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思想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较为宽泛的能指。《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文学艺术而言，讲究中和的历史亦同样久远。由《诗》之文本自身所凸显的现实主义文艺表现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学者在诠释《诗》时所肇始的《诗》教中和文艺传统，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视域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以及主流影响地位，已经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视域中得以深刻表述之史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由《书》之文本自身所凸显的中和文艺主题和克谐文艺表现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学者在诠释《书》的过程中所肇始的《书》教中和文艺传统，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视域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及其主流影响地位，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视域中却并未得以充分揭示。
一
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自数以千计的早期《书》篇陆续由史官写成之日起，就始终成为商周时期王官之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史官赞治、乐正造士的主要文献工具，并逐渐上升到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与《诗》《礼》《乐》一起构成了春秋及其之前的社会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基础的核心，并在战国时期又进一步成为一些诸子创派立说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背景。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书》一类文献在传统文学母题和传统文学艺术创作手法等方面不仅具有肇始之功，而且一起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今存《书》篇同类性质的数以千计的早期篇章，始终占据着我国上古散文体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主流地位。《书》是我国上古政治历史的一面镜子，除《禹贡》篇外，其它篇目文本主要为记言形式的文体，并非特意的为文而作，但恰恰是在大量的语录之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学形象与文艺创作方法，其文本再现的历史不仅是真实历史政治的一种反映，而且是被文学化了的历史。正是在此层面来讲，作为赞治、造士工具之使用的大量《书》篇，同诸多《诗》篇一样，一起始就占据着我国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首先，编纂《书》的众多资料是上古文字存在的主体，《书》之六式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散文体表述的主要表现形式。散文不同于诗歌，散文起始于实用。上古时期，特别是殷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史官所垄断，制书、读书、掌书、用书是史官之职，而殷周历代史官所制、所读、所掌、所用之书，是殷商、西周时期文字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后来编纂《书》的主要资料来源。编纂《书》的资料，按其功用的不同，主要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这六类正是史官文化中的主流，代表着上古文化存在样式的主体模式。从文体学视角看，六类几乎囊括了上古散文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从出土文献称说《诗》时多不称篇名而直接称《诗》云，而称说《书》时则很少直接称说《书》云，而是直称篇名的状况来看，《书》之篇目的标题典、谟、训、诰、誓、命等理应为早期文体学意义上的分类表现形式，与同时期的其它典籍相比，其成熟度也较高。
其次，从现今可以看到的仅存的28篇较为可信《书》篇的文学艺术性来看，构成编纂《书》的早期《书》篇资料，同样也理应是比较成熟的散文，在叙事、论证、结构、塑形等多个层面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性，确实代表着那个时代散文体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晚《书》25篇历经1000余年的考辩，为后人所伪已成定谳，《泰誓》3篇的真实性也多受到质疑，其余30篇，即《今文尚书》28篇的文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虽有不同程度的润色、加工，文字亦有讹误，但其远源于春秋之前的时代，当是无可否认的史实。