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印在长27cm、宽23cm的柔软黄色草纸上的“证书”。证书内花边长21cm、宽19cm。证书右边两列竖排文字是“民国三十四年为金刚乡抗战出征军人聂春台之家属题”。除乡名“金刚乡”和人名“聂春台”6个字是毛笔填写外，其余文字均为草书印刷。证书正中是4个红色大字“杀敌光荣”。左边是落款和署名“江津县长兼优委会主任委员萧烈赠”，仍属草书印刷。但在“萧烈”二字下，盖有一方红色篆字“萧烈”的鲜章。这份证书除有一些折痕外，文字非常清晰，特别是“杀敌光荣”几个大字和红色篆体的“萧烈”印章，几乎没有褪色。说明这张证书是主人精心保存下来的。
珍藏证书的主人叫聂勋文。这是他母亲苏祖明在临终前交给他的，证书上所书“金刚乡抗战出征军人聂春台”就是他的父亲。
聂春台的故事
“抗战出征军人聂春台”是怎样一个人呢？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江津县政府制发的《四川省江津县金刚乡第十四保第二甲第八户户证》上有这样的信息――
姓名：聂春台;性别：男;年龄：三十一;出生年月：民二年;本籍：江津;婚姻状况：已婚;教育程度：私二;从业及服务处所：军;他住何处：湖北;附记：出征。
1935年，他娶了板桥乡柿子湾大姓苏家之女为妻，当时妻子取名聂苏氏。不久，生下女儿聂勋贵。两年后，儿子聂勋文出生。
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日本鬼子侵占中国东北、华北、华中等大部分地区，国内局势一片混乱。此时在大后方的聂春台也算是一个混世英雄。他行走于江津、永川、璧山乃至重庆、成都等地，以中医看病为业，不但养活了全家，而且红极江湖，常出现在红黑两道之上。只要他背起药箱远出，十天半月回来后包裹中总有现洋。有时他还会改头换面，穿洋装，戴洋帽。当时村民对他的评价是：聂春台药能治病、嘴能医人（收拾人），板眼多、心机多、把戏多。据说成都一个当官的，被他“收拾”得有口难辩。
苏祖明的故事
聂春台妻子苏祖明，她小时候没名字，家里人只叫她幺丫头或幺姑娘。嫁给聂春台后，才取名聂苏氏。1949年解放后，她自己才取名苏祖明。
支撑全家的丈夫聂春台扛枪出川抗日去了，当时大女儿聂勋贵才4岁，儿子聂勋文才2岁，这个家怎么办？
苏家在江津县板桥乡的苏院祠，是当地有名的大姓。苏家的一个哥哥叫苏少成，是当地甲长，管着十来户人家，他还在江湖上“嗨袍哥”（四川话，指加入袍哥会――编者注），称为大爷。苏祖明还有个二哥叫苏福川。
苏少成与家人商量，认为不能苦了妹妹一家，就将他们接回板桥乡苏院祠娘家。苏祖明吃住在娘家，自己当然也要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时间久了，她想：虽是娘家人，但总不能长期寄人篱下吧。于是她提出回到金刚乡十四保高屋基居住的想法。
妹夫在前方杀敌，妹妹一人在家，还拖着两个孩子，作为她娘家人，当然不能让她受苦。于是苏家决定：派出二哥苏福川长住妹妹家，帮助耕种8亩薄田，以此维持妹妹一家生计。苏祖明这拖儿带女的“寡妇”人家，总算有了一个男人。
丈夫在前方第一年没消息，第二年有人传来消息说，聂春台在战场上杀敌很英勇，牺牲了。但半年后又有人捎带口信回来说，聂春台没有牺牲，而且立了战功……
但是，苏祖明并没有收到过丈夫聂春台半纸亲笔书信，聂春台是能写信的呀？不过，丈夫这些立功消息却在全乡传开了。这也好，当地的地痞恶霸和有钱有势人家因此而不敢欺侮苏祖明一家，他们害怕抗战结束后，被回家的立过战功的聂春台收拾。
县长萧烈是苏祖明生平见过的最大的官，而且还与他握了手。苏祖明回到乡下，这事很快就在全乡传开：聂春台在抗日救国战场上立了大功，江津县长都接见了他老婆……
