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杨静远自己的话来说，《日记》是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她“用一颗热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记录下”的四年乐山岁月的点点滴滴，也是她完整的大学本科生涯的一步一履。展读这部日记，就如浏览一幅幅简洁明快的写生画，不同的读者总能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战云密布下后方大学校园生活的一瞥。
一
战争不仅波及每一个沦陷区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而且牵动着每一个后方人的神经，生命安全、不愿做亡国奴的尊严、生活的安定、前途的发展……无一不因为战争而受到极大的威胁。正如《日记》篇头语所说：日常生活的天空“无日不布满战云。除了随时有可能在日寇炸弹下家毁人亡，且不知哪天沦为铁蹄下的亡国奴”。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精英，对战局的关注强于一般民众。高校校园是高级知识分子云集之处，战况信息的获得、流通非常迅速，每一条来自前线的消息，立马会成为传播、谈论的焦点。可以说，战局的变化是后方校园最敏感、最大众化的话题，每个人的心境随之波动。正如杨静远所说：“我们在这后方仍旧生活，但心灵上却像随着大军一同败落，一同挺进。国家真是每个人的啊！”
《日记》中有约三十余处论及战局，且每一点战局信息都像一颗掷入湖水中的大石头，引起波动无数。比如：
杨端六从小事母至孝，武汉大学初迁乐山时，母亲跟他家住在一起。1941年9月7日，为躲避日本飞机对乐山的不时空袭，他把母亲送回湖南老家。得知中日湘北激战，他对母亲的安危无比牵挂，使一家人心情更加紧张。
1943年夏秋，欧洲战场上盟军的顺利进展仿佛让中国人看到了抗战的曙光，就连一些对战局一直悲观的人也开始树起了信心。1943年7月10日日记：“《诚报》消息：意大利投降同盟国，大家都觉得战事不出一两年就会结束。连素来悲观的爹爹都不做声，好像表示默认局面的好转。”
12月，战事步步吃紧，眼看日军快打到贵阳了，乐山的人们心乱如麻。武汉大学不少女生认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从军是惟一出路。武汉大学附中几个未成年的女孩子陈小滢、郭玉英、杨衍枝为国忧心，竟毅然从军。4日，杨端六、袁昌英很严肃细致地讨论将来计划――暂时躲到峨眉县郊，以免长途逃难颠沛流离，并打算去实地考察。直到8日、13日，中国攻克贵州独山、三合、南丹要塞，湘桂战局稍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后方人们的紧张情绪才有所缓解。
直到1945年8月10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通过瑞典及瑞士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照会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国人才如释重负。1945年8月10日记：
日本，那凶残横暴的敌人，居然竖起了降旗！……爹爹从叶乔家回来，在门外就以不常见的兴奋的声音喊：“好消息哟！顶好的消息：日本投降了！”……这时外面爆竹声大作，像是久被压抑而爆发的狂笑。八年来忍气吞声的中国人的情绪一下奔放地冲上来。
二
与贫困相伴随的是疾病，不少人因患病后得不到有效休养和治疗而去世。《日记》中仅所记死亡的教授就有六位：机械系的郭霖，矿冶系的王胡子，哲学系的黄方刚（黄炎培之子），历史系的吴其昌，数学系的萧君绛，外文系的费鉴照。其中，黄方刚、吴其昌、费鉴照死于肺病，王胡子死于贫血症，萧君绛死于肠痨。他们的病逝大都与贫困有关。以有关王胡子、萧君绛和费鉴照的记述为例：
1944年5月14日日记：“（戴铭巽教授）告诉我妈妈在萧家，因为‘萧[君绛]先生过世了’！……据说是肠痨。累死的，饿死的。”
萧君绛教授不仅为学认真，而且熟悉中医，经常免费为周围的人们诊病。这样一个热心且严谨的人在又累又饿中失去生命，怎能不令人可惜、可叹？
学生因贫病交加而去世的更多。后方高校大多数学生仅靠政府给予的微薄贷金维持生活，长期处在半饥饿中，普遍营养不良，导致容易生病、有病难医。武汉大学把这些远离家乡的游魂安葬在一座小山上，学子们称那座小山为“第八宿舍”（因武汉大学在乐山共有七个学生宿舍，其中男宿舍六个，女宿舍一个）。几年下来，“第八宿舍”已经颇成规模，山头上满是坟丘。
令人敬佩的是，不少学生在贫困和疾病面前表现得非常顽强，依然努力学习，认真做事。1943年夏天，化学系四年级女生陆道蕴患着严重的伤寒，高烧费氏一百零六度，肠子已经出血，但她硬撑着病体用功地学习，参加了毕业大考，且考了第一。外文系学生王梦兰患严重的肺病，仅靠微薄的贷金维持生活，却能够一面勤奋学习，一面作为地下党员积极活动，一度担任中共武汉大学女生部党支书。
三
虽是战时，但乐山武汉大学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学生可以有多种选择。尤其是社团多，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时间等自由地加入。杨静远爱好文学和音乐，《日记》中提到的歌咏社团和话剧社团较多，如海风歌咏团、联青合唱团、南风合唱团、田园合唱团、长啸歌咏团、峨眉剧社、南友剧社等。
