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拯救乡村的衰败，依靠现行的“慈善事业”或“散财童子”式的新农村建设思路，不行。出路在于，中央政府应按照社会主义的思路，集中财力做好三件事：改善和依赖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社区合作；推动乡村文化赚钱，只是供给村民的口粮，所以，谁买变压器谁吃亏。
由于旧变压器是“原先的集体资产”，电费又由“国家”来收，因此，村民认为应当由“国家”支付新变压器的钱。那么，谁是“国家”呢？乡里几乎没有“财政”，管理两万多人的乡政府每年只有两万元办公费，连台办公电脑都买不起，遑论给每30 户买1 台新变压器。
县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差不多，每年的收入只够发工资，90％的开支要靠中央政府每年一亿多元的“转移支付”――“国家”已经“承包”了整个县的党政文教――比起“承包”每30 户农民1 台变压器，不如干脆“承包”这些农户的口粮划算（全县农民每年的口粮为一亿元的三分之一）。如果管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政府，强大到能为每30 户农民提供1 台变压器，那简直就成了恐龙。
我再问到：如果“国家”认为没有责任负担这台变压器，怎么办？村长的回答很干脆：要是这30 户打不上粮食，那“国家”就得负担他们的生活。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个悲喜剧。
县委副书记当即用手机给供电局长打电话，命他立即派人来村里维修变压器，供电局长只能服从。我问副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回答是，“我是这个村的人，村书记和我是最要好的小学兴农村文化，举办农村的文体活动，是全体城市人的义务，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要全国人民一道参与。
总之，新农村要求新的精神面貌，新的精神面貌在于积极促进乡村的文化和体育活动。
3、农村的短期需求与未来农村发展方向的关系 新农村的未来，在于逐渐减少农村人口，扩大人均耕地面积。换句话说，新农村的希望在城市，在城市包围农村的宏观政策。
“新农村”取决于城乡互动，取决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与乡村发展相互协调。什么是城乡协调建设“新农村”？这里我提出六条措施： 第一，为了新农村，城市要尽力巩固、留住现有的流动人口，使他们不必再回流农村。
中国农村总人口号称九亿，但在其家乡附近的企业里（原来的乡镇企业），十年前就容纳了一亿两千多万劳力；流入城市打零工的还有一亿两千多万，两者合计两亿五千万壮年劳动者，由他们直接或间接供养的老人、孩子和亲戚至少有一亿五千万，这就是四亿农村人，基本与中国当前城市户口总人数持平。建设新农村，要求巩固流出人口，为此，中国政府要调整现行的城乡分离政策，在户籍、小孩就学、城市福利、城市住房等方面对流动民工予以帮助，这是最有效的新农村建设，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这涉及跨市甚至跨省的协调，需要各省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协作。 第二，为了新农村，在城市扎下根的农村人，就要放弃农村户口，并向村集体交还承包的耕地以及房基地的权利（房屋是私有的，可以卖掉）。
同时，对退休返乡的流动民工，国家应在县城附近免费划拨地块，供他们自愿集资建房，使之有升值的机会，并给予他们本县城市户口，享受本地城市户口的福利，条件是他们要放弃各种农村户口的权利。退休返乡的“城市人”，是乡村经济的最大资源。
认识不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眼睛只盯着现金和本地自然资源的官员，是无知的官员，也多半是无能的官员。繁荣县城经济，并让留在农村的农民们能拥有较多的耕地，就能重组村社，振奋农民们的劳动热情。
当然，这也意味着城乡政府的密切协调。 第三，为了新农村，国家必须大力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中等教育。
要在县城建设大量寄宿制的初级和高级中学，特别是职业高中。学校提供免费的主食和书本、校服，并让完成了高中甚至初中的农村孩子们自愿选择本县城市户口，享受各种城市福利，条件是放弃附属于农村户口的一切权利。
一方面，学校是繁荣县城经济的手段，是增加县城“人气”的途径；另一方面，这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如同日本，人力资本是中国的最大资本。
正如战后的日本，有了合格的城市劳动者，就不担心没有工作岗位。集中投入乡村的中等教育将导致“可持续发展”，体现“科学发展观”。
同样，对中等教育的大额投入，也意味着城乡协调。 第四，为了新农村，中国要规划建设新的城市。
所谓“新城”当然不是凭空建造，主要是在原有的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基础上扩建而来。我曾撰文，提出组织并以农民为主体建设新城，目的是以农民的劳动换取城市的住房，以城市的住房换取农民放弃家乡的耕地。
也就是说，农民的城市农民建，建好城市归农民。这不是具体的操作方案，而是思路，是要求“城市包围农村”，城乡协调发展的一条思路。
第五，为了新农村，政府应加强基层政权。积极支持乡村基层政权，支持党、政府、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在财政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为改善社区生活环境而做的努力，从而促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主义与基层社区的社会主义进行对接。
政府要发动城市企事业单位去支持乡村基层政权，为他们成建制地到城市创收提供帮助，为基层政权撑腰打气。在组织社区建设中，必将涌现出一批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优秀干部，他们因为能为本社区的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而获得支持，因为能改变社区面貌而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第六，为了新农村，城市的政府应当与城郊的乡村社区协调城市扩张方式。 城市扩张，应当向农民社区利益倾斜。
城市扩张占地，绝不像有些城里的“法律维权分子”说的那么简单，是剥夺了农民多少万亿。正如我们有些学者总在声称，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是靠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剥削农民的结果。
那是荒唐的，在数据上完全站不住脚，中国农民不认可,世界各地的学界也从不认可。尽管城郊农民只占中国农民的一小部分，占地补偿问题还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关。
自英国“圈地运动”以来，世界上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所有的成功经验都指向一条，城郊农民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以自己的团结和实力参与和加入城市扩张。
在这方面，中国农村的社区集体、特别是社会主义集体，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 看上去，今日中国农村有许多具体困难，然而，一味地把眼光放在农村的具体困难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本文指出了乡村衰败的原因，批评了“慈善事业”或“散财童子”式的新农村建设思路，在此基础上建议政府按照社会主义的思路进行建设新农村的战略规划，集中财力做以下三件事：第一，改善和依赖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社区合作，用社区的社会主义劳动对接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第二，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文化体育建设，振兴乡村社区精神；第三，在城乡的结合部进行城乡协调，以城市挽救农村，促进少年“城市中国”的崛起。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方向应是城市包围农村。
如果这个思路可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政府或许应当建立协调城乡发展的专门领导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