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卢玮銮（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将近百年过后，萧红为什么这么红？除了她小说般爱情的戏剧性，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曾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置身其中不同寻常的道路选择又构成一重戏剧张力。
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将萧红写作的时代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分析的英国18世纪之前相比较。“关于妇女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微。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她认为，“非凡的妇女之产生有赖于普通的妇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般妇女的平均生活条件――她子女的数目、是否有自己的钱财、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帮助赡养家庭、是否雇用仆人、是否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只有当我们能够估计普通妇女可能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时，我们才能说明，那非凡的妇女，以一位作家而论，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伍尔夫的推理是，只有在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都发生无数变化的时代，才有妇女写的小说出现。“在15世纪，当一位妇女违抗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配偶时，她很可能会挨打，并且在房间里被拖来拖去，那种精神上的气氛，是不利于艺术品的创作的。”以伍尔夫的分析来看萧红，她是一个创作的奇迹。在短短的30年间，萧红走过了英国妇女300年里的道路。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