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儒拘囿于以经解辞，“经义”，尤其是君臣伦理成楹饬课谋炯壑档娜ㄍ尺度，而漠视浸染浓郁荆楚文化的屈辞独特的艺术价值。刘勰一方面依照前人，“以经证辞”，在《辨骚》中形成“四同”、“四异”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四同”论处留有对王逸骚辞评判的明显依循痕迹，并将脱胎于《诗经》之“风、雅”设置为行为之线索。另一方面，其以南朝人的眼光与审美观品评屈辞，不仅对“四异”宽容，甚至肯定，还挖掘出文本所蕴含的美学特质。这是对屈辞传统经学化阐释的超越与背叛。
关键词：《辨骚》 经学化 顺从 背叛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3-68-72
今人大多认为《辨骚》系刘勰《文心雕龙》中一篇专门品评《楚辞》的骈赋，因其文曰：“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1刘勰将源出于屈原《离骚》之“骚”与《楚辞》（收录屈辞及其他作家作品）建立了对等关系。郭建勋先生说：“彦和‘骚’之概念，已包括了宋玉和汉人的拟作。”2王逸《楚辞章句》，既包含屈辞，又涵盖宋玉、贾谊、淮南小山等人的骚体文学。而笔者此文，乃专论《辨骚》中赏鉴屈原作品的理论话语，这是需要注意的。其次，文本进入接受领域，分为两途：一为读者再创造，接受者揣摩原作语词修饰与主旨精神后摹情仿声，“班孟坚云：‘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3；一被批评家阐释并进行价值判断。后者才是本文《辨骚》的比较对象。
一
经，“织纵丝也”4，本义为织布机上的纵线。战国中后期，其又可指称各家重要典籍。《庄子・天下》云：“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5同书《天运篇》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1当重视或专奉儒家经典为治国安邦、教化人心的工具时，“经学”应运而生。《汉书・儒林传》载文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设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传习、阐释儒家典籍，辅助政教。皮锡瑞说：“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3值得注意的是，经学涵盖阐释经典与应用经典两部分内容4，而后者是造成屈辞经学化接受的重要原因。
据现存文献，在刘勰之前，针对屈辞展开批评论述的主要是汉代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四人。“始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其书今亡，按《屈原传》（司马迁所写《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孟坚、刘勰皆以为淮南王语。”5刘安把释骚之作称之为“传”，和汉代经学有密切关系。“传”，《广韵・线韵》曰：“传，训也。”6《公羊传・定公元年》载“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7一语，何休注曰：“读谓经，传谓训诂。”《汉书・古今人表》云：“传曰：‘譬如尧舜，禹、稷、l与之为善则行’。”8颜师古释“传”曰：“传，谓解说经义者也。”因释“经”之作方为“传”，如《毛诗传》，故刘安有此说。刘安又取《诗》之《国风》、《小雅》“好色不淫”、“怨诽不乱”二性作为衡量《离骚》价值的尺度，而司马迁借鉴刘安之论，将其写入《列传》，说明其对合风、雅以观《离骚》的行为与评判标准心存不悖。《列传》又云：“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聚类迩而见义远”9，司马迁指出《离骚》言辞幽微婉转和采取近物、寄托遥深的风格特征，似暂脱刘安“经学”论，从修辞象喻角度着眼评析《离骚》。
东汉班固一反传统屈辞述评，不仅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与自沉汨罗的行为违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10的处世哲学，还贬斥《离骚》为文“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11，前人称其一兼“风、雅”，近似于“经”，和事实不符。
王逸对班固非难屈原人格及辞作的话语显然大为不满。其言“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12“优游婉顺”是屈原不忍直斥君主而设置游历昆仑与高丘求女象征情境的外在表现。较之《诗经》“耳提面命”的谏言献计策略，屈辞确实更为妥帖、含蓄。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是志士“杀身以成仁”，并且“《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其词温而雅”1，考之“比兴”用法与“温雅”辞风，实能与经典比肩。
不难发现，汉代屈辞批评具有如下特点：（一）儒生以《五经》之风格、大义作为参照来解构作品；（二）经学尚正贵则，儒生拘囿于君臣伦理，缺乏纯粹的文本审美意识，虽司马迁偶有提及，但未能动俗。两者都是屈辞汉代经学化阐释的表现。南朝刘勰，基于屈辞汉评情况，书写了《辨骚》。
二
《辨骚》有三处反映了汉代屈辞评判的思维方式。首先，刘勰以是否合于“经”提出了二元对立的“四同”、“四异”说，“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2，“四同”、“四异”内容占据《辨骚》大量篇幅。其次，刘勰所言“四同”乃依经傍典之语，“观此四事”，同于《风》、《雅》者也”3。四事分别为“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刘勰认为，屈辞高举上古贤君尧、舜与近世明王汤、武，称其“耿介”、“祗敬”，生发自《尚书》中《尧典》、《汤诰》诸篇；讥刺昏君桀、纣，哀悼羿、浇之败，源于《诗经》劝诫讽刺之旨；虬龙、云霓分别托喻君子、馋邪是对《诗经》“比兴之义”的倡扬；劝谏无门，不忍离别为屈原对《诗经》忠怨之旨的体认。不难发现，“四同论”文辞结撰与意义延伸颇似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所论，其言：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昔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s’，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4 刘勰、王逸皆摘取屈辞片段合之于《经》，以《经》验辞，突出其“正”，与汉代一样，《经》也是刘勰品评屈辞的参考资源，而《辨骚》之“四同论”实借鉴于王逸说。复次，“以经验辞”除凝结于“四同论”中，也渗透于《辨骚》他处，表现为就《诗经》而论骚。众所周知，“诗三百”大都为民歌。汉儒应帝王政教之需，尊之为“经”，加铸其辞，深发其义，促使之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5的工具。刘勰主动接受了已被经学解构的“诗三百”，“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乃《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以驭楚篇”6，《诗经》伦理化内涵的凝结物“风雅”分别出现在文中的首、中、尾部，成为《辨骚》行文之线索。刘勰既于“四同”说处论及《诗经》，又不惜笔墨时以“风雅”论屈辞之得与失，从理论批评的思想层面而言，实受汉代屈辞经学化认同的深刻影响，是“以经论辞”的隔代呼应。
三
核之《辨骚》，“以经论辞”实不足以概括刘勰屈辞批评的主要内容，对传统接受观的有意背离才是此文创作的真正目的。按上文所言，“四异说”为刘勰立足“经典”对屈辞进行的评判，其曰：
