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学人曾国藩，惯以理学修身治世。然其理学启蒙之路归功于父祖辈开创之家学。父祖两代皆为理学信徒，平日谨守伦理规范，亦步亦趋，治家育儿既重言传更重身教。受祖父之训（恪守礼制、经世济民）和父亲之教（孝亲育弟、事君为孝）的双重熏染，曾国藩少年立志，潜心于理学数十年，汲汲于内圣外王之业，笃实践履，终成有清一代理学名臣。
[关键词] 曾国藩；家学；理学
[中图分类号] B8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6―0129―05
理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思想，不仅盛行于宋元明清历朝士大夫群体，更因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和强化，以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态扎根于民间普通大众之中。曾国藩的家族便是其中之一。曾氏被赞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其幼承之家学，理学色彩异常鲜明、浓厚。父祖两代遵奉终身，于学理虽无建树、于践履埋首践行，皆为不折不扣之理学捍卫者。“祖训不可一日忘之”，曾国藩效仿父祖，学行多年，身心、言行渐皆入理。换言之，家学开启了曾国藩理学启蒙之路，其一生立德、修身、齐家、经世诸多成就实导源于此，不可抹杀。
一“祖父之训，尤应谨守牢记”
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多次提到：“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1]（P1307）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位精力充沛、胆识过人的乡绅，名曾玉屏，字星冈。在湖南湘乡曾氏族人的印象中，曾玉屏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又肯为邻里乡亲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威望极高。
在曾国藩的记忆里，祖父“霸气而不鲁莽，谦逊而无傲气”，修身体行儒家“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三语，持家热衷于践履清帝康熙的《圣谕十六条》。早年虽因顽劣、游惰而失学，但贵能幡然悔悟、改过迁善，“以身垂范而教子侄”，是值得曾氏后人学习的典范。作为长孙，曾国藩耳濡目染，从祖父曾玉屏言谈举止中深切感受到以下两点且终生受益。
一是恪守礼制。孔子言：“不学礼，无以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的发展由来已久，上至庙堂，下至民间，礼仪制度无处不在。受传统习俗影响，曾国藩的父祖辈坚持以礼治家、以礼治学。祖父曾玉屏生平“以不学为耻，讲求礼制”[2]（P331），“敬礼不怠”[2]（P329）。他曾多番告诫子孙：“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2]（P329）在祖父“讲求礼仪”的影响下，湘乡曾氏家族上下对礼的态度是尊崇的、诚敬的。父亲曾麟书“世守礼义”[1]（P936），课徒授业二十余年，开设过《周礼》、《仪礼》等课程，不仅口授古礼，还亲身示以仪则。曾国藩兄弟几人少时伴父读书，耳听祖父之言，习礼、守礼于日用常行间，“习惯成自然”[1]（P46）。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李久学，徐雷：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父祖辈尊礼、隆礼的态度及实践扎根在曾国藩心中，令他自小便知恪守礼制的重要性，渐悟“礼乐不可斯须去身”[1]（P35）的道理。曾国藩曾说：“我祖星冈公第一有功于祖宗及后嗣，有功于房族及乡党者，在讲求礼仪，讲求庆吊。我父守之勿失，叔父于祭礼亦甚诚敬。”[1]（P507）既评价了祖父讲究礼仪的价值和意义，又肯定了曾家老少对祖父教诲的一脉相承。此外，这句话还清晰地传达了曾国藩本人对恪守礼制的思考：“于礼心甚诚敬者，礼可终身守之而勿失。”之所以再三强调，原因正在于曾国藩目睹了“举世礼邱轲，貌尊非心即”[2]（P30）陋习的客观存在。儒家先贤孔子和孟子，万世师表，读书人莫不心生敬畏，以礼尊之。然时至晚清，礼到而心不到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完全违背了先王制礼的本意。对此，曾国藩指出：“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此皆礼之精意。”[2]（P302）又说：“先王制为事亲之礼，……因人之情而为文达之。”[2]（P164）显然，礼的产生是以人心的接受和认同为前提的，它承载了自内而发的“人之爱、人之敬、人之情”，两者合一才能彰显礼的神圣性和威严感。
鉴于此，曾国藩结合自己习礼实际，积极提出应对之策。首先便是熟读《礼记》。他说：“熟读《礼记》，《曲礼》、《内则》、《少仪》诸篇，自足使人之威仪动作皆有范围；熟读《乐记》、《学记》、《祭义》，自足使人之心思识趣渐有把握。”[3]（P5745）曾国藩相信熟读《礼记》诸篇至烂熟于心且体之于行，习礼者之心思、动作皆能动不逾矩，礼义自然渗透于一举手、一投足间。其次便是寻找礼之本源。曾国藩知道仅仅停留在熟读文本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习礼者依然会存在知行相互分离的情况，究其根源在于人心缺乏对礼的敬畏。习礼者毫无敬畏之心，即便《礼记》倒背如流也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为礼寻找本体论上的依据，在曾国藩看来显得尤为迫切。
