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说：“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所以曾国藩一生都在修身，做一个“天地完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曾国藩曾给自己立过一个“三戒”的规定，即“戒多言、戒忿怒、戒忮求”。
戒多言
嘴巴是用来说话的，好论人长短，几乎是人的天性，只是有的人知道怎么把握分寸，有的人却信口开河，曾国藩也不例外。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直接上疏，直指咸丰三个缺点：见小不见大、不求实际、刚愎自用。曾国藩敢于说皇帝的不是，自然是犯了天威，结果引得咸丰龙颜大怒，直接把奏折摔在地上，准备治曾国藩的罪，幸亏在穆彰阿、倭仁等人的劝阻下才作罢。曾国藩自己想做一个清官，又希望别人也是清官，看到满朝文武个个都贪财好色，他口无遮拦地去批判这些官员，结果得罪了朝廷众多大臣，几乎成了朝内大臣的公敌。咸丰二年，曾国藩得到了江西乡试主考官的外差，终于逃离了处处是敌的北京。然而即使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曾国藩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江西，他那口不择言的个性又把江西的官绅给得罪了，结果也是处处碰壁。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之后，曾国藩终于悟出了都是“多言”惹的祸！于是，他下定决心，在生活与工作中处处留心，每天都把见的人，说的话，看的书通过日记记录下来，以此反省自己的得失。通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曾国藩“好论人是非”的毛病得到了彻底的根治。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好友刘蓉时，语言有了很大的改变，连刘蓉都感觉曾国藩像变了一个人！改善了语言之后，曾国藩为人处世更加圆融，人际关系也从当初的四处碰壁发展成后来的左右逢源。
曾国藩教育儿子曾纪泽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 讼，即多言也。”曾国藩认为，如果想使用言语超过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言语谦逊一些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
戒忿怒
心态是人生幸福的根源，一个人容易被人激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还没有成熟。我们常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曾国藩为什么要“戒忿怒”，其实就是想营造一个平静如水的心理环境，保持积极的人生观。
为了修炼自己的心理，曾国藩向他的好友冯树堂学了静坐之法，希望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开始时，曾国藩的静坐并未达到排除杂念的效果，是形静而神未静。正如他自己所说：“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正月初一，他就在日记中载：“是日为车夫忿怒两次。”还有一次，曾国藩才考上进士进入翰林院不久，他的父亲也跟着他住到了北京。有一个名叫郑小珊的好朋友来曾府给曾麟书看病。因为郑小珊跟曾国藩关系很好，而且医术高明，两人来往也比较多，所以说话也很随意。那一天，不知道曾国藩跟郑小珊说了什么，郑小珊当时就很反感，当场吵了起来，郑小珊拂袖而去。事后，曾国藩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他后悔万分，在日记里反思说：“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曾国藩知错就改，决定去郑小珊府上道歉，恰好郑小珊也是个豁达之人，那一天来曾府祝寿，当天晚上，曾国藩去郑小珊家赔礼道歉。过了三天，曾国藩又邀上陈岱云一起去酒楼喝酒赔罪，两人冰释前嫌。
戒忮求
中国有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众多人忙忙碌碌一生，都在为功名利禄而奋斗，一些人甚至把这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只是有的时候，富贵就如同火中取栗，栗没有得到，反而伤了自己。曾国藩说“戒忮求”，这是他人生悟出的一大智慧。
曾国藩不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诗句：“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的“屠羊说”是说有个宰羊的屠夫，他曾帮助楚昭王恢复失去的天下，但楚昭王复国后再三请他做官都被他谢绝。他说，大王丢了国土时我也丢了宰羊的工作，现在大王重登宝座，我又操起宰羊刀，恢复了过去的一切，这很好。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毁誉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人说你好，自然有人眼红，会找你的麻烦;人世间到处都有利益与财富的争夺，只要你想一想楚昭王时期的“屠羊说”，那么功名利禄不过是天上的浮云。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之后，大清帝国三分之一的天下尽在曾国藩手中，曾国藩的很多幕僚也希望他能效仿曹孟德，进一步夺取天下，以当时湘军的实力和旗兵的战斗力来说，曾国藩称帝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曾国藩的选择却是自裁湘军。假如曾国藩真的去争天下，就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品曾国藩的“三戒”，从他身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完人”的心路历程，从曾国藩身上我们也能学到做人的道理――有话好说，但不乱说;有话好谈，但不发怒;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