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了具体部署。全国各地在深入落实该决定的同时，也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本期《决策与咨询》栏目分别从理论篇、方法篇、实践篇三方面，分别就该决定落实中涉及到的“三农”问题、一带一路建设、十三五规划发展等方面内容给予理论指导。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分析，特别分享了来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深入日本调研有关城镇建设的课题研究，旨在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者提供更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意见，为县市经济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常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 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绘就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必将从根本上打破制度藩篱，为“三农”发展开辟出广阔天地。
“三农”问题无可回避
“三农”问题，是任何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办法不尽相同，有的采取阵痛式极端手段，有的采取较为平缓的赎买政策，目前发达国家的“三农”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但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三农”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加突出，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两大方针指引下，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相继出台，农民负担从制度上下降为零，各类惠农补贴使农民得到实惠，农村党群、干群关系一度明显缓解。然而，随着近年来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农民群体性事件又多了起来，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农业效益低下，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老大难”问题。
十八大开出“对症”药方
中国的“三农”问题由来已久，“病根”在制度层面，即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设计。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大环境下，要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推进工业化，我们不得不走“以农补工”的路子。首先，设置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制度，将城乡割裂开来，让有限的生产生活资料优先保障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其次，设置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让农业的利润不断流向工业;第三，设置了不公平的土地征用制度，政府低价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高价拍卖给开发商，土地增值收益归政府财政，为城镇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第四，设置了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剥夺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入市”权和抵押担保权，致使农民的土地、房屋两大财产成为“死产”，不能变为发展生产的资本，而只能被政府征用和拆迁;还有产权制度、社保制度等，都表现出城乡有别、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二元结构特点。
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约束。多年来，“三农”问题之所以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局面，是因为我们所采用的“药方”不“对症”，只能暂时缓解表象，而治不了“病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无疑为解决“三农”问题开出了“治本”的“良方”。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破除制约“三农”发展的制度藩篱，从而构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清晰地告诉我们，只有打破城乡分割、“以农补工”的二元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无疑，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改革任务，需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气概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才能取得实效，因为这是要重新调整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格局，是要从政府身上“割肉”。
三中全会《决定》“动真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了15个领域的制度创新和改革任务，其中涉及“三农”的有6项，相关重大改革措施40多条、改革任务50多项，涵盖了农村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有对现有不合理、不健全制度的“完善”措施，又有对缺失的体制或机制的重新“建立”;既有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措施，更有将长期被剥夺的农民权益“还权赋能”和“允许”。在这些改革措施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当数以下几个：
1三个“赋予”：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2三个“建立”：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3五个“保障”：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
4六个“允许”：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5六个“完善（健全）”：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6八个“推进”：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这些改革举措，对政府来讲，不少都是“伤筋动骨”的改革，有的甚至还需要修订法律;而对农民来讲，个个都是真金白银，其中有些还是前所未有的“大红包”。
有了这些“大红包”， 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腿”的“三农”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如今，发展的蓝图已绘就，改革的号角已吹响，只要全党、全国上下齐发力，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部署，不仅“三农”问题，其他更多问题也一样会迎刃而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必将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