相较于祖父，曾国藩此举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进而言之，这恰恰说明了曾国藩作为理学学者的学术本色。他说：“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2]（P338）唐代学者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4]（P289）认为太一与太极相当。南宋朱熹将“太极”解释为“理”，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5]（P3127-3128）。曾国藩认同朱子，故其所论“礼之本于太一”，是欲说明礼本于天、源乎理，礼与宇宙本原相通无碍，而后者恰为礼的源头。而“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反映出宇宙本原的特征。此处，“太一”与“太极”并无区别，皆是指的最高本原“天道”亦或“天理”。
一旦“礼”的神圣性、权威性和至上性在习礼者心中得以确立，“礼”的公信力自不待言。也只有使“礼”拥有令人信服的约束力量，才能真正实现“礼到即心到”，不失先王制礼之本义。届时，礼不但能“固其筋骸，剂其血气”[2]（P148），实现个人“以礼自治”的修身目标，还能将“人人纳于轨范之中”[2]（P337），达到“以礼治人”的社会效果。故清史稿评价：“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于礼运”确为中肯之语。 二是经世济民。晚清的经世思潮可划分为经学经世和理学经世两种学术形态。身为一名执着的经世者，曾国藩的学术选择非常清晰，即理学经世。这种选择绝非偶然，与父祖辈对理学的推崇及践履不无关联，尤其是祖父曾玉屏。和孙子参与的那些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相比，祖父曾玉屏“终老山林”，的确“无峻绝可惊之行”[2]（P329）。但在曾国藩心目中，祖父一生从不缺经世济民之志和扶危济困之举，缺的只是“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2]（P329）的时机罢了。更何况，自己的“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2]（P331）。换言之，曾国藩确信，同样的机会摆在祖父面前，会比自己做得更好。
关于经世，曾玉屏常教导子孙：“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2]（P330）理学经世的态度和决心溢于言表。而在现实生活中，曾玉屏也践行了自己的经世理念，真正做到了言传和身教的统一。据曾玉屏自己回忆：
“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催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哀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2]（P330）
姻亲挚友穷困潦倒，捐款出力施以援手；孤寡残幼食不果腹，雪中送炭嘘寒问暖；街坊邻里琐事争执，妥为调停以理服人。以上种种无不反映出曾玉屏心系乡里的经世实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从个人经历中悟出具有指导性的建议。“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阐述了扶危济困之举随时随地皆可进行，只要有心；“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批判了经世济民之志好高骛远华而不实，背离初衷。曾玉屏的经世理念及行为被曾国藩亲眼所见，推崇备至。曾国藩说：“祖父平日积德累仁，就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划，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1]（P4）“旋乾转坤”一语多少敬佩之意包含其中，祖父影响之深由此得以窥见。
曾国藩对祖父所言，向来都是细细琢磨，举一反三，深思熟虑后期求有所得。君子居下为何须排一方之难，居上又为何须息万物之嚣？祖父并未言及。曾国藩站在理学立场，揭示出个中缘由。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1]（P1394）不言而喻，“民胞物与”乃经世济民的原动力。不管居上亦或居下，造福于民才是经世者穷其一生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本质所在。
随着理学修为的不断提升，曾国藩开始思考理学何以能经世以及经世者须具备的素养。他说：“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朋友。为义理之学者，……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2]（P442-443）“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2]（P441）在曾国藩看来，保持封建社会内部稳定、有序发展的载体非五伦莫属，而五伦各尽其分并得以长期维系的前提又取决于理学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因为与考据、词章、经济三门学问相比较，只有理学属于身心性命之学，兼具修身和济世的双重功效。
