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面人物形象塑造对成观众审美误导的担忧
“反面人物”是与“正面人物”相对的概念，是文艺作品中否定性人物形象的指称，多是指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具有负面意义的人。这类形象代表着假、恶、丑，在文艺作品中，其审美价值就在于通过否定自身而肯定真、善、美。美与丑并存，通过美丑的对照，才能彰显出美的崇高。“这是一种以其艺术的存在否定自身现实存在的美……否定性艺术形象只有具备社会认识价值、伦理教育价值和情感愉悦价值的高度完美统一，才能成为激发深刻美感的审美对象，转化为艺术美。”[1]
但是，电视银屏却出现了与以往规则相反的现象，一些电视剧开始为“反面形象”正名。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反面形象不但没有起到衬托正面美好形象的功能反而成为观众崇拜的对象。电视剧《黑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主角郭小鹏是一个大毒枭，但是这个毒枭不仅斯文儒雅，在生活中孝敬母亲，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高学历知识分子，甚至面对行刑还能慷慨陈词，这样的毒枭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同情。相反，剧中的警察无论在为人处世，人格魅力上都远远不及一个毒枭。这样的例子在国外也有出现，电影《豺狼的日子》展现的是一个被称作“豺狼”的杀手受雇于秘密组织密谋刺杀戴高乐总统的过程，为了生存而去刺杀一个备受拥戴的政治家，这样的行为本是否定的。但是，由于“豺狼”为了刺杀行动进行了周密专业的计划，作为职业杀手，他的手法精妙，许多观众竟希望他的刺杀行动获得成功，为他最终失败被擒深感遗憾。
这不禁引起了学界的担忧，电视剧对反面人物的刻画缺乏分寸感，将反面人物写成有文化、有教养、值得理解、同情的人物，反而淡化了这样角色的存在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很多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多重性格”，正面人物也有其脆弱阴暗的一面，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的“人性化”，他们添加上美好的性格和品质，塑造出的“矛盾统一体”让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都望尘莫及。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在我国以往的艺术塑造中，正面形象往往是“脸谱化”的，如今的影视形象的塑造已经渐渐打破了这样的藩篱，寻求突破。在人物塑造上，为表现人物性格复杂性，不再观念性地、僵化地展示人物形象。但过于刻意地为了摆脱一种极端反而走向另一种极端。另外，商业利益的驱动导致创作者为了迎合观众的非理性心理或心理的阴暗面去创造一些形象，导致普遍观众作为社会“弱势”的一方，对于反面形象形成一种艳羡的情绪。
以上担心都有其合理性，观众本应通过影视艺术得到审美水平的提高，从而更正确、更理性地看待生活。以上事例均是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造成观众审美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与一般认知不相符的情绪出发的，认为对反面形象报以同情或类似的情感不利于正确的审美观念的形成。但情感仅仅是情感，与理性不同，情感并没有清晰的学理与脉络，虽然情绪的力量，特别是不良情绪的力量不可忽视。在笔者看来，以上事例的出现还可从另外一条路径进行推敲。观众在观看类似影视作品时，处在一种怎样的审美状态？是否真的情感胜过理智，处在一种指黑为白的盲目的情感状态？这样的情感是否百害而无一利，造成了审美误区的形成。
二、 由创作的理性到接受的情感分离
影视作品中的情感要素，由创作者始。这里先引述一个事例，是日本记者滨田容子与《豺狼的日子》导演弗雷德・齐纳曼的一段对话：
滨田：有的观众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对于最后豺狼的子弹没有打中戴高乐的头颅，却感到遗憾。（笑声）因为观众有这样一种心理：既然准备的那样周全，而且一直能够摆脱警察的跟踪，顺利地按照计划进行，那就希望获得成功。
齐纳曼：是嘛。豺狼确实和一般人不同，为了达到目的，他机智地作了万无一失的准备。他采取的办法是非常有趣的，可以说是高度专业化的。然而，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并不是为了某种信念，而是为了金钱而杀人，所以归根结底我对豺狼很难表示同情。[2]
