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朋友都说：乐平离不开两样东西：笔、酒。
很多朋友回忆父亲也都说到了酒。
黄永玉叔叔写他在抗战时期跟着父亲躲警报，然后去小酒摊，父亲喝酒他抢吃下酒菜的事；
杜建国、周松生两位老师提到在“文革”中父亲被批斗的间隙，他们偷偷带他去浦东的小酒馆吃发芽豆下黄酒。
戴敦邦叔叔讲的是“文革”中后期父亲要请客，与邀来作陪的他去买酒时，先在酒店把自家灌满意了，再带回敬客的酒……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什么都是配给供应。而父亲，因为市里一位领导说“我们要对知识分子好点，要保证他们的供应，譬如张乐平，不让他喝酒他怎么画得了三毛”，因而能得到每月几斤粗糙白酒的优惠。
“文革”时这位市里领导成了走资派被打倒，父亲为此被批斗，然后单位的造反派在我们家吃饭房间父亲坐的位置后贴上：“牛鬼蛇神张乐平不许喝酒！！！”而父亲其实那时候也没断过酒。
母亲每天会让我和哥哥一起，用一个果酱瓶去酒店沽酒，可以装三两。酒当然是最便宜的土烧，好像八分钱一两。我们专挑偏僻的卖酒小店，还要轮流不能常去同一家――现在想想那时候连买酒都像在做地下工作似的。
父亲疲惫地回家喝一口酒本应是一天最舒坦的时候，但喝酒也不得不提高警惕，以防哪个不怀好意的人向造反派告发。
“文革”后期，父亲是比较早出来工作的，画着那些被他后来自评说“毫无意义”的画，可喝酒倒是不用再躲躲藏藏了。到“文革”结束时，已经常和朋友开怀畅饮。
后来，他因为患“帕金森氏病”，医生不让他喝酒，他却只是把白酒等改为单一喝黄酒了，还引经据典说黄酒的好处。那时候我去医院看他，他会和我说：明天带个热水瓶来吧！我便心领神会，第二天带上一热水瓶的黄酒，然后他马上叫护工藏到床底下。其实他喝酒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昏迷时，医生呼唤的也是：“张老快点好起来，喝老酒了！”
父母共同生活50多年，总是为父亲喝酒的事而斗嘴争吵。有时候，父亲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喝，母亲要他少喝，他碍于面子不好发火，便举杯对着大家：“好了好了，戒酒了！来，为戒酒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