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初政治大一统加剧了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汉初文士在接受北方文化的同时又深受南方楚文化的浸润。贾谊远在贬赴湘南之前就对楚文化有所涉猎,三年的贬宦生涯,致使贾谊更加积极地继承了屈原的忧患意识和执著精神,同时《楚辞》的文学形式也深深影响到了贾谊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贾谊;楚文化;屈原;《楚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7)02-0047-04

汉初政治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加剧了各文化间的交融和繁盛,日本青木正儿于《中国文学思想史》中言:“姑不论周初楚人之物质情形如何,唯其在文艺方面所显示,则似有难于忽视之文化。此种文化日后汇集于《楚辞》之中,而予汉代文学以极大影响。”[1]可见《楚辞》影响尤为显著。汉初君臣多为楚人,他们于生活习惯、风气习俗、审美爱好等方面尊崇楚文化。至于文学方面,形成了屈原效应,楚声骚赋甚为文人所追慕模仿。李长之先生称汉之代秦是“楚文化的胜利”[2],当不无道理。在这样一种楚风盛行的文化氛围内,文士们亦不能不被楚风深深感染。这其中贾谊受楚文化之影响,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

贾谊和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散发巨大影响的悲剧性人物。在我们眼中,他们被视为忠而获罪、怀才不遇而悲愤抑郁、命运短折的天才人物代表,亦因此常常被相提并论。司马迁于《屈原贾生列传》中将两人合传,清人李景星评论是因为怀才不遇,王]运论及二人事业相类,“屈、贾宜合则司马子长已有定论。盖两君子俱以文儒赅通政事,有名世王佐之业”。陈仁锡言及二人命运、才情相似,“屈贾伤被谤,俱工辞赋,其事迹相似,故二人共传”。汤炳正先生则归纳为思想体系一致:“史迁的《史记》,以屈、贾合传,其原因不止一个,但屈、贾思想体系的一致性,应当是合传的根本原因。”[3]古今文人学者们对屈、贾合传的各类解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两人不仅有相

似的身世命运,所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而且两人还存在精神思想上的承继性。

(一)忧患意识的继承

徐复观言:“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4]远在生民之初,忧患意识便与生俱来。远古时代,当先民自身的力量无法与外在自然界抗衡,难以逆料的自然灾祸随时可能发生,忧患正是处之残酷自然生态环境中透射于内心的恐惧阴影。“忧患”概念最早出现于《易・系辞下》中,其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5]此将先民的恐惧和敬畏,化为对外在世界的思考与探究,从而展现出人类主观能动力量。孔子从生命能量流动和转化的角度,提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便将个人忧虑与社稷民生紧密关联起来,化个人之忧为天下之忧。老庄学派的忧患中渗透着绝尘出世的情怀。墨家学派的忧患意识充满着小生产者的原始平等观念,他们不仅有忧世之胸怀,而且有济世之行动。这种以天下国家、社稷苍生为忧的精神,是先秦思想体系中的积极因素之一。

屈原的辞赋亦注入深沉的忧患意识,其《离骚》篇,司马迁评曰:“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亦赞成司马迁之解,认为是遭遇忧患而作此文。其中曰:“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诗人站在政治现实、伦理道义的层面,满怀对楚国政权

社稷的眷眷深情和切切关注,以发抒虽则自身忠而被疏,仍不忘楚国濒危处境的忧患心情,故而《离骚》篇于现实与幻境的穿梭中,理性与感性的思想斗争中渗透着对楚国君民、苍生社稷的眷恋不舍,忧患怵迫之意。关于屈原的《天问》篇,以一百七十多个发问,叩问天上、地下、人间之事,进入了哲人般的思索,篇尾以楚国古往今来关系国运兴衰的问题作结,潜藏着对楚怀王及楚国运的忧戚之情。此外,《哀郢》篇叙述自己无罪受谗而被弃逐出郢都,被迫东迁的历程,其深感楚国岌岌可危,凶险难测,通篇氤氲着悯国忧民的气息。屈原的忧患意识多是强调对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君民命运的忧世之思,其中亦不乏对个体命运的忧生之嗟,实质仍在于一己无法跻身于政治群体性事业或跻入又遭摒弃的感愤怨怼之情,实受忧世之思所支配。

贾谊之忧患意识与屈原一脉相承,此集中体现于《治安策》篇。汉文帝时,经汉几代君主之休养生息而天下安康、海内宁和,世人皆以为治且安,当可稳万世基业。唯贾谊上疏陈政事,其言: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偏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巳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

