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先生虽然已经98岁高龄，且住院已经数月。但是9月12日他病故的信息传来时，还是让人感到那么的突然、意外。仿佛他仍然在关心着中国文艺事业的前进、指导着人们的各项工作。数十年里我有幸多次直接在他的指导下工作，经常受到他的教益。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蔼的声调，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与心灵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我的父母亲向隅、唐荣枚，就曾经在上海与周老等人一起开展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1944年他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返回延安，全团并入鲁迅文艺学院工作或学习。1939年我出生于鲁艺，很小就对这位风尘仆仆从前线归来的叔叔留有深刻的印象。抗战胜利后周老夫妇参加华北工作团开赴张家口，我们全家随鲁艺前往东北新解放区办学，194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才重逢在北平。
贺绿汀夫妇与我的父母亲四人1949年奉命去接收他们当年就读的母校――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现上海音乐学院）。1955年我的父亲调来北京，由周恩来总理派至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文艺广播工作，母亲则在周老曾任团长的中央歌舞团里出任声乐指导。
一、多次蒙泽教益
我蒙受周老的教益始于编辑《聂耳全集》，这是文化部、中国音协与我们音乐研究所合作的重点工程。音乐研究所自1954年成立起，就把聂耳、冼星海的研究列为重点工作项目，1978年所长李元庆分配我承担这项工作。吕骥与夏衍等人担任顾问，周巍峙出任主编，孙慎、瞿维等人为副主编。周老当时的工作繁忙，编辑委员会的会议经常要去他的办公室里召开，我作为此书的执行编辑临时的事情只得于晚上去他家里请示汇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联合出版的这部中国音乐家的第一部全集，集曲谱（歌曲配有钢琴伴奏谱）、音响（全都是新录制的立体声）、文字、图片于一体，《人民日报》曾刊文称其为“中华文化的丰碑”。（此后周老又主编了《冼星海全集》、《夏衍全集》、《田汉全集》等书）
针对“文革”以后社会上各种音乐家的传记、辞典泛滥的混乱现象。198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委托音乐研究所编辑一套正规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经国家艺术学科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审定，列为艺术学科“七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此书由夏衍、吕骥、贺绿汀、周巍峙、李焕之等15位音乐界领导担任顾问，由我担任主编。此书（共四卷）历时7年的编辑过程里，周老从制定方案起一直十分关心，经常过问。甚至查看此书收录了音乐研究所的哪些人，说不能因为是编辑者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多收录本单位的人（此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周老和我的父母亲抗战前都与张曙、冼星海、吕骥、贺绿汀、孙慎等人在上海共同开展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1995年我曾经随周老、孙慎老去安徽歙县县城参加张曙铜像的落成典礼，然后我就赶去上海参加另一音乐活动。周老却不顾众人的劝阻执意留下来，还要亲往位于偏远乡下的张曙故居。后来听其秘书唐晓刚说：那天汽车开了两个小时前面就没有路了，80岁的周老又弃车步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崎岖山间小道，才抵达张曙的出生地坑口村。周老仔细瞻仰后又给其故居题字、给村里的张曙小学书写了校名，他对革命战友的深情厚谊，工作上深入实际的执着的精神，实在是令人感动敬佩！
二、文化部的老黄牛
1949年起周老历任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主任兼戏剧音乐处长、办公厅副主任、艺术局副局长、局长时，为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实验歌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东方歌舞团等中央以及地方文艺单位与事业的规划、建设，耗费了大量的心血，1950年还在田汉家里开会时，写出了著名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周老数十年间主持举办了众多的全国性文艺会演，如全国专业与业余的多次音乐舞蹈会演、全国音乐周、两次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节目多达120台的庆祝建国30周年文艺献礼会演、民族民间唱法调演、独唱（奏）与重唱（奏）调演。群众歌曲创作评奖、民族器乐和交响乐创作评奖、钢琴比赛、小提琴比赛。举办北京合唱节等。从中涌现了众多的文艺人才，产生了许多的优秀文艺作品……周老为之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功不可没。
1985年周老领导举办了全国纪念聂耳、冼星海的活动：在北京召开纪念大会（周老作主题报告）并组织了四场专题演出，出版发行《聂耳全集》；在昆明、玉溪举行了聂耳雕像及陈列室的落成典礼；在哈尔滨举办第一届“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演唱比赛”（彭丽媛获得民族唱法的第一名，这是她获得的首块声乐比赛金牌）：在武汉召开“聂耳、冼星海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新建成的“星海园”举行从苏联返回祖国的冼星海骨灰安放仪式（我作为此次活动办公室的成员，有幸全程参加了上述所有的活动）。
六十余年的繁忙工作中，他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曾主持歌剧《刘胡兰》、《草原之歌》的创作与演出；支持西洋歌剧《茶花女》、《胡蝶夫人》、《卡门》，芭蕾舞剧《天鹅湖》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出；拨专款支持查阜西去多个省市收集濒临失传的古琴资料，支持吴晓邦去山东曲阜收集祭孔歌舞，支持杨荫浏率领音乐研究所去湖南考察、收集民族民间音乐，拨款整理、录制新疆的《十二木卡姆》，支持新生的通俗唱法……工作业绩不胜枚举、有目共睹。
许多事情周老要经常与周总理联系请示，总理曾自称是“老周”，称“文革”前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周扬为“大周”、周巍峙则是“小周”。周老因长期主持全国艺术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被总理和周扬称为是文坛的“大管家”。1963年周总理还曾经当面笑称周老是“艺术总理”。
三、主持三大系统工程
