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人格风范；为义为公；忧国忧民；无私无畏
象山先生就是荆门老百姓所尊敬的陆夫子，南宋光宗二年秋九月（公元1191年10月）知荆门军，光宗三年十二月（公元1193年1月）卒于荆门知军任内。八百多年来，象山先生为义为公、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人格风范，一直影响着荆门人的后代子孙，培育着荆门人的高尚人格。
一、为义为公，痛斥小人
象山先生为义为公，痛恨为利为私的小人。
象山先生胸怀报国之志，他希望当朝皇帝远追尧舜，近效唐太宗，任用贤良，励精图治，洗雪靖康之耻，收复失地，统一祖国。
如何知人？一要观其行，二要明其心。观其行，辨识贤良；明其心，辨识君子。辨识贤良是浅层次地知人；辨识君子是深层次地知人。
象山先生认为：“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2]324什么是“不肖”？“乖争、陵犯、污秽、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者所恶者，乃或纵情甘心而为之，此所谓行之不肖者也。”什么是“贤”？对于“乖争、陵犯、污秽、邪淫之行”，“有所不敢为，有所不忍为，有所不肯为，而每求是者、正者、善者为之，虽未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则然，日履之间，盖与向所谓不肖者背而驰也，是亦可谓行之贤者也。”[2]324一般来说“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然而“行之不肖者，则或耳聪目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所通达；其习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者之辩，浑然曾不能知。”更谈不上判别“道术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因此，“所谓清浊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1]81
观其行以辨识贤良只是浅层次地知人。真正知人，还须明其心以辨识君子。如何明其心以辨识君子？象山先生认为：“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2]200，而“心当论邪正”[2]202，“为善为公，心之正也。为恶为私，心之邪也。为善为公，则有和协辑睦（团结合作）之风”，“为恶为私，则有乖争陵犯（你争我夺）之风”，“和协辑睦，人所愿也。乖争陵犯，人所恶也”。[2]204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是重“义”还是重“利”，是为“公”还是为“私”，“义利公私之辨” [2]26是辨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只有那些“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2]334的人，才是君子。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不能以“官资崇卑”、职称高下区分。象山先生认为“大概论之，在于为国、为民、为道义，此则君子人矣；大概论之，在于为私己、为权势，而非忠于国、循于义者，则是小人矣。” [2]332君子重“义”、为“公”，是人格高尚的人，小人重“利”、为“私”，是人格卑下的人。“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2]337，“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2]337。“不问在人在己，当为而为，当言而言”[2]334，“闻善而慕，知过而惧，皆君子之徒也。若乃亲善人、闻善言而狼狈自若，无所忌惮，慧黠奸慝，常有毁伤善类之心，此所谓志夫邪恶之小人。”[2]333
二、忧国忧民，针砭时弊
南宋偏安小朝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庭之一。对南侵的金人，小朝庭除了屈辱求和、割让土地以外，别无能耐。在南宋偏安小朝庭的统治下，“郡县能以民为心者绝少，民之穷困日甚一日。抚字之道弃而不讲，掊敛日以益滋。”[2]303当时的郡守和县令，能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的，非常少；老百姓生活没有出路、困苦不堪，一天比一天严峻。南宋初年，地方官吏“虽诚心未格于丰穰，然拙政每存抚字。”（陆游《戊申严州劝农文》）虽然没有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然而施政却每每存有对老百姓的安抚和体恤。南宋孝宗以后，“抚字之道弃而不讲”，大肆搜刮民财，老百姓“十室九空”，“掊敛日以益滋”。面对如此腐败的“郡守”和“县令”，象山先生目不忍睹，大声疾呼：“甚哉，其不仁也。民为邦本，诚有忧国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 恤哉？财赋之匮，当求根本。不能检尼吏奸，犹可恕也，事掊敛以病民，是奚可哉？”[2]303-304
“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与古圣贤所言宽仁是有本质区别的。“宽也者，君子之德也。”“遏恶扬善，举直错枉，乃宽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无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无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善、不仁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则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为仁，去不善乃所以为善。”“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盖不究夫宽仁之实，而徒欲为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谓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者也。”象山先生指出：“若其贪黩奸宄出于其心，而至于伤民蠹国，则何以宥为？于其所不可失而失之，于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则为伤善，为长恶，为悖理，为不顺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1]71
南宋小朝庭的各州县，有“官”、有“吏”。“官”称“官人”；“吏”称“吏人”，又称“公人”。“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2]311象山先生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县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然而南宋小朝庭治下的“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属”，虽有被害者上访，却被“以告讦把持之名而抑绝之”。“胥吏之妙用，专在抑绝赴愬者之路，惩一二以威众，使之吞声敛衽，重足胁息”。“官”、“吏”相互勾结，“吏人”们“得以肆行而无忌”[1]68-69。
象山先生在《与辛幼安》中，痛斥“官”、“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揭露“贪吏害民”的卑鄙伎俩。“今之贪吏，每以应办财赋为辞。”“虽在利源优处，亦启无厌之心，搜罗既悉，而旁缘无艺，张其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横索，无所不至。”“贪吏之所取，共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通数十年之间，取其廉而能者与其贪之尤者而较之，其为应办则同，而其赋取诛求于民者或相千万而不啻。”[2]314象山先生指出，南宋小朝庭的“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并无“圣天子爱养之方，勤恤之意”，“乃欲使监司郡守不敢按吏”，此乃象山先生“忧之而不能去怀者也”。
三、无私无畏，知政荆门
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宰相汤思退奏请议和，割商、秦二州，“世为叔侄之国”，“易岁贡为岁币”。[3]3693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光宗赵惇即位，诏象山先生知荆门军。此时，陕西、河南以及安徽、江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为金朝地域，湖北襄阳即是南宋抗金前线，荆门乃次边之地。
象山先生知政荆门，一不是为了做官，二不是为了发财。荆门是南宋的次边之地，金人南侵，首当其冲，知政荆门，如果发生战事，不仅官当不成、财发不了，身家性命都难保。当时，光宗赵惇诏象山先生知荆门军的消息传开以后，有人劝先生知政荆门“为委曲行道之计”，意即曲线实行自己的意愿，像现在有些人对待“干部下放”一样，到艰苦地方镀金，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先生对所谓“为委曲行道之计”，严正地回答：“《仲虺》言汤之德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古人通体纯是道义，后世贤者处心处事，亦非尽无礼义，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礼义行之耳。……古人理会利害，便是礼义，后世理会礼义，却只是利害。”[2]328商汤，是古之贤君，“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是《书·仲虺之诰》对商汤人格的概括，（宋）蔡沈注曰：“义者，心之裁制，；礼者，理之节文。以义制事，则事得其宜；以礼制心，则心得其正。”“古人理会利害，便是礼义”，古人（贤圣君子）遇事考虑的是如何使“事得" 其宜”、“心得其正”；“后世理会礼义，却只是利害”，后世（贤圣君子）遇事首先考虑“利害”，然后才是如何使“事得其宜”、“心得其正”。
象山先生知荆门军，政绩卓著，筑城备战、巩固次边，建立保伍、除暴安良，整顿税收、发展经济，移风易俗、正乎人心，为荆门后世清官树立了光辉典范，在荆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深刻应印象。荆门父老祭文曰：“古之君子，所居民爱，所去民思，而况贤刺史之亡，其遗爱在人，真有不可解于心者。我民将子子孙孙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于无穷也。”[1]513
参考文献
[1]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1.
[2]涂宗流.陆子心语[M].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2.4.
[3]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