这可以看出，导演的情感倾向比观众明确。在理性层面，创作者对于作品中的负面形象所持的态度是否定的、不认同的。按照现实生活中的逻辑，反面形象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但在影视艺术的叙事中，创作者却不能按一般生活的逻辑进行创作。就像影视剧中对于酷刑的表现，基本上不给予正面的表现，不展示受刑者要接受什么样的酷刑。这是由于在这一点上，创作者不能迁就某些观众“解恨”的要求。同样，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的塑造，也不能泾渭分明地让前者单方面备受爱戴，而后者遭受批判。必须承认，《黑冰》之类的以反面角色为主要塑造对象的电视剧的总体情感基调是否定的，但创作者为了起到深切的逆反效果却需要故意布置一些情节，在反面形象身上运用一些塑造正面形象的方式或细节，认为具有多面人性的形象才是丰满立体的。当然这种人物形象塑造方式稍显矫枉过正，但并不能否定，创作者的基本情感倾向是基本趋于理性的事实。
问题在受众接受时出现了，这时，受众的情感倾向与创作者本身存在的理性倾向出现了分离。即便创作者的情感倾向趋于理性，较于观众更加明确，但他们却无法阻止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的迷惑，创作者和接受者的情感出现了分离。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影视剧中的情感，包括戏剧，都具有个别体验性。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的情感是不能直接流露出来的，创作过程中必须把自己的基本情感收住，让自己的情感隐秘地渗透在故事中，这就是契诃夫所说的：“要把别人写成别人，不要写成自己。”[3]这就解释了前面的问题，创作过程中创作者为什么要通过一系列的艺术手段将自己的理性的情感隐藏起来。隐藏自己的情感之后，就要用真实的感知将观众的情感卷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来，真实感的建立就是要使人物的意志和目的趋于合理性，且这种意志持续的越长，观众情感介入越深。以《豺狼的日子》为例，尽管豺狼受雇杀人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金钱，为保证自身生存的无可奈何无论如何已经取得了观众的信任;进而通过表现豺狼一系列的精密部署和坚持不懈的过程进一步明确了观众情感的方向，受众情感进一步卷入其中;但最终邪恶并没有战胜正义，豺狼的刺杀失败了，但观众的情感还停留在豺狼的刺杀行动中难以自拔，情感出现了停滞，前文所说的遗憾之感就和创作者本身的初衷发生了偏离。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故事情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观众已经对犯罪做出了情感上的惩罚。 影视艺术自发明之日起，就被视为“白日梦”。为了使观众进入梦幻的世界，让观众完全进入或虚拟地参与到剧情中，“造梦者”就要将自己隐去，隐去自己的“讲述方位”，掩盖“讲述痕迹”。而观众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幻象，他不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旁观者，还常常变成影片中的角色，参与其中，随其喜而欢呼，随其悲而落泪。每一个不轻信的观众都知道这是虚构的，但却在观看过程中很容易轻易相信剧情交代的人和事，甚至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相信。这个过程，体现的就是“本我”和“自我”的分裂，“意识”与“无意识”“潜意识”的分裂。为什么《色・戒》中的王佳芝在贫困潦倒时用身上仅剩的钱去看了一场电影，为什么观众选择一次次从现实生活中逃离畜类进入到虚拟的世界中去，这正是观众心理动因的所在。
认知美学这样论证利害性在审美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作用：审美本身是非利害活动，审美的发生需要审美主体处在非利害状态下，但在直觉模式建立的过程中以及审美过程中，利害性都在发挥其相应的作用，特别是在审美进程中需要在潜意识中进行利害性判断。在影视艺术的接受过程中，受众的“意识”层面受到了虚拟世界的牵引，进入到了“白日梦”的状态，这些是受众体验中真实可感的。但在受众察觉不到的“潜意识”中，依然存在理性的意识，对剧中的是非善恶、正义邪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和思考。只是在观看影视作品时，受众无条件地相信剧中的故事，被卷入剧情中，仿佛自己就是“豺狼”或毒枭，仿佛自己是剧情中的某个角色，受到剧情中人物意志力的牵引，“潜意识”层面的东西便不为受众所明显地感知了。待到受众从“白日梦”中醒来，隐藏在心里需要宣泄的情绪随梦的醒来消退，情绪得以外化出来，理性的知觉就渐渐占了上风，从而回到现实中来。这时，无论是对自身所生活的思考，还是对影视剧本身的理性思考，才刚刚开始并得以进行下去。