和历史上的著名学者朱熹、王阳明、王夫之一样，曾国藩也是一位集道、学、术于己身的经世学人。他对治术的渴望毫不逊色于对学术的追求，尤其是在肩负守土之责、封疆一方之时。曾国藩常说：“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1]（P1394）还说：“周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先星冈公云：济人须济急时无。又云：随缘布施，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小漏万之虑。”[1]（P371）
显然，祖父曾玉屏的经世主张再次影响到了曾国藩。所谓“济人须济急时无”是指在物力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帮扶对象的选择只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困户。至于“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则是指地方上的父母官应将下基层体察民情视为头等大事。对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来说，真真切切的嘘寒问暖和实实在在的条件改善才是温暖人心的惠民举动。
综上所述，曾国藩对祖父曾玉屏的敬重和推崇绝不仅限于亲情范围。祖父的为人、对礼制的恪守、经世的理念和主张，无疑都对曾国藩的成长和治学有过影响。因此，“祖父之训，尤应谨守牢记”，确为曾国藩体躬心悟之语、内在肺腑之言。
二“父亲之教，守之永为家训”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号竹亭，是湘乡曾氏家族参加科举并取得功名的第一人。年少时入湖南双峰书院求学，曾拜当地葛寅轩和彭薄墅两位理学耆宿为师，研习理学。曾国藩幼时亲见其父“逢三八课日，则晨起洗砚”[2]（P356），手抄《四书》文。曾麟书对曾氏后辈的理学启蒙是下了一番苦心和功夫的，他常教督诸子：“《四书》文章易宜讲究”[6]（P7），“当大事总以‘诚’、‘敬’为要。”[6]（p27）希望经过理学启蒙之后，曾国藩兄弟几人的“童子心要入理”[6]（P1），学会“和平谦逊，有载道之器”。
和祖父曾玉屏一样，父亲曾麟书也是曾国藩一生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曾国藩常说：“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1]（P771）一个“敬”字表达尊崇孝顺之意；一个“理”字突显神圣威严之感。曾麟书对儿子曾国藩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具体而言，曾国藩所受父亲影响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孝亲育弟。在中国封建社会，孝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支撑和道德约束，起到了维系家族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孟子曾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还说：“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其用意十分明显，即君臣百姓能孝弟，国家可兴王道仁政。理学兴起后，理学家们好谈理气心性等形上概念，出于树立与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神圣性及权威性的目的，他们将孝弟上升至天理的高度并和性、命等理学概念紧密相连。如朱熹说：“发而为孝、弟……，皆理也。”[5]（P194）二程说：“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7]（P638）
湘乡曾氏家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孝亲育弟思想代代相传，早已形成家风。曾国藩评价道：“吾家累世积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1]（P197）“父、叔纯孝之行，……此我家第一吉祥事。”[1]（P187）尤其是父亲曾麟书本人，身为一名虔诚的理学信仰者，身体力行“敦孝弟以重人伦”的伦理教条，在成年后不仅“每日顺其（父曾星冈）意，辄有欢容”[6]（P4），还在曾星冈晚年病重期间，尽心竭力服侍，“无昼夜之闲，无须臾之懈”[1]（P185）。在湘乡当地被赞誉为孝子，得“以孝闻”[8]（P11907）。曾国藩在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时，特意写明：“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1]（P662）
正是在曾麟书“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党乡里所模范”[1]（P153）的影响下，曾国藩自幼对待家中长辈极为孝顺，遵循“事亲以得欢心为本”[1]（P653）。当自己因忙于公事而未能留在父、祖身边尽孝时，内心顿生愧疚之意。他曾自责道：“无一人侍奉父亲膝下，……实于《论语》‘远游’、‘喜惧’二章之训相违。……宜时常在家以尽温冫青之职。”[1]（P327-328）