（一）“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慌，诡异之辞也”；（二）“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三）“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1
正是因与经典相违，有些学者认为刘勰对“四事”采取贬抑态度。尚永亮说：“刘勰对屈赋中的‘四异’是排斥的，任何认为是赞扬的意见都是缺乏根据的。”2成顼言：“（刘勰）特别是要指出楚辞中不合经典的成分，清理出讹滥文风的根源。”3其实，以上二论是研究者未能对文本及作家所处时代整体观照而得出的臆测。
《辨骚》开头以“奇文郁起”指称《离骚》，继而说它“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刘勰语词渗透出的褒扬感情倾向非常明朗。作者又言：“观其（《楚辞》）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刘勰显然对屈辞的“个性”大为肯定。《文心雕龙・物色》篇载：“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则屈平所以能洞察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4楚地“信巫鬼，重淫祀”5的风俗和奇山异水的独特地理环境的确有利于形成屈原独特的审美想象，而“四异”之（一）、（二）、（四）正是屈辞之“奇”和别于《五经》的地方。乘龙驾凤，高丘访女，是《离骚》及《九章》经常出现的桥段。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等内容载于《天问》。至于“士女杂坐”是屈原描写楚国宴席欢愉场景以此召唤楚王魂魄返乡，是忠义心理作用下的文学表达。所以，刘勰批评视域下的“奇”极尊重楚辞地方特质，具备正面文学审美功能。《九章・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6《楚辞・招魂》曰：“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7刘勰立足屈辞写作实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对屈辞给予包容、理解，这是值得注意的。（三）之“狷狭”应与“狷介”同义。《论语・子路》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8，狷者洁身自好，不与世浮沉，虽较持“中庸”之道安身立命者低一个层次，但孔子也给予其极高评价。《国语・晋语》载文：杜原款将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9韦昭注曰：“狷者，守分有所不为也。言虽知当与申生俱去，耻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因此，“狷介”、“狷狭”与屈原苏世独立、受命不迁的人格精神契合，刘勰肯定了“从彭咸之所居”的书写。
另外，刘勰对其肯定的屈辞“四异”中的（一）、（二）、（四）的评说实际已经蕴含着文学审美倾向。诡异、谲怪、荒淫是界于内容概括与文风评析之间的语词。在“四异说”后，刘勰进一步挖掘屈辞独特的审美特质，分别用“朗丽哀志”、“绮靡伤情”、“瑰诡慧巧”、“耀艳深华”为经学所排斥的文风形容《离骚》《九章》、《九歌》《九辨》1、《远游》《卜居》、《招魂》《大招》的艺术风格，并认为屈辞“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2。统观《文心雕龙》，反对靡滥文风，崇尚自然之旨见于《原道》、《宗经》及《明诗》等篇。但是，刘勰解读屈辞，贵巧尚奇，追丽重艳，对作品凄怆悱恻的情感抒发也未见排斥。归根究柢，时代风气、统治阶级的喜好、文学创作主潮仍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批评场域。3南朝梁钟嵘《诗品・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4儒学式微，文士解读诗歌、辞赋既遵循传统经学的“君臣大义”，更有一反传统“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诗教观，结合语辞、体貌进行美学鉴赏的新视角。这是刘勰将“骚”列入“文之枢纽”并强调“变乎骚”5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承继、开拓是刘勰《辨骚》呈现的屈辞接受的两性。汉儒试图解构屈辞，将语言、意象以及象征谱系纳入经典范围，生发其中的伦理大义。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司马迁写史借鉴刘安对《离骚》的赞辞，认为其兼《国风》、《小雅》“好色不淫”、“怨诽不乱”的美好风尚。东汉班固、王逸分别先后合经观骚，一作贬损，一作褒扬。刘勰借鉴汉代屈辞经学化批评方式，在《辨骚》中提出二元α⒌摹八耐”、“四异”论，在“四同”论内部“以经证辞”，且语词设撰留有模仿东汉王逸评骚痕迹。另外，源于《诗经》之“风、雅”是《辨骚》行文的线索，文本前、中、后都有“风、雅”与屈骚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识到孕育于荆楚文化中的屈辞异于经典的地方并加以肯定，更凭借南朝人的审美观深入文本，对屈辞进行美学评价，这是传统屈辞经学批评的一种补充、延伸，也可视之为背叛。
《WenxinDiaolong . BianSao》the obedience and traitoring of the Argument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Traditional Qu Poems Bian Peiwen
Abstract：Confucians in the Han Dynasty analyzed Chu Song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nfucian classics. Confucian classics argumentation， ethics between the King and his subjects in particular， was the authoritative standard to evaluate literary works. Artistic values of Chu Songs with strong Jing-Chu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ere ignored. Liu Xie followed previous scholars to interpret Chu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classics on one hand. Liu proposed contradictory Four Positive Propositions and Four Negative Propositions in Analysis of Lisao Style Literature. Liu’s interpretations of Four Positive Propositions clearly followed opinions of Wangyi， which were evidenced by Feng （folk songs） and Ya （literary works by scholars） in The Book of Songs. On the other hand， Liu，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aesthetic view of scholar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maintained a tolerant and event affirmative attitude towards Four Negative Propositions and elaborated on the aesthetic feature of literature works， which can be deemed as the transcending of and dev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hu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classics.