歌咏社团每周定期练歌，且不时举行音乐会、唱片会等，相当活跃。1943、1944年，杨静远同时参加联青和南风两个合唱团，每周有大约三个晚上练唱。在爱音乐的她看来，练唱的时间一点也不算多，因为她从唱歌中感受到无穷乐趣。大学四年，她参加合唱过的歌曲有《抗敌歌》、《旗正飘飘》、《游击队歌》、《太行山上》、《胜利进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风吼雷鸣》、《黄河大合唱》等。
外文系1943级学生、后来定居台湾的齐邦媛在回忆录《巨流河》中，忆及1945年夏天给她写信的提琴手黄君时，也提到这次演出：
南开校友话剧社1944年6月初为欢送毕业同学公演话剧《天长地久》，是由《茶花女》剧情改编的抗战名剧。……在几乎完全没有音响设备的学生社团，全靠幕后的真人支援;他们说演曹禺的《雷雨》时，后台几位男同学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壮汉架好一大块铁板，另一位用锤子拼命地敲，又有闪电又有雷声。……黄君，虽不是（南开中学）校友，但性情温和，（演《天长地久》时）被请来在幕后奏乐。导演同学跟他说，你们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只要准备一首轻快的，一首悲伤的，到时候我告诉你拉哪一首就是了。那晚上，我们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个大一新生王世瑞，上台在秋千上坐了两分钟，代表纯洁无忧，然后就到后台去帮忙提词。不知是导演喊错了，还是提琴手听错了（后台又黑又窄又脏），当男女主角恋爱幸福的时候，有人推黄君说，弹那个“悲的”，他就很有情调地拉起舒曼的《梦幻曲》，前台演员听了简直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城里小报说，南友话剧社这次演出一塌糊涂，男主角不知爱为何物，只有女主角鲁巧珍一人独撑全剧。黄君虽未表示震怒，但是南开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有些亏欠。
此外，武汉大学还有政治学会、英文会等学术性社团。它们不定期地组织学术讲座或讨论，逢年过节也会搞联欢活动，联络成员之间的感情。
乐山基督教会的团契也很活跃，不仅教徒学生参加，非教徒学生也可自愿加入活动。教会的团契室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活动场所，学生可以在那里读书、讨论、打桥牌、唱歌，还可以举行小型的联欢。它给予战争阴云下离家在外的学子无数安慰与温暖。
看壁报是大学校园课余生活的另一基本内容。武汉大学的壁报常常围绕校园关注的话题发表言论，是学子们喜闻乐见的读物。乐山时期，“政谈”、“文谈”、“风雨谈”、“课余谈”、“海燕”、“现代春秋”六个壁报团体影响最大，它们还曾在1944年6月围绕言论出版自由问题举行过一次热烈、紧张、严肃的联合讨论会。
战时的乐山和后方的其他文化城一样不时有画展。比如，1944年冬，关山月画展在乐山举行，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大饱眼福。杨静远这样记述观感：
关山月新近从西北回来，画了许多大漠风光，有几幅祁连山牧场的画我最喜欢。他的画最好的是背景，那色彩的柔润缥缈真能托出西北气息。只是人物脸孔都是一型的，像香烟片上的美女。然后董伯伯介绍我们认识关山月，矮个子，脸型一看就是广东人。……我们要求看关临摹的敦煌壁画。他一共画了一百多幅，只带来几十幅，可是已经够我们欣赏好一会儿了。壁画我非常喜欢，时代有隋、唐、宋等，题材总和佛教有关，可是艺术的胚胎质地很高，笔法简易，属图案型。我认为比中国正统古画都好，实在值得一看。
乐山唯一的一家电影院叫岷江电影院，时常有新片放映，可惜师生们大多没有余钱买票。《日记》1941年11月14日记：“同学们许多都去看电影，今夜放《恋之火》。我早就想看这片子，但现在我不要看电影。我不能再乱花一文钱。诱惑虽大，我应当学着坚定意志，抵抗诱惑。”
校园体育和郊游也受到武汉大学师生青睐。课余、饭后，打球、跳高、跳远、跑步的大有人在。同时，乐山近山临水，学生们常常三五成群到近郊游玩，喜欢安静的，坐在江边，江面、水草、鸟叫汇合成大自然最为随意的画面，人在画中，看书、聊天、写作都是享受;喜欢跋涉的，坐船过河，到郊野走走，爽心健体。教师们也不时或举家，或邀友，或独自一人去郊游，在乐山安静的山水中，暂时忘掉战争的阴影、思乡的情愫、人生的困惑。《日记》中有关郊游的记述非常多见。
此外，为了缓解战乱中学子的紧张情绪，武汉大学学生服务处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活跃校园生活。《日记》中这样述及学生服务处1944年举办过的两次唱片音乐会。
1944年3月11日：“晚上团契室开唱片音乐会，学生服务处主办，放全部Faust（古诺歌剧《浮士德》）。一共十六张片子，听了三个钟头。小小团契室挤了一百来人。我给妈妈弄到一张票，她也来听。音乐本身好，唱得也好。只有一点我认为可惜，就是一个角色Siebel（席贝尔）是男子，却因他性格柔弱，用女中音唱，听起来怪别扭的。”
两次唱片音乐会虽然空间狭小，条件简陋，不少喜爱音乐的师生挤在一起，但丝毫不影响他们静静地感受音乐魅力的那一份向往与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