苏祖明将“光荣证”用细丝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先放在自已小房间的一个小箱里，但又觉得这不安全，怕被别人偷走，于是又将此交给哥哥苏福川保管。她想：哥是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别人不敢去偷。
这是一个极不太平的年代，乡霸村党、地痞流氓横行，加上国家的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苏祖明一家生活虽有哥哥的照顾，但仍处于极度的困境之中。苏祖明特别思念在前方抗战的丈夫。只要她一空闲下来，就给两个还不谙世事的孩子讲父亲在家时的故事，讲世人传说的父亲在外杀东洋强盗的故事。有时她还会在哥哥处要回“光荣证”看看，看后又包好送回给哥哥。 不久，金刚乡来了两个外地人，他们到处打听十四保二甲高屋基“聂苏氏”住处，自称是聂春台的部下。说聂春台现已经在湖南某处落户，他们是来接“聂苏氏”的。聂家人和苏家人都懵了，来人的身份真假难辨。大伙就叫“聂苏氏”躲起来，对来人说：聂苏氏不在家，你们回去后叫聂春台回来吧。
谁知，打这以后，就很少有聂春台的消息了。
“光荣证”引发的伤心事
苏福川从妹妹家搬回老家板桥乡。他离去时将《光荣证》小心翼翼地交还给妹妹。他交待说：这虽是薄薄一纸，但很重要，证明我们家抗日有功。但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的。你一定要好好保管，不要轻易给人看。
解放后划分阶级成分，苏祖明家虽没有被划为地主富农，但因在外生死不明的丈夫是“伪军人”而处处受到歧视。哥哥又回到了板桥乡，苏祖明家的生活面临着困难。特别是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苏祖明家几乎都处在这个小山村的风口浪尖上。她怕大队的民兵和造反派来“抄家”，于是将这“光荣证”藏在柜底，一年后又藏在床下的小箱里。不久，她怕被老鼠咬坏，又取出用塑料薄膜包了一层又一层后，藏匿在墙缝里。
新中国初期的《初小国语课本》第七册，里面有一篇课文叫《一个机智的水手》，写的是渡江战役中解放荻港时一个机智的解放军水手的故事，这名水手叫聂春台。文中描写的情形与苏祖明的丈夫聂春台很相似。于是聂家都认为此人便是曾出征抗日的聂春台，认为他在抗日胜利后加入了解放军。于是，1958年已在白沙镇溜马岗读初中的聂勋文将这篇课文和“光荣证”交给校长黎宗全和副校长罗昌一，并说出了他家的想法。学校立即给当时的国防部去了公函，请求查找小学课文中所写的“聂春台”的情况。3个月后国防部回信称“此人现无法查找，但有3处去的可能”等等，这事又陷入悬念之中。不久，又有人传出：聂春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去了台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苏祖明一家终于能抬起头来。乡镇的领导常探望苏祖明老人，这张抗日杀敌的“光荣证”也终于可公开露面了。于是，苏家和聂家又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聂春台的消息。但是，一年、两年、三年……许多年来都没有消息。
1993年刚过大年，84岁高龄的苏祖明生了一场大病。她知道自己不行了，于是就将这份抗日杀敌的《光荣证》交给已是55岁的儿子聂勋文。母亲用近乎于呆滞的目光望着儿子说：“你父亲还在世的可能性极小，我们能见到他的希望几乎是零。你们不要记恨他，他多半是死在打东洋鬼子的战场上。其实这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不久，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这位饱经苦难的“出征抗日军人家属”带着遗憾撒手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