Keywords： Analysis of Lisao Style Literature；Confucian classics；compliance；deviation
1 （南朝）③淖，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今释》，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45页。
2 郭建勋师《骚体的形成与称谓辨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6月，第115页。
3（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1页。
4 （东汉）许慎原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839页。
5 参看曹础基著《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1版，第496页。
1 参看曹础基著《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10月第1版，第224页。
2（东汉）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3620页。
3（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7月第1版，第41页。
4 参看屈守元著《经学常谈》，北京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3页。“这门学问（经学），是围绕六类经典（即‘六经’）的解释和应用而展开的”。 侯文学著《汉代经学与文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8页。“经学，最初是指诠释、研究、应用儒家经典的学问”。
5 （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49页载班固《离骚经章句》序云：“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又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载：“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若者，可谓兼之。’”故知洪兴祖所言不假。
6 参看《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合刊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5年12月第2版，第118页。
7 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中华书局2010年5月第1版，第582页。
8（东汉）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861页。
9 （汉）司马迁著，韩兆琦评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岳麓书社2012年10月第2版，第1177页。
10（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49页。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出自《诗经・大雅・A民》，班固奉《诗经》之处世观为圭臬，而王逸《楚辞章句》言：“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状节为贤。”认为屈原“杀身成仁”，符合经义。按：归隐、直谏以死、佯狂保身皆为“经”所涵盖，班固、王逸实乃依据经籍所言不同的生死观评判屈辞“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话语及其行为。
11 （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49页。 12 （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49页载王逸《楚辞章句・序》言“提耳”，其出自《诗经・大雅・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1（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2页。
2（南朝）刘勰撰，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43页。
3（南朝）刘勰撰，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43页。
4（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49页。
5 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0页。
6 以上三语分别摘自周振甫《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40、45、46页。
1（南朝）刘勰撰，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43页。
2 尚永亮《刘勰对屈原及其辞赋的态度》，《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1月，第65页。
3 成顼《重评》，《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3月，第3页。
4 （南朝）刘勰撰，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417页。
5 （东汉）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561页。
6 （宋）洪d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128页。
7 （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210页。王逸注：“不奇，奇也。犹《诗》云：‘不显文王。’不显，显也。言美女披服绮绣，曳罗e，其容靡丽 ，诚足奇怪也。”
8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6月第1版，第148页。
9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1版，第281页。
1 注：《九辨》为宋玉所作，其与屈原《九歌》同有“绮靡伤情”的风格特色，故引文不因其非屈辞而删之。
2 （南朝）刘勰撰，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45页。
3 南朝时代风气、君主文学风格偏好与文学创作主流之间的关系，前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言。
4 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1 版，第15页。
5 （南朝）刘勰撰，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1版，第4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