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杭州学者郎瑛在其名著《七修类稿》卷二十一中，引诗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此诗气魄宏大，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恐惊天上人”――据说，天上住的都是神仙，由第一把手玉皇大帝说了算。常言道：“天高意难问”，让我们还是回到地上。蒙年届九十六岁的杂文泰斗、出版界耆宿曾彦修前辈赠我近著《平生六记》（三联书店2014年版），认真拜读后不禁想到，杨大年诗句“恐惊天上人”实属虚无飘渺，而曾老的语惊天上人，则是千真万确。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走笔至此，使我想起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学长王其杰（已故），他是连云港人，解放初在扬州税务局工作，在“三反运动”中成了“打虎英雄”，他的事迹还登在《扬州日报》上。有次他跟我在复旦操场上散步，说所谓“打虎”，是对被查对象搞逼、供、信，不让他睡觉，轮番围攻，被查者身体、精神都吃不消了，便胡乱招供，成了“老虎”。他说自己也遭了报应。不久，有人揭发他是三青团员，组织上便撤销了他的团支部书记职务，后他又被查出还是三青团小队长，于是被开除出党。他精神崩溃了，被送进精神病院，治了很久才康复。为了离开是非之地，才考入复旦。对比之下，曾老对报社被打成“老虎”者的保护，多么难得。
又如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我奉命走出校门，参加了上海市委“四清”工作组，先后在金山县、松江县搞“四清”，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才返校。在松江城西大队，由于工作组长很左，重用农村中的游民、“勇敢分子”，组成“四清”积极分子队（实际上是“打手队”），在会议室围攻大队支部书记、会计，高声喝斥，把台子拍得震耳欲聋。年轻的会计被逼无奈，胡乱交待，说贪污了大队饲养场16万元――其实饲养场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几千元。逼死干部的事情相继发生。最令人痛心的是，一位女会计与她的丈夫一起吊死在一根绳子上，还落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
“四清”时，曾老在上海编《辞海》，奉命参加工作组，以“资料员”身份到工厂搞“四清”。曾老不但没有参与整人，还努力为被审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的怀疑或帽子，彻底从书面撤销了这些罪名。其中典型的事例，从书中的标题一望而知：“一个似乎明明是盗窃公物的人，是如何被证明是毫无其事的”，“一个自吹参加过欢迎汤恩伯宴会的国民党‘地下人员’原来只是一个端咖啡的小工”，“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仅仅是同名同姓”……曾老还相关同志清白，挽救了他们的政治生命，用句老话说，实在是功德无量。
曾老在本书的“前记”中说：“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显然，曾老是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胡乔木同志是曾老的恩师，1949年初正是乔木派他去广州担任华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执掌华南宣教大权;后来为加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又是他调曾老到人民社，委以重任。但1984年初，恰恰又是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伐人道主义。
自从清代乾嘉年间苏州文人沈三白著《浮生六记》以来，以类似题材成书的有多种，但我以为，曾老以九十五岁高龄，一字一字写成的这本《平生六记》，最有警世价值，当可传之永久。
2014年7月30日于老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