此疏中,贾谊痛哭于诸侯王强大难制;流涕于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而文帝玩细娱不图大患;太息于服用僭越、经制不定、谕教太子、优礼大臣、名分等齐和放铸钱币,且贾谊犹以其时国家情势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文章滚滚万言反复排宕,说意详尽透彻,以积薪叹息之喻忾于文帝之朝,却被当世之人目为狂妄激切、自取忧煎之徒。其时诸侯坐大卿室,匈奴强势难驯,且有中行说之徒熟悉汉俗民情而效命胡人。汉廷不能厉行风俗尽刮秦习,推广礼义廉丑之节,从而固根本正体统,君臣上下恬然不知忧戚。而贾谊明晰于上古三代及先秦治术,通晓于汉廷国政外交,其凭藉政治家之敏锐感知和独特形势分析能力洞察治道、治乱大体而生发深切的忧患意识。当贾谊凭湘吊屈、赋f达生之时,却呈现出与屈原不同的忧患走向。屈原乃楚之宗室,辗转流放之际始终不能忘情于楚国社稷,始终为干戈止息、国治民富、长久无穷为理想来确立人生价值的标尺和精神体系的港湾,所以诗人上下求索,缱绻徘徊而不忍离去,展露忧患意识愈加浓烈。而贾谊从“吊屈”到“赋f”,渐以老庄通晓死生祸福而达生之理来潜藏自己贤而被放、才而被的忧国、忧民、忧己之忧患情感。但屈贾皆能将忧患的情感导向追慕高尚的人格节操和风范,显示出忠耿謇直、忧愤深广的人格力量。 (二)执着精神的继承

贾谊遭灌绛排挤,摒弃流放于湘南四年,期间吊屈赋f,个体情感虽从愤懑抑郁转向消极无聊,但未曾忘情于汉廷国体政治,仍汲汲于上疏言事。且重返汉廷的贾谊,经历了四年长沙太傅的世故磨砺和时事洞察,仍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满腔抱负构建于封建大一统的汉室统治。此与屈原砥砺不懈,执着追求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屈贾的执着又并非仅限于此,而是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其一,屈贾的执着源自上天根植于体内的忠耿情怀。清代舒位有云:“左徒太傅自孤忠,一片丹心异代同。”[5]卷四屈原从为官到见疏,从放逐到沉湘,始终不能忘怀楚国君民政治;贾谊初入汉廷积极建言献策,被谪长沙仍不忘上疏言政,再返汉廷痛哭太息犹有积薪之言,及至怀王坠马夭亡,竟哭泣至死。两人皆为龙逢、比干之流,虽所处时代不同,但受同一天性激荡,所发之言即从内心汩汩流出,饱蘸忠谋血泪之情,且这种执着的忠耿之情在遭受政治挫折打击时,他们竟无法宽慰自己的内心而陷入抑郁悲懑的境地,最终以生命的消亡而殉忠情;其二,屈贾皆为天下至才,具有王佐之风。屈原“娴于辞令”、“明于治体”,贾谊有“洛阳才子”之称,且“颇通诸家之书”,大凡高才之人必会执着于内心的廉洁正直,不愿苟合谗佞奸邪以取容。屈原受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贾谊受灌绛排挤而被谪,苏轼就曾建言贾谊应深交灌绛,然后欲图所为,岂不知如此一来,君子道义节操不保,且不说屈贾绝不肯为,就连苏轼亦未必肯为。故而屈贾执着于高洁人品的精神垂范后世,成为后世士人遭受庸臣奸人谗害而不气馁,不懈斗争的重要精神支柱。

但与屈原九死未悔、体解不变的执着精神相比,贾谊的执着要略显消解和柔弱。特别是其贬谪入湘时,执着精神中已然渗透入或少或多的超越情怀。其于《吊屈原赋》中云:“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深潜以自珍。”他对屈原虽处楚国昏暗腐朽之朝廷,却过于执着而孜孜不倦追求,憔悴彷徨不愿周游列国而历聘诸侯,最终不忍幽怨悲愤而怀沙赴湘的人生结局颇有微词,并希望屈原能潜深远去,自藏其身。及至《f鸟赋》中,贾谊已从之前的壮志难酬、愤懑郁郁转向壮志消沉、百无聊赖,“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在这里,贾谊任凭己身受世间命运的支配,浮游于天地宇宙之间,显然这是托老庄玄幽达生之思而萌生出的超越意识。故而清代袁枚于《随园诗话》载有“一篇f赋离形相,才子回头是道人”之说[6],但此种超越意识是无法完全消解贾谊的执着精神,只不过以此而自我慰藉排解,所以其终究未能摒弃执念而达到平和恬淡的内心,这也为最终贾谊的青春夭折埋下了重要线索。

