一杆子插到底，有利于集中、统一办大事，有利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在建国初期，便于加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领导，加快了教育的发展。
但是，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原先行之有效地管理体制，管理办法，到了今天，就有可能不适应了。这种纵向式的、垂直的教育管理体制，统一性有余，灵活性不足，钢性太强。
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村教育怎么办，就很显然好象与当地政府，与当地的农民关系不大。因为它只服从上级。上级有什么精神，有什么指示，它只执行什么精神，什么指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眼睛向上”，只要对上面负责就可以了，至于周围百姓的意见，听不听无所谓。
所以，我们的农村教育，有人把它比作一座大院，一般都是关起门来办。把四周的门和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是密不透风，只在屋顶开了个天窗，以保持与上面的信息沟通。这个天窗就是这个大院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有了这个通道，它就可以及时把上面的指示、精神传达进来，这所学校就足以知道学校该怎么办。至于四周，不管你刮东、南、西、北风，它都可以置之不理。因为，理不理，根本就无关紧要。
“唯上是听”、“眼睛向上”，校长由上面任命，指示由上面下达，评估由上面进行，一切权力来自上面。农民的意见、要求，在学校面前，在校长面前，就基本上处在可听可不听的境地，谁还会没事找事？多次一举？
我们说，校长是一校之长，校长是学校的灵魂。现在，我们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事务，基本上是校长说了算，而校长又是实行任命制，由上级说了算。你要他们在办学中来反映农民的意志，体现农民的意愿，恐怕是难以办" 到的！
围墙是有形的隔阂。无形的隔阂，就更不用说了。学校与社会，本是息息相关、血肉难分的，我们却认为地把它们给隔离了。
体制的力量是巨大的，无形的。在中国，体制的内外，基本上是界限分明，内外有别。在体制内，人们固然可以享受到体制所带来的许多利益。比如体制内的老师，可以享受到很多体制外人员所难以享受的东西，象主人翁的意识，各种福利，等等。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体制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种种利益，养成了人们对这种体制的依赖。
老师，由于长期生活、工作在体制内，基本上不需要与外界外有什么沟通，很自然地，从整体上来说，就缺乏一种密切联系社会，走进社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缺乏，可以说是造成农村教育孤岛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应试的体制也使得我们的教师没有精力去训练这种能力。
体制对农村教育孤岛现象的形成，影响是多方面的。
社会的力量。在目前，如果我们去问一问所有的家长，所有的群众，他们对教育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很多人肯定会说：“多考上几个学生。”
“多考上几个学生。”可以说，这是所有人对教育的最切实的要求。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不满足他们的这一愿望，能行吗？
农村自然也不例外。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了什么？为了把子女送出去，为了让后代不再象他们那样呆在农村受累吃苦。中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愿望多么善良，又多么淳朴！因为，为了后代活得比自己好，这是所有为人父母者的心愿。但是，中国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希望子孙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而出人头地的典型体现就是当官和发财。农民们心里很明白，在农村，要做什么官，发什么财，可能性一般是比较小的，而城市却不同，基本上集中了中国各方面的优秀资源。在那里，不论是当官还是发财，机遇都要比农村多上许多倍。
所以，中国的农民们，历来就非常重视教育，重视对子女的培养。在封建时代，缺乏国办学校，他们就自己办私塾，请先生。在今天，就有“人民教育人民办”的伟大举措。可惜的是，在许多农民的眼中，学校等于敲门砖，学校等于离开农村的跳板。所以，他们看一所学校办得如何，就主要是看它的升学率，看它能有多少学生考上高一级学校。至于办学的其他方面，他们一般都不太在意，象原先我们所提出的“教育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三教”统筹等，他们就不太感兴趣。在这些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自言自语，没有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典型的一头热。
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只有在升学考试这一点上，才与农民有点利益关系。而真正能够考上高一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只占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结果，造成了大部分农民对学校教育的漠不关心，使这仅有的一条线，也时时面临断绝的危险。
三
