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初春时分。然而西方却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美国由于两党无法妥协，一再推迟的大小“财政悬崖”终于来临：3月1日，不得不“自动减赤”，数百万人将失业，影响波及军事训练、社会福利。意大利选举后却陷入僵局，何时建立政府遥遥无期。日本则在梅开二度的安倍带领下，大搞日本版的量化宽松，竟遭到盟友美国的批评。
此时的中国却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两会”，世界自此进入“中国时间”。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自信地声称：“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我们有13亿人民，13亿人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她进而质问道，“一些发达国家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
傅莹的自信与质问，都离不开东西方两种制度的表现，或者坦率地讲，中国制度的某些优势正日益凸显。
2012年是全球少见的大选年，东西方都出现了领导层新旧交替或者换届，这确实也是少见的直观对比。和西方全民普选式民主相比，中国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
一是没有西方常出现的宪政“空窗期”。西方从产生新领导人到新领导人就职开始治理国家所花费的时间，美国是近两个月，韩国近三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则经常由于选票过于接近而延期组阁或者长时间无法组阁。比如德国2005年第十六届联邦议会选举，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组成以默克尔为首的新一届内阁。而比利时则打破世界纪录，长达一年时间无法组成政府。最新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什么时候能组成政府以及是否重新大选，都不得而知。而中共十八大和全国“两会”闭幕之后，新一代领导人就可以立即着手施政。
二是西方的新领导人产生后，往往还有短则数月长则一年的学习期、适应期。但反观中国，中共十八大和“两会”换届后，新的领导集体立即全面就位，高效而且有针对性地施政。这除了丰富的基层历练，也与五年前领导人就进入常委历练、掌握全面情况密不可分。
四是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各政党所切割，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往往统统大换血。这既造成人才短缺，又造成人才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
五是和西方相比，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其鲜明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和很高的效力。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往往成为弱势，民众和资本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比如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是二战后唯一不是民选产生的领导人，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实施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一年后的选举中，他所在的政党惨败。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结果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90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持续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导致改革冻结，就是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前车之鉴，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多越重，最终形成全面危机。甚至，政治人物对选民的讨好已经达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市民近期随地扔垃圾、烟头将不再被罚款，新的处罚改为2014年垃圾桶配备烟灰缸后执行。法律在民众面前竟然变成儿戏。
目前的中国，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和很高的效力。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
纵观人类历史，衡量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人才。而在同一制度下，人才直接决定着制度表现的好坏。比如在克林顿时代，可以把美国国力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小布什八年就可以把美国拖向低谷。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在某些方面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自然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和发展成就：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规模的国家迅速发展、摆脱贫穷，更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衰落后又重新崛起的文明。这就是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