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时代”是韩国老牌娱乐公司SM在2007年打造的歌唱组合，人气在2009年前后登顶，当年几乎囊括了韩国的各种歌谣大赏。韩国有线频道KBSjoy还专门为她们打造过一档真人秀节目“少女时代的Hello Baby”，每期让这9个女孩在观众面前照顾一名婴儿，收视率居然也遥遥领先。9个成员各有自己的“粉丝”人群，金泰妍中文站――“Following妍爱今生”就是在组合最火那两年成立的“站子”。
如果去搜索关于韩国流行歌星制造和娱乐产业的信息，会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一领域的新闻基本由三大公司垄断：SM、JYP、YG，亦有“韩国娱乐三巨头”的说法。三家都上了市，以造星、经纪和宣传机构的多重角色全方位控制旗下艺人，形成唱片销售、演唱会、发行、转会和媒体曝光这样一条完整的明星生产线。在各种中国“粉丝”“站子”转发的消息里，也不难找到韩国金融监督院电子公告系统发布的这条消息：SM、JYP、YG以及正有后来居上姿态的另一家上市娱乐公司FNC，2014年全部创下销售额历史最高纪录。四家公司的总销售额加起来5518多亿韩元，约相当于人民币30多亿元。
作为韩国娱乐产业的基础细胞，一众如“妍爱今生”这类的“韩流粉”组织便是以上巨额数字的直接买单者。
所谓“站子”，是连接“粉丝”和偶像的一种自发组织，规模有大有小。站子里有几个核心管理者，日常工作是运营微博和论坛：微博主要负责更新偶像的日常生活状态，论坛内部管理则要不断发布独家消息、中文视频以及即时翻译从韩站找来的资源（视频和图片）。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分成管理组、字幕组、资源组、微博组，通常各有2～3个人，视频组稍多约5～9个人，且都有固定的负责人。站子在韩国派有“前线”，主要是留学生，课余会自费去帮站里拍摄偶像资料，他们圈内称为“饭拍”，一般来说很能吸引“粉丝”。“卖周边”则是向“粉丝”出售与偶像相关的衍生品，从中得到的利润投入到对偶像的生日应援和回归、打榜的应援中。
网名“水手”的站长告诉本刊，2014年，他们联合韩国站为金泰妍做了一个全球生日应援，由韩站负责联系在韩国地铁、公交车和报纸上刊登偶像的照片和生日祝福，他们负责在中国进行宣传和集资。这个应援活动在“水手”他们看来是“全球性质的”，因为日本、泰国、中国台湾和欧美等地五个站都参与了。至于中国站总共集资了多少钱，她表示不方便向外透露，但告知，具体做法就是在地铁、报纸和公交车身上持续一个月投放广告。以这类广告平均价格计，数额肯定不低。
和少女时代相比，YG公司打造的Bigbang属于这两年正在飙红的男生人气组合，风靡亚洲流行歌坛。因为Bigbang的最新回归演唱会将和SM旗下组合EXO回归活动撞期，两家“粉丝”这些天正在水深火热打擂台中，各自努力为偶像投票及“刷油管”（指在YouTube上刷MV点击率）。“狂热粉”会把所谓“刷油管”的教程贴出来，鼓动大家都去刷，自己也彻夜不休。
2015年因为参加湖南卫视版“我是歌手”节目而走红大陆的韩国歌手郑淳元，从个体角度来看，是韩国歌手不以年轻偶像身份开拓中国市场的一个意外范本。有意思的是，郑淳元曾在SM担任练习室歌唱老师，东方神起和少女时代等明星组合都曾是他教授过的学生。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韩国娱乐制造线上一个超越了歌手身份的局中人。
在新人培训阶段不吝惜时间成本，确实是韩国娱乐造星成功的重要原因，新人出道之前至少作为练习生培训两到三年，多的五六年。对于郑淳元本人而言，从出道到成名也等待了十几年。200
2、200
4、2008年，作为歌手的郑淳元先后推出三张专辑：《The Last Gift，The One》、《The one》和《The Last》。郑淳元说，韩国的音乐文化受西方欧美国家影响颇多，所以韩国市场还是很能接受英语歌曲，但这个跟他的英文专辑名称关系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因为第一张的原因，后两张专辑的名字才都拆分成了英语。那个时期，他大约每两年录制一张专辑，这个频率在韩国歌手中不算高也不算低。“在韩国，歌手的经济来源很多元化，版权等相关音乐产权都是经济收入的一部分。”郑淳元说。
《韩国艺人养成记》的中方作者郭瑛霞和吴闻博，对韩国娱乐工业在亚洲的输出也有相对完整的观察。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外电视比较的郭瑛霞说，韩国艺人的课程培养体系很完善，是公司，但很像一所学校。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有的是音乐，有的是舞蹈或表演。公司不但教技能，还有对道德和品质的教授，就像书里讲到的金钱与名誉的关系，享乐欲望控制等等。但这种方式也有问题。为了尽可能补偿对练习生的培训成本，公司与艺人一签就是七八年，不太符合国际惯例。