我们的农村教育，所缺的东西较多，并不仅仅象有的人说认为的那样是缺钱，除了钱之外，所缺还很多。真正要把农村教育办好，把农村教育不仅办在农民的家门口，而且办在农民的心坎上，急农民之所急，满足农民之所需，密切保持与农民的联系。农村学校就不会处在一个孤岛之上，而是处在农民群众中间。这话说起来容易，写起来也不难，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以应试为主要特征的国度，应试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顽症。10多年来，人们对它进行过多少反思，进行过多少议论，直到今天，它仍然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仍然轰轰烈烈。这说明什么？它至少表明中国教育改革的艰难，表明我们的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
农村教育要走出孤岛困境，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它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辛和努力。
首先，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钢性的、纵向式的垂直的教育管理体制，一定要让位于纵横交错、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制。
所谓纵横交错、以地方为主，就是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与地方政府管理结合，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更确切的说就是，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实行乡镇政府教育负责制。具体说来，在教育投入上，以县级人民政府为主体，这是当前我国教育投资的基本体制。在教育的具体发展问题上，以乡镇人民政府为主，由乡镇政府统筹规划。校长的产生，则实行选任制，由学校老师选举产生，再经过当地人民政府任命。
这样的管理体制，就可以基本保证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的社会发展相结合，与社区的发展相结合。如果在办学评估上，再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由当地各方面的人士参与。比如吸取当地人大代表及在当地的政协委员、农民代表、学生家长代表等，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估，以当地各界的满意度为基本的标准，就不怕学校办不到农民的心坎上，不怕学校不急农民之所急。
管理体制、校长产生机制、评估体制，这是决定学校办学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如果管理体制上存在扯皮、推委等问题，还有“民选”校长这一机制可以起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民选”的，就不必听命于上级中的任何一级，他们只服从工作的需要。还有评估机制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不论你学校怎么办，最终都要经得起来自社会各界的检验、评价，这是根本。
其次，选好带头人。有了好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够，还必须有好的学校领头人。早在几十年前，毛主席就告诉我们：“政策制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好的校长，再好的制度也是枉然。
无数事实证明：一所好学校，必须有一个好校长。一个好校长，就可以办好一所学校。当年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自任校长。可他那个校长并不象我们今天的师范学校的校长，有高级办公室，高级小轿车，官派十足。而整个一个农民的贴心人，学员是附近的农民，教学内容大多是与当地的农业生产相结合。作为校长，陶先生经常深入田间地头，与学员、与农民谈心，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
一切都以事业为重，一起都以是否有利于事业发展为重。这就是陶先生成功的秘诀，也是陶先生受人尊敬的原因。
目前，农村教育要走出孤岛现象，要由以考试升学为主转变到以农民的需要为主，阻力肯定是大的，所遇到的困难，肯定也是不小的，任重而道远。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将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问题，没有魄力，没有毅力，是不行的。这就必须履行政府的监督职能，任命时的审查职能，使那些真有真才实学、真能干事业的人，能走上校长的领导岗位，履行校长的职责，把学校办好。
再次，人事制度改革。教师是办学的主体，有了高素质的教师，才能有高素质的学校。
目前，我们的教师人事制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把教师统统作为“国家人”，体制内与体制外，界限分明，学校没有管理权，只有使用权。
这样的体制，可能就不太适应由应试为主的办学方向转变到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主的教育。因为，如果以农民的需要为主，就需要教师更多的接触农民，了解农民，反映农民的心声。换句话说，就需要我们的教师不仅仅会教学，会上课，还要学会融入农村社会，融入农村社区，这就涉及到教师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就很可能有人不适应，有人需要换岗，需要调离这个岗位，乃至这所学校，甚至这个系统。再加上，密切联系农村、农村、农业的办学体制，需要一大批适应性人才的加盟，需要吸引他们的加入。这就需要灵活的教师管理体制。否则，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适应的人又出不去。一句话，要有比较灵活的教师流动机制。
有了一支这样的教师队伍，我们的农村教育才有希望。这样的队伍应该是“永久”牌的，而不是“飞鸽”牌，是一支稳定的队伍。
农村教育要真正代表最广大的农民的利益，就必须这样办，也只能这样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