现存28篇今文《尚书》基本上属于未曾伤筋动骨的上古《书》篇，其文学艺术性已经相当成熟，但不同时代的作品，其文学艺术特性又不尽相同：《虞夏书》部分的文本在叙事艺术方面已经具有鲜明的特点，《商书》一类文本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大量形象比喻修辞格的应用，成篇于西周史官之手的诰类篇章，其最明显的文学成就当推其论辩艺术。夏、商、周时期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时代，虽还没有独立的文学观念产生，却有广义的文学创作活动之史实，大量的历史确实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文学化的改造。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先民创造了用文字表达情感、描述事物的最基本的语言形式诗歌体与散文体。单就散文体的发展来看，早期散文经历了由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篇的漫长发展过程，在殷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已经孕育了散文体的成长。早期《书》篇的结构层次分明，行文多用生动比喻，立论鲜明，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散文，这些《书》篇当是我国早期散文形成的重要标志。抛开历史纪实功能不说，即使按照现代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现代文体学的观点来审视，以文辞见长的史官所制作的各种《书》篇，其目的虽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但就其见人、见事、见物的文本表现形式，篇章较为完整的结构，论述语义的层次分明，典、谟、训、诰、誓、命等文体的区别与使用，以及文本所使用的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来讲，谁也不能将其剔除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之外。
《书》在秦汉散文观念生成及散文体文学创作中，亦始终占据着主流影响地位。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开始就与政治教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在史官掌官书以赞治、乐正顺《诗》《书》《礼》《乐》以造士的传统承传中，逐渐形成了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主流文学功能论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传统。这一鲜明的民族文学特色是与《诗》《书》在早期事实文学发展史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分不开的，也是与儒家早期《诗》教、《书》教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书》确曾在中国早期文学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先秦文献征引《书》的情况可知，《书》在其初步得以汇编之后，便一直成为文化阶层的必读书，他们不仅从《书》中接受了治政理民的经验教训、文物典章规程，而且还继承了其带有鲜明中和色彩的行文构篇体式，塑形、立论、修辞等表现艺术，《书》事实上成为了诸子创作模仿的范本，先秦诸子以文载道传统的形成，恰是渊源于《书》的政事之纪，其组织文章的多种表现方法亦多源于《书》。如果没有《书》一类(包括《逸周书》)早期资料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影响，要想产生像先秦诸子散文那样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书》对先秦语录体散文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从《书》始，中经《论语》的承传，发展至《墨子》《孟子》的长篇大论，语录体散文在先秦时期一直是以一种独特的文章样式存在着，其间亦体现了一定的发展性，但以《书》所开创的对话体表述方式却一直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书》对先秦诸子政论文亦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云：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其源皆出于六艺。《书》原本政事之记，其目的起始便着眼于赞治，而且部分《书》篇已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论色彩，正如子夏所明言：《书》之论事也，若日月之代明，若星辰之错行。张啸虎先生也认为：《尚书》中所见的誓词、文告、训诰之类，有的已形成论理的结构，周详的思想内容，并且带有激烈的感情，富于形象的语言，已经是相当完备的政论文献。 《书》被当作政论的权威证据广泛征引，并为诸子质实的政论文风做了先导，开启了诸子灵活论证方法， 《书》篇所熟练运用的比喻、旁衬、排比等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在诸子议政论辩之中亦多能找到影子。《书》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散文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云： 《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遗或益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孔丛子》中的《论书》篇亦曰：《书》之记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这些带有鲜明中和文艺思想的文献无不是对《书》文之风格推崇备至，其说虽未必尽妥，但也基本概括了《书》作为记史之文的主要特征。