战国时期虽然给予屈原自引远游而超越的时代条件,但屈原自身却坚守体解不悔的执着精神。而贾谊身上的执着精神与超越意识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汉代之封建政治大一统已然不具备超然自远的时代条件,并且贾谊与屈原一样不具备真正实现超越的心理机制。从屈原到贾谊,我们不仅见出不同时代士人面对政治浮沉时的忧国忧民情怀与执着不懈精神,又可见士人们面对政治贬谪流放时的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唐代白居易《读史》云:“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7]乱世不足以拯救,圣明之世却不能尽用其才,写出了于政治大一统之下,士人们的辛酸和无奈。两相对比,屈原当重昏之楚国,贾谊处圣明之汉世;屈原乃楚之宗亲,贾谊原洛阳才子;屈原怀石而自沉沅湘,贾谊谶f而痛哭促龄。故而屈原于身份上更为接近政治家,其忠而放逐、坚持理想而九死不悔,后人感其高洁人品和崇高境界,但却于现实中难以企及;贾谊于心性上更为接近文人,其贤而贬谪、抱才不偶而寿之不长,虽不及屈原坚毅高远,但与现实人生联系更为密切,亦成为后世文人政治生存状态的普遍范式。

二、贾谊对《楚辞》文学形式的接受

楚国屈原忠而获罪,被摒弃于江南瘴疠之地,憔悴于沅湘江流之沂,终郁懑抗愤而介石自沉汨罗。随着屈原的离去,以其为代表的楚文化亦渐趋沉寂。旷百年之后,汉代贾谊才高謇直而被谪,流斥于长沙之国湘水之滨。因忠耿与才情相似,而处之楚王、汉君霄壤不同的时代,却遭际相同的政治困窘,此时贾谊与屈原心意相通,顿生异代同悲之感,故过湘吊屈,遥怜屈原湘水之魂。随着《吊屈原赋》的横空出世,沉积于历史褶皱层中的楚文化及其承载楚文化风貌之文本的屈原被贾谊发掘出来,与北方文化融合互动,共同参与汉代封建大一统之文化构建。同时贾谊之贬谪入湘,无意中开启了对屈原的阐释解读和对楚文化的传播接受,这便将楚文化从卑湿狭窄的南楚腹地引入广阔的北方中原精神文化领域,从而散发永恒的艺术魅力,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贾谊与屈原,相隔近百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司马迁却将他们合传,并把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作为联接屈、贾的纽带。这是由于贾谊同屈原有类似的抱负和遭际,因而渡湘江吊屈原之时,愤遭世之罔极,抒异世之同悲,在心灵上与屈原同振共鸣,字里行间,跳跃震颤着的是屈子之心,亦是他自己的心。

楚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代表着长江流域的文明,在内容呈现、情感表达和艺术审美等方面与中原文化殊不相类。光军风探讨了楚文化与楚辞的渊源及共生,认为楚文化影响楚辞体现于三方面:强悍桀骜的民族心理和自由激越的文化心态;浓烈的地域色彩和地方语言;巫祭文化的浪漫激情和审美范畴。[8]故而楚辞呈现出长短不一,自由富于变化且带“兮”字的骚体诗歌样式,“香草美人”的象征性意象和文学传统,并突出表现了壮丽奇幻的浪漫精神气质。贾谊的文学创作深受楚辞之影响,其一,朱熹于《楚辞集注》中云:“今玩其辞,实亦瑰异奇伟,计非谊末能及。” 贾谊之《惜誓》篇,乃惜屈原之赴湘誓死而不知乃滓员洹H篇模拟《离骚》语气,基本情节是屈原忠而不用,便当高举远引以从仙人而游,不必缱绻依恋于君主以致奸佞谗毁。既然是远游之举,其中便穿插大胆幻想和神话故事,描绘了一系列奇伟壮丽的周游天地的画境,不管是登天览视,驾象而骖龙虎的逍遥无拘情节,还是从赤松、王乔而澹然自乐,想象瑰丽奇幻,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气质特征。其二,贾谊继承了“楚辞”中惯用的“香草美人”象征性意象表现手法,以“鸾凤、骐骥、鳝鲸”比喻坚贞高洁之贤能,以“鸱^、犬羊、蝼蚁”比喻黑暗污浊之势力,并且于《吊屈原赋》、《惜誓》篇中大量使用,形成强烈对比效果,显得赋作蕴藉而生动。其三,贾谊不仅汲取了楚辞之发愤抒情传统和参差骚体形式,而且吸收了南方楚地文化语言。首当其冲便是“兮”字灵活置于句中或句末,以配合情感之表现力。而且还运用了一些楚语方言,如“纪”、“纫”等即为楚言。其作品中还有鬻子,i冠子这类纯属楚国的先祖贤人。总之,贾谊入之南湘腹地而与其清绝山水发生震荡共鸣,贾作中融入了楚之地域色彩。其四,贾谊作品中还吸纳了南方文化体系中的典籍资料。其于《修政语》篇云: 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然后济东海,入江内取绿图,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居中国,以平天下。