三、 对审美误区担忧的再思考
笔者并不否定，对于受众会因某些艺术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而陷入审美误区的担忧有其合理性。在艺术处理上不尽合理的艺术作品对受众产生负面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过于从艺术作品上寻找影响受众的原因，往往让我们忽略事情的另外一面。
首先要说明的是，艺术存在的价值，本身就是要作用于人的情感。“情感不但是审美的动力，而且审美也最终成纤维一种特定的情感感受状态”[4]，“戏剧的至高意图是感动，任何意见都无法抵拒观众在剧场中产生的情感”[5]，影视艺术也不例外。艺术就是通过作用于人们的情感，引发人们的思考。这个过程应该允许观众在观摩过程之中或之后――“意识”中过于感性的情感要素还没有和“潜意识”中的理性判断换位之前，抱有并抒发一些尚不理性的情感。观众对豺狼报以遗憾，希望郭小鹏成功逃跑，对这样一个“高智商犯罪”的毁灭带有遗憾和同情的情绪，都是可以给予谅解的。因为在受众的意识中，正义的理性判断从未消失，只是暂时退居幕后。另外，以激发情感为手段去引发人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出现的前提就是作品能够在观众心中引起足够的情感波澜，有足够的情感认同，无论这个情感如何，都是后续理性思考的基本前提。试想一部看完之后让观众并无情绪产生，没有在心里形成基本的感情印象，后面的理性思考也不会出现。
受众对所观看的作品作出理性的、积极的认知是创作者所希望的，因此，在创作中总是揣摩要通过何种方法才不至于让受众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阴暗面，产生负面情绪。但事实上，这种对受众的揣摩，往往是过于高估或是过于低估。过于高估在于，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时代，受众对于影视艺术的态度大多是作为娱乐和消遣：打开电视，走进电影院，或是学习工作后的放松，或是走进“白日梦”宣泄情感，思考、受教育、获得知识、增长见闻已经不再是首要需求。这其中当然有“停止思考”的担忧，所以对艺术从业者的往往提出“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的要求，但这种“矛盾统一体”似的要求更多时候造成的就是诸如“豺狼”一样的“矛盾统一体”。这时，担忧就又来了，这样的形象引起的是观众的审美误区，怪圈由此产生。而低估受众的方面就在于，受众存在理性分析的能力，人生体验各异，感受和思考各异，均有其形成原因及合理性。虽然在日常大量信息的挟裹之下，网络使人们有了宣泄情绪的场所和机会，这些现象极易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但同时也应看到，人们正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希望发表自己的见解，用更理性的方式对事情和观点进行求证。在人性的层面看，观众流露出类似于同情反派的情绪，恰恰可以说明，人们已经能够谦虚客观地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危险分子”也有闪光点，这有助于人们更客观，更宽容地去看待他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潜意识中的理性因此“黑白颠倒”了。由此看出，人们有判断是非，分析问题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还需要巩固和引导。
巩固和引导的方式就在于提升自由度，尽量减弱泾渭分明的所谓“可看”与“不可看”之分，重要的是引导人们怎么看和如何看。因为界限划分毕竟过于简单，不能适应复杂的现实和审美现象的出现。对于艺术，没有“可不可看”和“能不能看”，没有“能写”和“不能写”，“能播”和“不能播”。合理的状态是，设置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即可，而“高限”不是必要的。当然，自觉地最受限制是必要的，但也不能过度设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