《书》很早就已按《夏书》《商书》《周书》分类，而且各篇亦以时间先后为序编次，实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滥觞;《书》记史，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 《书》记言之特征早为周秦时人所共识，《国语》《左传》《战国策》《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多以人物言论记史。再者，《书》篇一事一议，不蔓不枝，结构完整，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产生亦有直接的影响，汉代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用互见法的成熟， 《书》教中和文艺思想导其源。
二
《书》是我国早期史官文化发达背景下的产物，是被史官文学化了的历史，是我国早期散文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早期官方文化的主要代表样式。《书》所拥有的文化价值的超越性、道德准则的普适性，也正是我国早期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述。《书》曾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语录体散文、政论文、历史散文，汉代的史传文和经学论述模式，以及几千年来的史书、政用文体产生过重大影响。正是《书》所具有的元典地位，以及历代学者对《书》的借用与诠释，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书》教中和文艺传统。孔子提出的《书》教可以疏通知远而不诬、《书》之于事也，远而不阔，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辞顺而不谄、《书》教七观说，以及孟子提出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等，无不对我国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以及形神兼备的中和文艺批评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故目前的《书》学研究，在文学方面不仅要专注于存世《书》之文本中的文学艺术现象而不放，还应着眼于《书》之文本在不同时代由于不同接受者、阐释者以及整理者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文艺观念，以及这些不同文艺观念在我国文艺发展史以及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史中所曾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具有前源性的《书》教文艺传统，对汉魏文学发展史、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史所发生的影响，更应予以重点关照。具体而言：
一是要研究传世《书》之文本中的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书》作为春秋之前那个时代文学样式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已具有了后世成熟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特征，其语言表现形式、艺术表现手法、多种修辞方式以及文体分类依据等，都对我国早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之文本中所表述的文艺思想以及儒家学派在对《书》之文本文艺思想进行再诠释时逐渐形成的《书》教文艺传统，不仅在指导秦汉时期的文学创作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我国早期文学理论的生成中也占据了主流影响地位。我国历史的文学化早在商周时期已经相当发达，在早期与《书》相类似的《志》中就已经有了对文艺现象的相关表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如下记载：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杜豫注：《志》，古书。孔子这里所称引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来自古代的典籍《志》，从《左传》称引古《志》的文句多见于今本《尚书》的有关文本来看，孔子所称引的《志》与早期《书》应属于同类性质的典籍。这一史料记载，说明早在古书《志》的形成时代，就已经有了对文、言、志关系问题进行探讨的史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文艺思想，正是来源于对与《书》同类性质《志》的有关表述之引申。古《志》与《尧典》二者对文艺现象的相关表述，不仅相互印证了彼此早出的真实性，而且二者又分别对其之后的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文艺思想中的诗歌理论和散文理论的各自生成产生了影响。孔子的《诗》教文艺思想和汉代《毛诗序》中的诗歌理论，其基本理念是与《尧典》诗言志，歌永言的表述相一致的。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疏通知远，《书》教也，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 《洪范》可以观度， 《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 《尧典》可以观美，以及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文艺思想，其远源当为古《志》、古《书》一类典籍中的朴素的中和文艺传统。
