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人的处女作往往匿伏着诸多秘密。《阑尾》是姬中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医学院前任院长、退休教授查自碘，和会修自行车也能开旧书店的高大庄，两个人的距离很近却又非常之远，因为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小女孩，他们彼此间有了深入的碰撞和理解。与此同时，学者、企业家、理发师、警察诸色人等慢慢靠近、围拢或隐去，于是在被压缩的时空中拂过诙谐而蓬勃的风。
一如作者自己所言，“我热衷于写封闭时空内的高密度故事，像推理小说中的密室推理”，他长于将人物推至一个逼仄之所在，让他/她看似大有可为而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环境迫使人作出选择，而选择就是叙事，就是人性。身在英国的戴伟司夫妇为了去南极考察，必须安顿女儿“小尾巴”，所以才想到了久违的查教授，查教授收到越洋来函满心以为是好事在敲门，谁料迎来了甩不掉的“麻烦”。作者在看似没有故事的地方引出故事，于一些细枝末节生发花朵，长成或轻或重或缓或急的果实。接下来或者说贯穿全书的一个存在正是书名所示：阑尾。修车匠高大庄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修车的事业中，医学院的学生常开玩笑说，何时你也生一场大病，好让医院回报你一下，他回说从小身体就好，仅仅做过一次阑尾手术，估计以后也没机会让他们再开刀了，死后遗体倒是可以捐给医学院。谈笑间大家散去，而这却埋下了极为辽远的伏笔，尾声处揭晓，当年主刀救了高大庄的医生不偏不倚正是查自碘。
把查自碘和戴伟司连结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阑尾”。当年戴伟司没记笔记、上课时还看先锋小说《阑尾》，于是被查自碘教授给揪了出来，后来戴要出国时又寻求查的帮助。此番，阴差阳错，又想到找老院长帮忙照看一段时间孩子。在和查自碘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小尾巴”也几次问到阑尾的问题，它在哪里，它是干什么的，人为什么长阑尾却又要把它割掉？老教授给小尾巴打了个比方：你父母为了去南极，就把你这个“阑尾”割掉了留给我，还好，你只是我的“急性阑尾炎”，而你是爸妈的“慢性阑尾炎”，会跟他们一辈子。
在这些对话和叙述过程中，作者的幽默斜逸而出。查字碘虽认识修车匠高大庄，但他只在车摊才认识老高，正如他只在理发店才认识理发匠老彭，场景一换，立马成路人――三言两语风趣地反应了查的性格，以及社会中无形的隔膜。最具张力和反讽意味的情节，是查教授误入“理发店”，被当作嫖客给抓了。幽默，令作品显得轻松，有时甚至连荒诞可哀的情节也变得轻盈了，同时也推动了故事发展。
《阑尾》故事的源头在英国，还有一个枝桠伸向遥远的南极，而主体全都在中国的一座城市中展开。城市与当下正是姬中宪“写作的主战场”。迄今，他的长篇与短制几乎都发生在城市（并不一定点明具体城市名），有一些语句和意象突出体现了作者的城市视野和思考。《我不爱你》之“活色”篇中写道，“每一辆公交车上都有一个女孩是你想亲近的”，这迷人的语句简洁生动地捕捉并折射了城市生活中那些缤纷多姿的诱惑以及美好。《紧急刹车》里说，“这些年，她总是有求于这个城市，她一趟趟屁颠屁颠地来找它，到了也没改变她的身份――她始终是这城市的小妾。”其间有多少闯荡与挣扎，激越与暗昧，真可谓爱恨情仇苦辣酸甜。《我不爱你》之“鼻血”篇集中写到几个意象，他与她七年后有缘重逢，人就在眼前却硬是被一道栏杆阻隔，历经高墙、铁丝网，几番辗转，似乎就要完全见到了，手机却又即将没电……栏杆、墙、铁丝网、手机没电，这些有形的、无形的、科技的、习焉不察的存在，阻隔着一个个或远或近的人，抑或，人与人之间本就有着万千屏障，城市那众所周知的巨大融合性、现代性和便利性恰恰凸显了这些隔阂。
《阑尾》的特色，几乎存在于姬中宪大多作品之中。《您拨打的榔头已关机》中，新买的“榔头”手机无法打开后盖，“我用一元钱硬币包上百分百纯棉内衣，顶榔头的后盖。内衣顶出一个洞，后盖还不开。真的，老罗，我没夸张，那件内衣我还留着。我们折腾了三个多小时，试过各种办法，还搭上一条内裤，也没把它打开。实在没办法了，就差爆破了。”这简直就是一种对城市生活和当下数字化生存境遇的“呈堂证供”和“定点爆破”，幽默性、城市感、日常化，其中还包含可以被亲切地称为“伪科幻”的元素。最新的作品《动物志》，则集中体现了因经济问题而暴露的人与人的疏离，以及婚姻契约的危机。
转身再看他写得很早而发表较晚的《试听室》，颇受称道的《紧急刹车》，以及发表于去年的《和苹果相处十分钟》，可以发现这些文本中延续着一种先锋性。他努力和自己对话，和世界对话，并试图令文本在某个部位“飞起来”。有意味的是，他对世界和文本的双重试探都不是那么一往无前、排山倒海，也不是那么执迷。