是故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及焦侥,好贤而隐不还,疆于行而于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己矣。

此两则文字涉及到的人名如王母、大夏、渠叟;地名如积石、流沙、昆仑、雕题、交趾、独山;国名如狗国、鸟面、焦侥,真是名类繁多,诡谲奇特。我们仿佛看见黄帝之行踪于光怪陆离的南方偏远疆域,尧之仁德遍布于奇瑰幽深的海外仙界,这些名物意象皆载于南方文化典籍《山海经》、《楚辞・招魂》、《淮南子》篇中,如焦侥国,《山海经・大荒南经》篇载:“有小人,名曰焦侥国,几姓,嘉谷是食。”再如雕题,《招魂》篇中有“雕题黑齿”的辞句,本源自《山海经・海内南经》曰:“伯]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他们皆被打上南方文化浓烈而诗意的审美印记。

贾谊贬谪沅湘之际和就任梁太傅之时,创作了大量的政论散文,如《阶级》、《铸钱》、《铜布》、《数宁》、《淮难》等篇,虽然内容多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表达的是关乎政治的公共情感,但与之前的《过秦论》、《无蓄》、《忧民》篇相比,早年初入汉廷时的英气勃发之才,纵横捭阖之风,浮华跌宕之气已渐趋消弱,但行文之情感真挚恳切,气势之铺张扬厉仍一如既往。这固然与贾谊流斥沅湘,经受岁月和人生的磨砺而老其才有关,更在于其自觉将湘南地域的楚文化因子融入北方文化体系之中,故而宋代姜特立云:“潇湘山水,清绝甲天下,昔人谓骚人墨客如屈原、宋玉、贾谊辈,皆尝至焉。此天所以厚秀杰之士。”[9]卷四他以为潇湘清绝之地,濡染屈贾放逐之情,地理因素与胸臆情感相互激发而为文,其文皆被赋予南方之色调而屈贾学问文辞有所增益也,所以入湘后的贾谊亦在其政论文中渗透以冲淡平和而又明晰质朴的南方阴柔基调。且楚文化诞生了《楚辞》之文学形式,贾谊散文又与其辞赋有彼此相通之处,此不足为奇,因为先秦时期的文章就常常骈散兼用,贾谊政论文继承此创作风习而间杂以辞赋的痕迹,多呈现层叠排句、渲染铺陈和气势之磅礴闳肆。所以贾谊于汉初,对散文与辞赋之结合功不可没,亦开后世汉大赋发展之先声。汉初去先秦未远,贾谊为文皆继承先秦诸家之思想与风格而融会贯通,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诸家学说,并将南方文化因素援入北方精神领域,真正实现南北文化之有效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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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

[3]汤炳正.屈赋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78:164.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21.

[5]舒位.瓶水斋诗集.清光绪十二年边保枢刻十七年增修本.

[6]袁枚.随园诗话下.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1998:18.

[7]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38.

[8]光军风.楚文化与楚辞渊源及共生探幽J.晋中学院学报,2007(2):17-19.

[9]姜特立.梅山续稿.傅增湘家藏钞本.

(责任编辑 钱立静)

Abstract: The political unity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accelerate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China. While accepting the Northern culture, the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at period were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by Chu culture in South China. Before Jia Yi was banished to the South of Hu’nan, he had dabbled in Chu Culture. During the three years of his banishment there, he inherited Qu Yuan’s sense of worry and spirit of persistence more actively, and the literary form of The Song of Chu had great influence on Jia Yi’s literature creation.

Key Words: Jia Yi; Chu culture; Qu Yuan; The Song of C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