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拨乱反正时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文化部也组成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由周巍峙担任主任。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原来只设置有22个学科，经过周老的争取“艺术学”才增设为单列学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后改在文化部教育科技司）设立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周老亲任领导小组组长。此项目为艺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特别是立项审批后获得的科研经费，给学科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保证（仅起始的1983-1997年就立项了《中华艺术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34个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每年批准的年度课题与青年课题更是数以几十计）。每年度的课题申报都成为全国文艺研究单位、艺术院校的盛大事例、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周老当年争取把艺术学单独立项的战略措施堪称功德无量。我的两个研究课题，也有幸成为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艺术研究院1983年已经书面申报《聂耳全集》为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周老在审批时却说我作为规划领导小组的主任，就不要把我担任主编的此书列入了吧（后列为文化部的重点工作项目）。
四、知错就改即圣人
古人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历来的圣贤其实也都是有缺点错误。在八十余年漫长的工作历史中，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周老也难免说过一些错话、做错了一些事情。但是他认识到了以后，总是尽量予以改正、弥补。
吴晓邦是曾经参加过攻打汀泗桥战役的北伐军老战士，“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学习舞蹈。回国后他在上海、重庆、延安、东北等地的舞蹈创作、表演、教书、育人等方面都业绩卓越，被誉为“中国舞蹈界的一代宗师”，1954年当选为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的首任主席。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里，由于他“提倡现代舞”被免去了主席的职务。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老，此时奉命兼任了一段时间的舞协主席（“文革”后吴晓邦再度当选为舞协主席）。“文革”后周老对此事一直深感内疚，多次登门向吴晓邦夫妇表示歉意。后来在其家乡江苏昆山建立“吴晓邦舞蹈艺术馆”的过程中，周老多方给予协助，1999年还出席了落成典礼。
黎锦晖写作的《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当时在社会上流行泛滥的“家庭爱情歌曲”（这是黎锦晖自己对这些歌曲的称呼），与“九・一八事件”后掀起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直接冲突。受到聂耳、吕骥、周老等左翼音乐家，萧友梅、贺绿汀等国立音专师生的批判，国民党政府也颁令查禁。2001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老发言说对黎锦晖这样有争议与贡献的作曲家应该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客观全面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黎锦晖创作的许多歌曲宣扬了自由、平等的反封建民主思想而且非常通俗流行。由于当时的幼稚与无知对黎锦晖我也说过一些错话。
后来周老在与我的一次交谈中，说黎锦晖也创作了一些黎式风格的通俗抗日爱国歌曲，但是多未流传。以前把黎锦晖的那些“家庭爱情歌曲”说成是“黄色歌曲”不对，应该称为“靡靡之音”。这是国家和民族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各方面人士都反对这些歌曲的原因。经过同乡友人田汉的批评教育，黎锦晖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1936年以后再没有写作这类歌曲并写作抗战歌曲。
五、为人行事有口皆碑
周老14岁就任职上海《申报》社，后担任社会活动家李公朴的秘书，广泛接触多方面的人与事。冼星海1 935年从法国留学归来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委派盛家伦和周老去与他联系。次年成立的音乐界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由周老与麦新、孟波担任执行干事。
周老22岁出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时，团里的邵子南、高敏夫、田间、朱星南、方冰、李劫夫等人都比他年长，卢肃、陈强、凌子风、牧虹、洛汀、贾克等人也都是成就斐然。由于周老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搞好团结。团员们对周老都十分尊重、敬佩，积极支持他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诸多的文艺成果。
“文革”期间周老也被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劳动了10年。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崇高气节，坚决与“四人帮”进行斗争。他恢复在文化部的工作以后，还兼任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会长、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名誉会长、晋察冀文艺研究会会长等职。
我目睹了80年代的一次声乐比赛预备会上，当主持人按预定程序宣布请评委陆续上台，由文化部艺术局长依次给他们颁发聘书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周老阻止了这一进程，并要求艺术局长走下台去，向坐在台下前排的许多比该局长还年迈的评委一一颁发聘书。显示了周老一贯的作风――对专家学者的尊重。
周老的办事为人十分低调，待人接物诚恳热情，自称只有小学学历，一生只是“打杂工”。但是他始终以身作则，廉洁奉公，鞠躬尽瘁。在生活、工作、特别是斗争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很快就成长为综合性的文艺管理者、德艺双馨的典范。
我的所见所闻，只是周老丰富多彩人生旅途的管中之见、很小的几个片段撷英。在中国文艺发展的漫长历程里，德高望重的百岁周老80余年的丰富实践成果，铿锵生涯中留下来的一个个殷实的足迹，都是那么让人感动！令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