二是要研究出土文献中有关《书》之文艺思想内容的理论价值。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性自命出》篇、《六德》篇、《语丛一》篇，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易传 要》篇，诸文本均有称说《书》的现象，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缁衣》篇，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缁衣》篇、《成之闻之》篇，均有称说《书》之篇名的现象。学界曾对这些只言片语的相关信息进行过多侧面地关照，因研究取向不同，所见多有差异。将其放在文学理论视域内进行审视，我们亦寻觅出这些称说现象各自所蕴含的重要文艺学价值：《六德》篇，有如下一段称说《书》的文本：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戠而口亡繇乍也。雚者《旹》《箸》则亦才矣，雚者《豊》《乐》则亦才矣，雚者《易》、《春秋》则亦才矣。据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释文知，这段文本的内容是说夫、妇、父、子、君、臣六者之间各自所应职守的规则在《诗》《书》中都有记载，在《礼》《乐》中也有记载，在《易》《春秋》中亦有记载。单就《书》而言，此处认为《书》之内容关乎夫妇、父子、君臣之义，是与儒家传世文献对《书》的诠释理念是基本一致的，体现出了早期文以载道的文艺思想。《语丛一》篇亦有将《书》与其余五经并行称说的一段文本：《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 [《书》所以会]者也， [《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 《易》所以会天地人道也， 《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可惜的是，其损坏的部分恰巧包括论《书》的文字在内。有学者认为《书》所以会的应是古今之政也者，但无实据，使我们丧失了一次了解孔孟时期是如何对《书》进行宏观诠释的机会。出土文献还出现了另外的一种称说形式，更值得我们关注，即《性自命出》篇载有如下一段文字：時、箸、豊、乐，其司出皆生於人。時，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豊、乐，又为举之也。据相关释文知： 時通诗、箸通书、豊通礼、司读为始、又通有。单就《书》而言，说明当时已开始注重探求《书》的来源，认为《书》等始出皆生于人，而不是来源于上帝或鬼神，这种认识是符合早期儒学敬鬼神而远之思想主张的，更是符合《书》疏通知远而不诬之实际的，对后世儒家《书》学的阐释向度起到了定调奠基作用。箸，又为言之也是对《书》的性质进行定性，为言是《书》区别于诗又为为、礼、乐又为举的根本所在。为言是可以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相印证的。这种定性区分不仅在散文记事与记言之文体区分认识方面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进一步加强了此处《书》等概念确实是以为言举为类化标准的概念。
两简本《缁衣》篇均不直接称说《书》，而是直接称引《书》之篇名，即《尹吉》《君陈》《君牙》《康诰》《吕刑》《君奭》《祭公之顾命》凡7篇10次，其中《康诰》《吕刑》《君奭》三者见于伏生今文篇名之中，《君陈》《君牙》二者见于所谓晚《书》25篇篇名之中， 《尹吉》《祭公之顾命》二者虽不见于今传篇名之内，但所引《尹吉》之文见于今传《书咸有一德》篇内，所引《祭公之顾命》之文见于今传《逸周书祭公》篇内。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两简本所引篇名与传世文献篇名确有相同的，也确有不同的;相异的如《尹吉》与《咸有一德》、《吕刑》与《甫刑》、《祭公之顾命》与《祭公》等，这说明战国初期《书》的古文字本在秦、汉、晋的流传过程中确实被不同程度地整理过，但这些都可能属于异篇同名现象，还不能据此就认为与简本篇名不同的篇目就是后人所伪造。释者认为尹吉即伊诰，若吉为诰之释符合史实的话，那么《伊告》就是以诰体的命名方式存在的，《伊告》《康诰》篇名同时被《缁衣》篇称说，说明以诰命名的现象当时已经出现，与《左传》有《盘庚之告》篇名出现、《墨子》有《仲虺之告》篇名出现是相一致的，故以诰名篇的现象早在春秋末期已经客观存在。《咸有一德》是摘取篇章文本命名方式的体现，和《论语》《孟子》篇章取名方式一致;《尹吉》与《咸有一德》异名同篇现象的出现，正反映了周秦《书》之流变两种渠道的不同，以《尹吉》命名的现象为周秦社会《书》之普遍流传的存在样式，以《咸有一德》命名的现象为儒家内部编纂《书》后的存在样式。《缁衣》篇以子曰的口吻提及尹吉篇名，说明《缁衣》成篇之际，儒家对《书》的编次或编纂，仍沿袭了在春秋时期《书》之普遍流传的命名传统，儒家对《书》的经学化改造还处在萌芽时期。