相较于曾麟书的孝亲主张及实践，曾国藩则更加注重从理学视角予以表达。以孝顺祖父曾星冈为例，为了做到平日间“总以祖父之意为定”[1]（P150），曾国藩强调指出：“祖父有命而子孙从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坚，而为子孙者乃拂违其意，……则祖父一怒，肝气必郁，病势必加，是已大逆天理”[1]（P142），“（此）不孝之罪，上通于天。”[1]（P361）类似这样的言语在《曾国藩家书》中还有很多。将形而上的天理概念与形而下的孝亲实践相衔接并落实到日用常行间，此举恰好说明了曾国藩习理学的特点所在。
在孝顺长辈的同时，身为长兄的曾国藩也不忘友爱兄弟姊妹。曾国藩向有“乐育诸弟之念”[1]（P437），生平“好与弟谈伦常、讲品行，使之扩见识、立远志，……识为学之次第，将来有路可循”[1]（P30）。这些无一例外皆受父亲所托。曾麟书曾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孝弟之心，仁义之理，所关甚大，不可忽略。”[6]（P7）还说：“兄弟和好，不论远近，皆宜亲洽。”[6]（P9）希望儿子承担起兄长之责，待弟友爱。
曾国藩牢记父亲教诲，“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诸弟”[1]（P103），坚持“以和睦兄弟为第一”[1]（P58），时常提醒、告诫自己，无论官居几品，年岁几何，对待家中兄弟姊妹皆须“常存休戚一体之念，无怀彼此歧视之见”[1]（P452）。如在写给夫人欧阳氏的家信中，曾国藩就特别叮嘱道：“澄叔（曾国潢）待兄与嫂极诚、极敬，我夫妇宜以诚、敬待之，大小事丝毫不可瞒他，自然愈久愈亲。”[1]（P1298）“诚、敬”二字皆为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曾国藩用其处理和维系兄弟间的关系，既是秉承了父亲曾麟书的家训，又是曾国藩本人以理学治家的真实反映。
二是事君为孝。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是与“父为子纲”相对应的，而与“君为臣纲”相对应的道德规范，则是备受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看重的忠。理学家认为忠孝二字人人不可缺，皆为普通百姓和士人从小就须具备的。朱熹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5]（p268）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特点，提出“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5]（p985）的观念，希图以此来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长期稳定。
时至清代，这种受统治阶级重视的观念继续被加以强化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如科举、私塾、义学等渗透入民间。曾国藩从小所接受的家学教育也无例外，在培养儿子“孝亲育弟”思想的同时，父亲曾麟书也将“事君为孝”的思想灌输给了曾国藩。
曾麟书曾对曾国藩说：“尔信言今冬有省亲之举。《孝经》云：‘中以事君。’谓中年时竭力做好官，即是为孝。尔年四十一岁，正是做官之时，为朝廷出力以尽己职，以答皇恩，扬名显亲，即不啻日侍吾夫妇之侧，何必更念南旋，孜孜焉欲省亲也。”[6]（P21）祖父曾玉屏去世后，曾国藩难抑心中思亲之念，写信禀明父亲，希望“或告假归省，或迎养堂上，二者必居其一，国藩心乃可少安”[1]（P201），以此来表达自己尽孝的迫切心情。曾麟书当即回信言明：“祖父生前爱尔特甚，以尔受国厚恩，必能尽心报效。尔今日闻讣信，能体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毋以感伤之故，而更系念于予夫妇也。”[6]（P5）食君俸禄，尽忠职守，即是尽孝之道；报答皇恩，扬名显亲，等同服侍父母。显然，在父祖两代看来，尽忠等同于尽孝，若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方是显亲扬名之正理”[9]（P460）。
受此影响，曾国藩在思想上牢固树立起了“欲全孝必思全忠”[10]（P799），“全孝即以尽忠” [10]（P982）的观念。“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一心以国事为重。”[1]（P212）“以国家之忧为忧。”[1]（P301）曾国藩的确做到了，自从考中进士走出湖南，他便把自己的一生与满清国运捆绑在了一起。直言进谏，不惜冒犯龙颜；戡平战乱，缔造同治中兴；投身洋务，执着富国强兵；首开先河，助力幼童留美……。尽忠王事的同时，其显赫的经世功绩也光大了湘乡曾氏家族的门楣，一门上下无不以其为荣。
曾国藩的理学修为在晚清士大夫群体中首屈一指，原因不外乎湖湘文化之熏陶，理学师友的点拨切磋，后天的积苦力学、笃实践履等，然曾氏理学启蒙实有赖家中先人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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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第6期 2 0 1 5 年 11 月
湖南大学学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29，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