中国传媒大学凤凰学院研发中心总监、中韩节目研发中心中方负责人吴闻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韩国娱乐产业是韩国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从早期的电影、电视剧到现在的韩国综艺，都属于韩国精心打造的文化产品。很早以前，韩国就制定以文化产品出口海外，赢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大力推广韩国意识形态的相关政策。如今的韩国娱乐明星在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粉丝’，同时也吸收许多中国人在韩国接受培训，以带动所属国的关注度。当然不只限于中国，在JYP、YJ等韩国著名的艺人经纪公司，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与国家的艺人。这都属于文化输出的一种战略。”为什么近几年中国电视台或制作公司纷纷舍弃欧美娱乐模式转而蜂拥引进韩国综艺节目？吴闻博的观点是，欧美节目模式的特点在于规则清晰、结构完整和逻辑合理，是靠严格的流程彰显人性，尤其是竞争、对抗、贪婪甚至邪恶的一面，所以欧美节目多以金钱为刺激和节目出口，以普通人为主角。韩国真人秀缺少规则，尤其是户外真人秀，基本就是一个体验过程的展示。但是韩国真人秀在人物关系以及任务设计上非常有特点。他们非常注重情感关系的设计，比如老牌综艺“情书”，属于男女爱情的游戏化呈现，“爸爸去哪儿”、“拜托了女儿”以父子（女）的情感关系为载体，“花样姐姐”是以姐弟情感为看点，就算“三时三餐”这样看似缺少人物互动的节目，创作背景也是想通过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对比，为观众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这种基于社会观念、情感关系形成的节目创意，能够和中国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要比欧美节目强调规则的那种人性刺激缓和些。在任务设计上，韩国综艺节目基本是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而且游戏往往比较小，基本不需要大的道具，简单易操作，但是很有特点。比如“Running Man”中的撕名牌，“丛林法则”中的挖坑，“三时三餐”中的煮饭，这些游戏的对抗性并不强，但是往往能够爆发出诸多笑点，观众看起来非常轻松。不过，这种真人秀节目由于缺乏规则设定，情感的体验必须有起伏才能吸引观众，所以韩国真人秀基本都是以明星为主，同时强调编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真人秀就是一个剧情片：编剧根据导演的需要大概设定一个情节，并考虑到不同场合下人物可能产生的行为与情感冲突，经过和明星的事先沟通，演绎出剧情起伏，再辅以后期剪辑和字幕，整个真人秀就看起来比较精致、有趣、生动。“情感共鸣、剧情设计、明星演绎，是韩国真人秀的特点，也是赢得中国观众收视的相互联系的三大关键词。”吴闻博说。 国家行为下的海外市场营销
日本市场的韩流热其实早于中国，2002年裴勇俊和崔智友主演的电视剧《冬季恋歌》在日本受到追捧后，韩剧的日本市场曾有10年时间保持热度，少女时代成员林允儿主演的《爱情雨》一度卖出单集超过相当于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直到日本政府调整引进政策而下落。
娱乐韩流热也带动了韩国其他产业。赵晖在研究中发现最受益的是电子产品。“韩国的电子产品和电视剧关联最紧密。电视剧如果获利了100美元，可以拉动周边产业获利419美元，大致是这样的比例。而在这400多美元中，近50%是电子产品，35%～40%是服装，5%是食品日用和化妆品之类。”赵晖说。
赵晖在她书中提到的一个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韩国娱乐制造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工业化产品的快速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韩国比较流行，这使得学界和制作界对大众文化的总体看法是贬大于褒。到80年代以后，一批在美国留学的学者先后回国，开始逐渐抛弃法兰克福学派，因为他们认为它只能用于批判而非建设，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在韩国失去了主导地位。到了90年代，从事文化研究的韩国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如何用娱乐化的眼光来做电视和看电视了，对大众文化的总体看法已经是褒大于贬。赵晖说，在她所接触的韩国学者中，针对娱乐产业对社会带来的舆论价值并非没有批评的声音，“但是在韩国，学者对自己的研究范围界定很清楚，比如传播学领域就有定量分析教授和定性分析教授。定性分析比较具有文化批判性，但定量分析就全部用数据说话了。现在韩国政府采信较多的声音是定量分析”。
2012 年，“鸟叔”朴载相的一首《江南Style》连同骑马舞引爆全球
2014年8月3日，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供电公司职工排演《小苹果》广场舞
2013年4月13日，Bigbang在“鸟叔”朴载相于首尔世界杯体育场举行的“Happening”演唱会上表演，图为队长权志龙
韩国人气组合Bigbang
“少女时代”组合成员林允儿
“少女时代”组合成员金泰妍
韩国歌手郑淳元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一战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