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阅读观念研究是从文化视角研究人类的阅读活动。文章延伸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概念，以图像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从阅读观念方面，运用艺术图像进行阅读文化比较研究。
关键词 艺术图像 中西 阅读观念 阅读文化 阅读政治学
阅读文化研究是从文化视角研究人类的阅读活动。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阅读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早已成为文化。这种文化有许多文字记载，也有大量的图像记载，以往学者们多利用前者研究阅读文化，很少有人利用历史上的图像去研究。本文尝试利用古今中外有关阅读的艺术图像来梳理中西阅读文化的异同，也许能够为阅读文化研究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
1 图像阅读的时代背景
世界上最早的有刻印日期的印刷书，是中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刊印于唐咸通九年（868年），卷尾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18个字（图1左）。卷首是一幅木版画，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它也应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有纪年的版画作品（图1右）。该画以极细的阳线雕刻而成，线条准确流畅，人物刻画生动细腻，属于唐代画圣吴道子的风格，极具时代特点。
中国汉代发明造纸术，隋唐发明印刷术，在此之前，世界上的书籍都是手抄本。造纸术在12世纪传到西方，印刷术在14世纪传人西方，西方博物馆里收藏的许多印刷品也都是在古腾堡之前就存在的，如图3。所以说，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古腾堡之前就对欧洲文艺复兴发生过重要作用，古腾堡印刷机只是这种作用的结果。当然，古腾堡在中国印刷术基础上的改进，对西方现代文明所起的作用已经超过了雕版印刷术。其实，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毕舁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比古腾堡的发明早了400多年。
遗憾的是，到了与西方文艺复兴同时代的中国明代，印刷术已经相当普及，但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却并未普及。这可能是中国雕版匠人酷爱手艺而不爱机械的缘故，《庄子・天地》中有：“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人井，抱瓮而出灌，肴挥昧ι醵喽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日：奈何？日：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泱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日：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可见，中国古代匠人都以道进乎技为荣，以机械省力为耻。所以，对于活字印刷术，雕版匠人也会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雕版匠人始终都在比拼技艺，而失去了改进活字印刷技术的机会。但西方人从1455年古腾堡活字印刷机的发明开始，其印刷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迅速起到传播思想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启蒙运动。同时也从知识传播角度推动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从此西方就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全面超越了中国。这说明，西方人比较理性，更希望通过技术发明来减轻体力劳动，提高生产效率。而中国匠人比较感性，崇尚技艺而鄙视技术，这也许是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事业的悲哀。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从艺术图像中读出中西在阅读对象、阅读环境、阅读方式和阅读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在阅读对象方面，西方较早生产了报纸，使新闻和时事评论进入公共阅读视野；在阅读环境方面，类似于中国人在茶馆里听说书和摆龙门阵，西方人也在咖啡屋里进行公共阅读和讨论；在阅读方式方面，中西阅读都有群体的阅读方式，但在群体的阅读方式中，西方人主要是讨论政治，而中国文人雅集则主要是雅玩艺术；在阅读观念方面，西方人较早具有公共阅读的观念，公共阅读关心政治和其他公共事务，与私人阅读有明显的差异。而中国古人阅读观念并没有公私差异，只有功利性阅读与非功利性阅读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耕读传家和枕卷卧游。中西阅读文化的这些差异背后有着某种共同的阅读政治学原理，从阅读政治学角度看，可以说是中西方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的差异造成了阅读文化的差异。
2公共阅读与私人阅读
最早的公共阅读是以听书的方式展开的，那时的说书人，其实就是被今天称为“活人书”或“真人书”的“书”。人类最初是靠口耳相传了解历史，口传式“阅读”是不识字者了解历史的重要渠道。西方18世纪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许多荷马史诗中的情景，从法国19世纪画家布格罗的作品《荷马和他的向导》（图4）和中国清代画家金廷标的作品《瞎子说唱图》（图5）可以看到，瞎子说书是中西阅读文化中共有的现象。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汉代陶俑中有个说书俑（图6），拿着鼓和鼓锤，满脸笑容，动态迷人。大概是说到高潮处，已经手舞足蹈起来，生动地表现了汉代民间说书艺人的魅力。
在18-19世纪的欧洲，读报通常是一种公共阅读，尤其那些喜欢在茶馆、咖啡馆讨论政治新闻的人，会大声朗读那些新闻，然后激烈争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后西方走向民主社会的过程，几乎每一个男人都在关心公共利益。例如，19世纪法国画家埃米尔・弗里安特画的《谈论政治》（图7），就描绘了这种情境。19世纪奥地利画家文萨斯雷・瓦斯拉夫・布若茨克画的《传播流言》（图8），看起来也是在谈论公共事务，但画家却给作品取了贬义的名字，也许是学院派画家的政治立场所致。 中国古代艺术图像中也有众人相聚读书的形象，例如五代周文矩画的《文苑图》（图9），表现文人聚在一起品诗论画，这里似乎不谈论政治。宋代李公麟、王诜、马远（图10）和明代仇英、尤求都画过《西园雅集图》，描绘北宋元丰年间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十六人在驸马王诜宅邸西园聚会的情景。当时李公麟作图，米芾为之作《西园雅集图记》。这里虽然是众人相聚读书品画，但不能算是公共阅读，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公共事务。
与西方文艺复兴同时期的中国明代，书籍已经非常普及，绘画中的读书形象好像已经不在乎书的价值，很少表现捧书端坐的样子。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画的《武侯高卧图》（图15）是那个时代精英艺术的代表，描绘了武侯在竹林中枕着一摞书卧游的形象。中国古代绘画自魏晋南北朝时代起，就出现了与工匠艺术不同的精英艺术，精英艺术家是在文人士大夫中产生的，他们画画不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是为了自娱。他们的艺术有很高的非功利性审美品质，所表现的往往也是超脱世俗的艺术境界，所以，从他们的绘画作品中很难看到功利性的阅读，既没有拘谨的宗教阅读，更没有站在公共立场上的公共阅读。把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的《歌诗图>（图16）与同时代的西方文艺复兴画家的读书图相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它们的文化差别。一方面是基督徒或反对基督教的学者在为寻找真理而阅读，一方面是琴棋书画陶冶境界，这就是还没有大众阅读之前的中西阅读文化的差别。
读信，通常是一种私人阅读。19世纪法国画家克洛德・约瑟夫・拜尔画的《来自父亲的信》（图17），描绘了一个在外打工的男孩读信的情景，通过背景和道具，画面向我们暗示了许多故事。18世纪法国洛可可画家弗拉哥纳尔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