另外，《成之闻之》篇称说《大禹》《君奭》《韶命》《康诰》凡4篇5次。《成之闻之》篇称引古代文献有三个特点，一是只称引《书》，不称引《诗》，与《缁衣》篇《诗》《书》一并称引不同;二是其称说《书》均以篇名为称谓，而不以《书》等类概念称说，与《缁衣》篇相同;三是在引文之后紧接着对所摘引《书》篇文句进行诠释，如引《君奭》襄我二人，毋又(有)合才音后的诠释语为害(曷)? 道不悦之词也。《书》之篇名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学术类化意识以及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周秦传世文献中有大量以《书》曰《夏书》曰《商书》曰《周书》曰或先王之《书》曰等方式称引《书》篇文本的现象，亦有少数文献以篇名称引相关文本的现象，这种杂乱称谓现象正说明《书》之篇名经历了一个由无篇名到有篇名，由篇名不稳定到基本稳定，由篇名无类化到有典、谟、训、诰、誓、命等以类相随的复杂演变过程。出土文献《缁衣》篇、《成之闻之》篇称说《书》均以篇名为称说方式，而不以《书》或《夏书》《商书》《周书》等类概念称说，说明《书》篇的命名现象在竹简写成时代已经普遍存在，《书》以众多已被命名篇章组合体的基本形态存在着，这为我们判断当时是否已有《书》的结集本提供了重要线索。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书》已经包括《尹吉》《君陈》《君牙》《康诰》《吕刑》《君奭》《祭公之顾命》《大禹》《韶命》等9篇在内。这些篇名的出现，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说明我国散文拟定篇名的现象起源很早，在孔孟时期已经十分普遍。
三是要研究传世文献中有关《书》之文艺思想内容的理论价值。孔子把《诗》《书》当作核心教材而授徒，其中不无对传统教育内容的沿袭和孔子个人抉择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由《诗》《书》本身已具有的文化价值所决定的。单就《书》而言，如果没有其自身文化价值的超越性，没有其道德准则的普适性，没有成为孔子及其之前那个时代文化的主流之一，单靠儒、墨个别圣贤的提倡与支持，是不可能在战国时期始终成为诸子百家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背景而被普遍称说的，更不可能在两汉时期作为经学元典而上升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儒、墨二家都推崇《诗》《书》，而且二家都曾一度成为时代的显学，其各自的思想主张自然也都归属于战国时代的文化主流。但《淮南子要略》篇云：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 [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依此可知，墨家系从早期儒家分离而出，由墨子在早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自创新说而逐渐形成的一派。据学界考证，墨子当生活于孔孟之间，故墨家对《书》的认识与早期儒家《书》学思想有关。孔子《书》教思想可分前后两期，其前期《书》可以疏通知远而不诬思想，主要为其早期弟子所接受，后期七观之义《书》教思想，主要为其晚年弟子门人所接受。从《墨子》用《书》与论《书》的记载来看，墨家主要继承了孔子及其早期弟子一脉相承的《书》可以疏通知远而不诬的观点，是把《书》当作古代圣王治世经验的历史记载来看待的。
孔子当时整理《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上古文献，而是为了利用《书》之文本藏往知来的特性，即利用其所蕴含的道与德的普适性来宣扬和践行其政治教化主张，故在其对《书》的整理过程中，不单单是上断于虞，下迄于秦以时间为断限进行取舍，取可为世法者亦说明其曾按篇目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是否具有道与德的普适性来抉择。这种抉择取舍以其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性为标准，反映到文学层面上就是， 《书》原有的篇目文本作为已有的文学史料，孔子是按其所蕴含的思想性为准则进行删取的，其中暗含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选本批评理论中选的思想，虽然孔子在当时还未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观念。《书》教一词与《诗》教一词是同时由孔子提出来的。《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 疏通知远，《书》教也;故 《书》之失在诬，其为人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教者也;。 《孔子家语问玉》篇亦有同样的记载。孔子把《书》的教化功能定位为疏通知远而不诬，可以说是准确地把握住了《书》之文本所蕴含文化价值的超越性。综观传世本《书》的核心内容，其主体是夏、商、周时期的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时期雄主能臣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的智慧结晶，这里不仅有对尧舜禅让的赞美，有对汤武革命的称颂，亦有对明主贤臣的标榜，有对民瘼冷暖的关注，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促使王朝兴替、历史巨变的底因，进而以古鉴今，甚至能为后世立法，而且可以学到修身、理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的司马迁对孔子疏通知远而不诬的《书》教中和文艺观领悟得最为深刻，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创作观可以说是对孔子早期《书》教中和文艺思想的最好注脚。