这也许不是一个高视阔步抑或腕挟风雷的人，然而每每能在狭小的空间里展现多重的可能，并指向比较广阔的人群和社会。《单人舞》中写到，家门和车门互相锁住了对方的钥匙，进不去家门，也打不开车门，没钱包，也没手机，于是各种窘迫席卷而来，曾经熟悉的一切都变了形，门卫公事公办，邻居淡漠，好朋友不相认，甚至连妻子也指望不上，更是被钉子户误会成拆迁公司派来的人而挨了一顿胖揍……因了“日常中一点小失误”，主人公好像被施了法术，现了原形，最K视角陡转，主人公归向暧昧而不明的“我”的家门。
当这样的故事展开，这样的细节升起，这样的语言延伸，文本便在绵密与笃静中拥有了一种爆发。
2
在姬中宪的作品里，中篇小说《红井园的最后一夜》是极其丰饶而扑朔的一部，其中有一个意思引人遐想：“面对真正的灾难和不幸，即使亲密如家人，除了一点点陪伴外，我们能做的，也只是袖手旁观。”他的小说中至少存在两种“旁观”。一种是小说里的人物对另一人物的“旁观”，或许又不完全是袖手旁观，而是个性差异，命运跌宕，旁人或亲人纵是古道热肠或苦心孤诣亦可能无济于事，《红井园的最后一夜》的故事即如此。试想，自己之于自己又何尝不是袖手旁观？
另一种是作者对于笔下人物的“旁观”。2015年底，“姬中宪写的”个人公众号推出《从明年起，做生活的旁观者》一文，谈小说《草坪酒会》，标题和内文均关乎旁观生活，他认为作者安・比蒂是一位精到而残忍的厨师，她每次屠宰一整头猪或牛，却只端上一份冷盘，细心的美食家则可自这份冷盘中，“品出一头大象的味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冷盘，及其所释放出的大象的味道，同时还很感兴趣于姬中宪的推论：“如果人生是一场草坪酒会，比蒂就是那个二楼的俯瞰者，不高不低地看着我们，并试着提炼出几处动人的细节。”旁观与俯瞰，两者不完全一样，但交集不算小，终究均具一种有效的距离感，一种客观性。事实上，就像比蒂这个短篇中处于二楼的主人公一样，是观察者，却还是要和楼下的人发生关系――也曾下楼，拿酒；也要交流，有人上楼。即，虽有较为超脱的一面，但旁观者与俯瞰者也同样是别人的风景，甚或被观察的对象。说到底，依然是生活这个巨大现场中的一员。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书写与作者的身份有着隐秘的关联。在谈姬中宪的文本时，几位论者均言及他多年的社会工作者身份和社会学背景。
《阑尾》中社工出现数次，时机都不错，问题是，整体上偏理想化了，在研讨会上，查自碘临时准备的关于医务社会工作者的演讲立马得到响应，“在听众中引发了持续的兴趣”，接下来，他被本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聘为顾问，根据赴美期间的考察学习成果以及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所著《素衣天使――医务社工的理论及实务》，获得年度“优秀社科著作”称号，并被社会工作者协会指定为培训教材，首印50万册迅速告罄。而到美国留学的儿子，业余时间进修了社会工作学位，并很可能将回国做社会工作……这几件事的接连达成不是不可能，而是概率小，不易令人信服，而且@种乐观的社工土壤在小说中并未得到充分培育。虽说，作者曾工作很久的上海浦东在这方面是走在前列的，但广阔的普通读者对于社工还是缺乏深刻的领会，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在这一文本里。
至于社会学，作者屡有涉及，其中两次颇可玩味。一次是在他所著关于社工的《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书中：我拿着社会学的录取通知书问中学时的校长，校长歪着头看了半天说，“社会学？大概就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吧。”另一次是短篇小说《双人舞》中两个人的对话，几乎与上一篇非虚构文章如出一辙，只是更多了些小说化的铺展与描写。尤其是小说中多出来的那句：“你准确地笑了。这个笑话我已经讲了快二十年，没有一次落空的。”鉴于语境，这并无大碍。但当我们把这话放入更高的层面去理解，就会发现，在自嘲和讽喻之外亦颇可忧：大众没有进步，作者自己也没有新的发展，至少小说文本没有给出独特的设定和解释，停留于一种趣味，和叙事上的滑翔。这多少是令人遗憾的。荡开去而言，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就是应不满足于读者或是什么人“准确地笑了”，务必走得更远。
一方面，为他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社会学的学究气而欣慰，这展现了他对生活的体察，而叙写又细密，不露痕迹；另一方面，他可能对最前沿的社会学或社工理论缺乏自然而深邃的呈现与引伸。一个人的身份、特色与潜质摆在那里，人们希冀的目光自然会随之摇曳升腾，期待作者更具匹配性也更为超拔的视野和深度。
