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塞尔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最后一个大家，也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山鼻祖。一般认为，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是他又是现代非理性哲学的有力影响者。这种双重定位使人们难于理解胡塞尔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哲学。许多人以胡塞尔早期现象学及其影响为据，把他与海德格尔等人划入同一行列，但是，无论从他们自己的声称还是从他们的宗旨来看，两人的哲学有着基本的差异。最能标明这种差异的是胡塞尔坚称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并维护西方理性传统，而海德格尔却极力解构这种传统。因此，我们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区别的理解就不能仅仅根据他们共有的现象学，而必须根据他们现象学之外的观点或对现象学的不同解释来作出。同一现象学被用于不同的追求，因此关键是要看他们追求什么。
胡塞尔从1894年反叛并反对心理主义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企图复兴理性主义的不归之路。不理解他对理性主义的追求，就不可能理解胡塞尔。
理性主义是在多种意义上而言。首先，它可以指要求聪明地、智慧地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并坚定地贯彻自己的理性选择，不为情感、道德和其他价值所动；其次，它可以指要求思想、观点有充足的理由，得到充分的论证，使之站得住脚，而不是胡说八道；再次，它可以指要求思想、行为遵循事情的必然规律和普遍本质，而不受感性偶然性的干扰甚至控制，在此意义上的理性即普遍必然性，也称客观必然性。
胡塞尔的理性主义是上述第三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也是西方主流哲学自古希腊以来追求的理性主义，它标志着西方文明的特征。我们知道，这种理性主义与西方文明一道被许多东方传统主义者和整个后现代主义者所拒斥，而开此先河者，有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但是，没有海德格尔和维持根斯坦的加盟，对这种理性主义的拒斥肯定是不深刻的。在海德格尔和维持根斯坦之前，可以说，只有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要求生命冲动和个体欲求冲破理性必然性的控制和压制，获得解放和张扬。这些人表达了一种对西方理性文明传统的强烈反抗，破坏性极强而建设性极弱。而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反理性主义者，倒不如说他们是感性主义者。他们所维护的与其说是生命冲动，不如说是生活素朴性。
胡塞尔阴错阳差地为后现代主义或后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现象学方法，可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宗旨却是典型西方理性传统的，与西方理性传统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为人们的生活，进而为生活之上的科学和形而上学，奠定基础。何为基础？胡塞尔坚定不移地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和本质是我们生活世界、科学世界和形而上学世界的根基，我们在生活中、科学中、哲学中遵循它们，适用它们，却从来没有反过来寻问它们，而他的工作就是“回到事情本身”，也即回到我们生活及其科学世界的基础。但是，这仅仅是宗旨，现象学的关键是创立了一种朝向这一宗旨的方法，以及运用此方法所作的意识分析工作。理解胡塞尔的困难是理解他的宗旨与他的方法之间的关系，也即追求普遍必然性基础与现象学的关系。他为什么会转向创立现象学，走向意识活动和构造的分析？这与他追求的科学之科学或为所有科学奠基的目标有何关系？
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是理解他对内在性的限定。他把自己的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绝对内在（Immanenz, immannent）的领域，而排除一切超越(Transzendenz，transzendent)设定。这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意识内在性中直接被给予的东西才具有明证性，而超越于意识内在性之外的间接被给予物皆只是假设、推论，不具有明证性，所谓现象学还原，即是返回内在领域，排除超越设定。所谓内在领域即意识领域，它是我们直接面对的事情，而外部事物，虽然我们每天要与之打交道，但却与我们隔了一层，它们根本不能把自身给予我们。因此，胡塞尔认为，只有内在之物才具有不可怀疑的绝对必然性，外部超越之物的存在是令人可疑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搁置起来，中止判断。
胡塞尔认为，回到内在意识领域是把握普遍必然性本质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先验（意识）还原是本质还原的前提，尽管他首先提出本质还原，然后才提出先验还原。先验还原的意旨是防止超越，回到内在。因此，他首先把面向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搁置起来，其次，他把面向生活世界的人自我或经验自我搁置起来，最后，他把整个世界的存在设定搁置起来，这样，我们就获得一个纯粹的先验（transzendental）意识领域。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进行本质还原，就可以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本质。
胡塞尔为什么要排除超越设定？他认为这关系到欧洲理性传统的存亡，关系到人类是否会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人类主义从而走向全面危机的大事。胡塞尔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即理性主义的危机或科学（他所说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对普遍必然性或严格确定性的探索）的危机，归结于一种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盛行，而这与另外一方面，即主观主义、心理主义、人类主义是相通的，它们皆是对绝对确定性真理的怀疑。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即是对偶然性因素、相对性因素的清除，归根到底，是对非理性因素的清除，他把非理性也即非确定的、相对的、主观任意的因素置入括号，以便寻求对所有人、所有时代都绝对有效的东西，无怪乎胡塞尔总是维护西方传统而贬低东方传统，这与黑格尔的行为具有相似性，而与海德格尔正相反。
