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列举了过年的种种活动，并指出它们都和农业社会有关。想想现如今过年的主要活动项目就不难证明老舍的说法，春节的饮食是基于农业社会的丰收场景的再度铺陈，春节的娱乐是农耕中的冬季闲暇，甚至还有点再度劳作之前的最后狂欢的意思，春节的祭神是基于农民们对靠天吃饭的职业认知。
旧时代的人们因为遵循更自然的生产时序，有着比现代都市人更多的闲暇时段，因此春节构成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最大且厚实的层面。然而在市场经济及其生活方式和科层制管理方式及其休假制度日益普及之后，传统节日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因此就有了春节之后的种种抱怨，抱怨的方式不同，但大多可以归结到年味的缺失。
抱怨春节没年味和骂大片属于同一类性质的文化现象，因为抱怨归抱怨、诅咒归诅咒，每年都在过，每个大片也都在追看。有学者将“贱”作为一个文化关键词，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上述现象。但文化的属性之一在于它是弥散性的，对于个中人来说，更多是一种被裹挟的感受。这不是说有人逼着我们过年，而是比如即使有人绷着不看大片，但还是要看评论，为了显示智力优越感还要时不时发表意见，这样还是要抽空偷偷看看那个大片。
到底是年没有年味，还是过年的人没有了人味呢？没有趣味的人想要过出年味恐怕很难。实在不成，您还可以把年（节日）简化成一个假日，飞往最没年味的异国过个年。年味是被想象、建构出来的，是一个意义赋予的结果。人们对于“年味”的追忆，更多是对逝水流年的留恋。说现在的春节没有年味，那是因为怀旧正成为一种全民情绪，因此把账算在现在的年上不是很公平。现在我们有―天可怜见的长假、有人味还有烟火味的禁改限、努挣式的庙会，其实这些比以前的年都有更浓郁的年味。因此年味的缺失很可能是由于下面三个原因：年华老去、感受力的丧失以及购买力的增长。
春联的上联这样写道：天增岁月人增寿。变老可以是一件有尊严的事，“年华老去”也有懵懂孩儿们享受不到的“红利”;感受力的钝化是个人的问题，想想在最漆黑的夜里燃放烟花迎接一个花红柳绿的季节，想想以“踩岁”的名义偷懒不清扫地上的垃圾;而购买力的增长完全不应该成为美化物质匮乏时代的理由，进而成为腻烦（blase attitude是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命名的都市心理现象）的理由。
年毕竟有着足够的语义，值得我们努力地过它。祭神祭祖和省亲拜年，都是对人神关系、人伦关系的重新确证，即对于人类作为一个文化存在的确证。像城市空间可以分解成私人和公共的一样，作为一个矢量的时间也可以划分成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公共时间并非指与人交往的时刻，而是指经由日历框定出来的一个阶段，它直接和生日、婚期等个人时间相对。在越来越多的人不舍得或者不敢给自己放假的年代，春节，甚至略显粗暴地中断了个人时间，将人们投入到春运的洪流中。也只有在这些传统节日的当口，那个断断续续绵延了几千年的信仰、道德、伦理和文化认同才凸显出来。春节毫无疑问地表明：传统价值观仍然在干预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从未从公共生活中退场。
或者我们应当将“年”作为“狂欢”或“自由”的同义词。当我们不去追求那个传说中的年味时，我们就可能不像过年那样过年，就可能过出新的年味。这有关过年方式的选择，有关过年心态的调整，也是有关民俗更新的问题。如果你的朋友说过年后四肢无力心浮气躁，就请你告诉他们，这只是更年期综合征，出了正月就好了。只是――
掐指一算，还有不到十二个月，还得犯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