孔子晚年的《书》教文艺思想发生了转向，在疏通知远而不诬的基础上又得到了深化与细化。《尚书大传》有如下一段文本：子夏读《书》毕，孔子问曰： 吾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然若日月，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虽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编蓬为户，于中弹琴，咏先王之道，则可发愤慷慨矣。夫子偢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颜回曰：何谓也?孔子曰： 丘常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 《皋陶谟》可以观治， 《尧典》可以观美。《韩诗外传》《孔丛子》等典籍亦有类似文本记载。子夏受之于夫子且志之弗敢忘的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与《礼记经解》和《孔子家语问玉》两篇孔子提出的疏通知远而不诬的《书》教中和文艺观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看来，这只不过是《书》之表，孔子经过_n_g_._I_D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又发现了《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并认为七观才是《书》之里。这是孔子晚年《书》教思想中最为本质的内容，义、仁、戒、度、事、治、美七者，实为孔子实施王道政治教化的基本主张。孔子前期《书》可以疏通知远而不诬的思想，发展到汉代被司马迁等良史所接受， 《书》的有关文本不仅成为后世史家编撰中国上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史料，而且《书》的行文体例所蕴含的就事析理、一事一议、不枝不蔓、事简而理明的写作艺术，也成为史传文学创作的范例。孔子后期《书》篇可以观义、观仁、观诫、观度、观事、观治、观美的中和文艺思想，发展到汉代主要被汉代《书》学者所接受，汉代《书》学重点强调的正是儒家文学观中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人的手段等核心中和思想，对汉赋劝百讽一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思孟学派在传播《书》方面的贡献及其在儒家学派《书》教中和文艺思想生成中亦产生过重要作用。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一文中曾批评孟子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词而袛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段文辞亦与孟子对《书》的整理加工有关。略法先王是符合孟子思想的， 闻见博杂，案往旧造说也是符合孟子学说实际的，尤其是案往旧造说一语更值得注意，今人王蒨认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便是孟子案往旧造说产生出来的，案饰其词而袛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是多么符合二十五篇古文《尚书》的实际。饰其词，是说二十五篇古文的语言是经过修饰的。而且孟子把经过自己修饰的古文，的确是当作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而袛敬之的。[4]《孟子尽心下》还有孟子论《书》的一段记载：孟子曰：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是按其发展了的儒家学说来审视由孔子述而不作、无征不信所传下来的《书》，并进而得出了《书》不可全信的《书》教观点。不可全信的背面，恰是对《书》篇文学性加工的承认。孔孟之间相距100多年，而那个时代又是语言迅速发展丰富的黄金时代，孟子在对《书》的整理加工过程中，由于其不太重视保持文献的原貌而强调其政治教化之用，进行必要的语言语义的转换是可能的，这种语言语义的转换，正同我们将古文转化为白话文一样，其间亦蕴含了文学意义上的润色。
四是要研究儒家《书》教中和文艺观在当下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缺失命题。孔子施教以《诗》《书》为先，首先是由孔子及其之前的文学发展格局的大势所决定的，也是与《诗》《书》在上古事实文学史中占据的主流地位相一致的。但至孔孟时代，以《诗》《书》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学文体表现形式，在事实文学史中的主流地位，因文化下移以及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对《诗》《书》不断经学化的诠释活动而各自发生了不同转向。摒弃民间文学样式的发展不予关照以外，单就以《诗》为代表的诗歌体而言，战国至两汉时期在文人层面上虽有楚辞和汉赋的相继辉煌，但楚辞是一个局部地域中的文学现象，汉赋(主要指韵体赋)，则是一个局部群落中的文学现象，从文学的全社会图景角度来看，二者都不是广域性、广众化文学而属非主流。这一时期，文人几无诗的事实确是事实文学史的写照，直到魏晋时期因文人群落的重新组合，以《诗》为代表的韵文学表现形式才再度转为事实文学史中的主流。以《书》为代表的散文的发展则与此相反，恰在这一时期，散文体始终占据着事实文学史中的主流地位。在战国秦汉时期，散文体是按照两个方向演进的，一个方向是由春秋及其以前以纪言叙事为主具有七观之义的《书》一类的散文，发展到战国时期汪洋恣肆的诸子散文，再发展到汉代注重现实社会政治的政论文和模式化的御用文，这一流变是秦汉事实文学史中散文体发展的主流，秦汉时期学者几无诗而无文者罕见，最能说明这一事实。另一个方向是由春秋及其以前以纪事为主可以疏通知远的《书》一类的散文，发展到纪事简明的先秦历史散文，再发展到见人、见事、见史的汉代史传文学样式，这一流变是秦汉事实文学史中的一个次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