胡塞尔清楚地意识到他所追求的目标的理想性，因此意识到当人的理性疲惫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对绝对理性的高扬，在20世纪被证明是人们所不堪重负的。但是，绝对理性主义最遭人们批评的是它被指责的虚幻性，即它所高扬的普遍必然真理其实仍然是某种特殊价值，如西方的价值，把普遍必然性强加给人们实际上是把一套特殊价值强加给人们。这样一种对理性主义的解构恰恰根据于同出一门现象学的海德格尔。为什么胡塞尔现象学所呼唤来的并不是理性主义的再生，而恰恰是理性主义的进一步衰弱？
胡塞尔所追求的目标始终如一，这就是为任何一门科学奠定基础，为一切实践规范寻求根据。但是，他为此目标所创立的现象学却不断变化。在他前期，现象学仅仅是一种方法，通过它，我们实现眼光的倒转，态度的转变，向事情本身的返回。后期，先验现象学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首先是本体论（存在论），或一门始基科学，它不仅是要向意识领域还回，而且要为其他科学提供一个绝对存在的源始领域。当胡塞尔转向后期的先验现象学时，几乎没有一个他的学生跟随而去，无论是舍勒还是海德格尔，皆停留于他的早期现象学上，把现象学作为方法用于自己的目标追求。胡塞尔虽然维护真理的绝对必然性，但这种绝对必然性又是源于内在中的直观（看），具有浓烈的直觉主义色彩。他从布伦塔诺继承来的意象性学说启发了后人，用以标明人或意识所具有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非反思或前反思性密切相关，它对理性具有潜在的颠覆性。而他对内在意识时间流的描述本是用于说明变中之不变的本质的存在，可是它完全可以用于摒除绝对本质的存在而仅仅保留纯粹流变本身，因为，本质直观毕竟与体验流本身在直接性上尚有程度上的差别。这一切都为胡塞尔哲学自身的被颠覆制造了可能。
当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内在之“看”转向超越之“问”时，现象学所蕴含的颠覆性便实现出来，它所达到的恰恰是绝对理性的死亡。海德格尔哲学的要义是：我们并不是首先面对现象（事情本身），然后超越，而是我们始终已经在现象（事情本身）之中，现象即是超越本身，而非超越之前的内在意识主体。我们已经、并始终、且不得不处于超越之中，根本不存在超越之前的一个内在领域，一个孤立的自我，一个最初无世界的主体。这样，海德格尔就根本否定了还原的向内方向，他自己的还原法不是要还原到超越前的意识始源上，而是还原到超越本身，也即“此在”的生存结构上。所要朝向的事情本身（现象）就不是意识领域，而是生活领域，确切地说，是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领域。胡塞尔把意识自身作为“反思”考察的对象，其目光不是向外朝向对象，而是向内朝向自我，尽管这个自我总是向外关于某对象的。反思，不发生在生活中，而是发生于哲学中，或者说，发生于生活之后或之上的理论过程中。与之对立，海德格尔现象学却是非反思甚至反反思的，他反对把“此在”之生存作为反思的对象，“此在”之生存根本不是对象，我们对其分析也根本不是理论的反思。那么，我们如何进入“此在”之在中呢？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对“此在”之在的把握不是反思而是领悟、解释或logos，领悟、解释或logos本身也是生活过程，是发生在生存层次上的活动，而非发生在理论层次上的活动，它不同于反思，任何对生存（生活）的理论反思都破坏了其原本性，使其成为另一物而非事情本身。海德格尔否认“此在”之在具有某种确定性本质，我们所要把握的不是它的“什么”，而是它的超越结构、超越过程。现象不是对象，存在本身并不存在，显现者本身并不显现，因为存在总不是自身，总是超出自身，我们越是把握它，它就越是远离我们，归隐而去。因此，所需要的不是反思的直观描述，而是以前反思理解为基础的解释。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立的实质是，在胡塞尔看来，经过先验还原，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纯化了的，超然于一切立场、角度或偏见的先验主体，这一主体不以肉身为基础，也不以任何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不受它们的任何干扰和影响，自身给自身设定本质，构造规律，发出理性命令。这与康德关于“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向人发出行为命令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样极端理想的理性主义不被海德格尔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他看来，“此在”不可能摆脱它所处于其中的世界性，“此在”注定与它的世间存在纠缠不清，这是“此在”的“被抛”命运。“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它沉沦于其中，但又本真而在；它烦他人之所烦，却归根到底为自身而烦；它逃避于世中，却又被迫回到自身，去自己作出生活谋划。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和世界构成既不可分离又紧张对峙的状态。海德格尔的“此在”与胡塞尔的“先验主体”相比，缺少欢乐和真正的自由，“此在”总是处于烦心于人、烦忙于世中，但又被迫自己独自承担生活责任，在世界中本真自我地向死而在。诸如此类的近乎矛盾的描述使“此在”在自我与世界的紧张状态中疲惫不堪。“此在”力图摆脱世界回到本真自己，而又无力摆脱世界因而沉沦于世，这就是“此在在世”的生活写照。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点是“此在”与世界同为一体，主客不分，而胡塞尔哲学的基点却是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对立，主与客的首先区分。胡塞尔所追求的是一个先验领域，而非先于主客之分的或非主非客的领域，这个先验领域在他看来就是纯粹意识领域，它与超越性或世界相对立，通过对后者的意向性构造而达到它们的同一。他恰恰是要在主客对立的基点上来讨论它们的同一关系，这样的同一是主体对客体构造的同一，而非海德格尔那样主体与客体沾沾乎乎而又紧张对峙的同一。
显然，海德格尔的描述更符合现实，它们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但是，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仅仅是理想世界的一些相对的、偶然的实例，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它们应在先验还原中被搁置起来，不发生作用，失去效力。这样，才能廓出一个绝对的、超时空的、普遍必然的可能性领域，而现实生活领域发生的事情只有以此领域为理想、为追求，才具有合理性。胡塞尔哲学与２０世纪盛行的人文关怀、文化关怀截然有别，他并没有参与到为大写的人而伸张的行列中，他关心的始终是理性的盛衰而非人类生活的状况。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不关心人的命运，他恰恰是要为人类生活提供非相对主义、非主观有效、非偶然性的依据，以便使人们可能过上一种合乎理性的生活，即一种可以得到合理辩护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胡塞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