“过去我很忌讳把写作和工作扯在一起，我觉得它们是不可调和的，工作是社会的，而写作是私人的”，所以他一度是白天工作，晚上写作，黑白分明。但后来他开始尝试把二者放在一道看取，渐渐摸索到工作和写作、公益和文学间相通之处。譬如：都尊重人，尊重个体；都根植于民间，生长于世俗；都试图搭建小与大、细节与整体、个体与社会、此刻与永恒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说得斩截一些：社工和写作，教学和审美，社会学和文学，最终都是“人学”。近几年，他在以自己的行动和文本不断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身份与位置的种种调整以及观察世界角度的变化，都在滋养一个作家，同时，也暗暗向他抛出新的挑战的手套。
3
对于人物，姬中宪往往抽象化或符号化，《阑尾》里的人物有充沛的故事流转，而人物的成长依然建立在相当程度的抽象化上，譬如人名或绰号隐隐“规定”了人物的性格。查自碘（查字典），戴伟司（戴维斯），小尾巴（小女孩），美发公司董事长“朱大常”更是令人不由得浮想联翩，这些安排既戏剧化，又喜剧化。《紧急刹车》干脆就顺着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这么一路写下来。《三人舞》则开篇明义：“我下定决心在这个故事中隐去所有人的名字。包括我自己。”并说到做到，即便在叫人名时也贯彻到底：“‘XX，’她叫了我的名字，连名带姓，恕我不能引用。”最新的短篇作品《动物志》又是如此，就是他和她的一段心理与生活剪影。略去名字，甚至略去面目，除去马哲和夏鱼，他塑造的很多人物，就像社会调查中出现的人物，隐含一种标本性、抽象化和数据化，而少了些鲜活辩证以及自我生长。作者的写作是有距离感的，带有俯瞰与旁观的因素，有时故事是清晰的，人物轮廓也鲜明，读者也确乎能感受作者自己所称“试着往文学中加入更多的血肉，更多的筋骨”，但不少人物的形象却模糊而抽象。
已有不止一位论者指出，他所塑造的人物不够清晰丰满，当然有一部分是作者暗含报负、有意为之（参见他关于先锋等的创作谈），但并不坚决，也尚未做到极致（《四人舞》最独特极端），很可能作者还有所犹豫，没有贯彻到底，也没有彻底打通人物，譬如小说中出现的社工人物与事件还是清清楚楚的元素，而未充分化为强悍而自然的日常。小说中的人物和世界，太受叙述者的安排和控制（我所珍视的夏鱼这个人物也多少存在此问题）。要想走得足够远，那些人物即便没有名姓，也需要更多的自在行为以及自足可信的意外：叙事最好能内在于人物自身，内在于时代和世界。终究，小说极其动人的一点就在于作者和笔下人物的相互成长和辨认，在这一方面，姬中宪不妨做一些试探与发挥。
可能，这也是他潜在的一种自我期许。在批评前两年一部广受瞩目的长篇时，他便铿锵提出，“作家不是描眉画眼的化妆师，而应该是卸妆师，甚至解剖师。”这已不仅仅是对具体某一部作品之品质的评判，而映射出他的深入思考。旁观、俯瞰、客观化、探头视角，哪怕是零度叙事，也还是有赖于（或更仰仗于）对人、对这一个人、对广阔人世的洞察。谙熟于人物，谙熟于修饰了的人物、层层油彩覆盖的人物，以及被遮蔽的复杂的时代的心灵，卸妆才会彻底而有效，解剖才会更精准且更具深度。
姬中宪的作品，更多的是注目于情感、孤寂、权力和社会关系，以及社工等，目前他尚未表现出殊异响亮的社会意识、问题意识、时代意识。这也使得他的一些作品缺乏辐射力与壮阔，像短篇《蚊字》等篇章尤为失于细琐与单调，《动物志》虽在叙事手法上有所探索，但整体上还是拘泥于一些琐屑描写，未能开合自如。
对于村上春树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他有一段话委实是一个勤勉写作者的经验之谈：对于（一些）小说家而言，单凭好使的脑袋，也许还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加深厚、历久弥新的资质”，“就是到了某个时间点，就需要将‘剃刀的锋利’转换为‘砍刀的锋利’，进而将‘砍刀的锋利’转换为‘斧头的锋利’。巧妙地度过这几个转折点的作家，才会变得更有力量，也许就能超越时代生存下去。”对这段话可能有不尽相同的理解，譬如何为“剃刀的锋利”，何为“砍刀的锋利”乃至“斧头的锋利”，依我看来，后面二者应包括更为宏大的着眼点与更强悍的力。
作为理念也好，作为手段也罢，一个有志的作家，尤其是像姬中宪这样温和的叛逆者，有才情也有必要不断打开自己，打开文本的世界。无论是对人物塑造的加强，对世界的介入与洞察，还是对“砍刀的锋利”乃至“斧头的锋利”的进取，都是为了更好的自己，更好的创造，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在人中间发见人”，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