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巍峙同志于今日凌晨不幸去世，感到十分的突然和悲痛，这是音乐界乃至文化界的一大损失。我与巍峙同志同龄，他小我几个月。早在八十多年前即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我就和巍峙同志在上海相识。我们由于共同的爱好，同时参加了吕骥、孙师毅发起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并有了许多接触。当时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正如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在那时蓬勃兴起。上海在政治上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救亡歌咏运动也在上海兴起，并进而向全国扩展。巍峙同志是这个群众歌咏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亲自组织新生合唱团，并会同刘良模同志领导的民众歌咏团和吕骥同志领导的业余合唱团等歌咏团体积极开展群众救亡歌咏运动。为了提高和培养群众歌咏运动干部业务能力，他邀请冼星海、沙梅、盛家伦等音乐家到他领导的新生合唱团讲课，使歌咏团的成员成为开展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坚力量。
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广泛开展，需要不断提供歌唱材料，为此，巍峙同志及时编印了歌集《大众呼声集》，该歌本收集了新的反映人民生活和要求的歌曲创作，同时还介绍了苏联的歌曲作品。歌集的出版不仅为歌咏团体提供了歌唱材料，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歌咏运动的开展。
在开展群众歌咏运动的同时，巍峙同志也积极从事群众歌曲的创作活动，他为孙师毅同志的词作谱曲的《上起刺刀来》，就是当时传唱的有影响的歌曲之一。在从事歌曲创作的同时，他还积极开展音乐理论活动。在文学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同时，巍峙同志在七君子之一沙千里和徐步主编的《生活知识》月刊中，发表了题为《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文章指出“关于歌曲的写作，除了在原则上是要有力地反映现实外，同时要写得非常通俗，使农工商学兵，老幼男女都能懂得；只有大众能明了歌词的意义，才能形成大众一致的救亡意识”。又说“单是歌词的通俗还是不够的，难唱的旋律也会限制歌曲的流传”。这些话尽管是对当时的创作而言，但它涉及音乐的群众化和音乐家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上个世纪卅年代在上海开展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和租界当局的限制监视下开展的，需要坚毅的意志和灵活的手段，巍峙同志在当时就展现出这样机智灵活的对敌斗争方法，是他聪明才智的体现。
后来巍峙同志去了延安，直至建国后他担任了文艺团体以及文化部门的诸多领导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还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整理和挽救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音乐，巍峙同志还担任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副主编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主编，直至编纂完成，期间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巍峙同志在创作上非常愿意倾听不同意见。记得在创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曾征求我的意见，原作中的E调2/4 6 5|3 6 5|我建议改为6 5|3 5|这样比较简单有力，他听后欣然接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现在巍峙同志已离我们而去，但他对文化界、音乐界所做出的贡献将为后人学习和铭记。
谨以上述文字寄托我对他的怀念和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