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部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作品，它的艺术感染力和人格震撼力是其他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和他的代表作《楚辞章句》像一颗璀璨的星星，放出夺目的光彩。在两汉时期，经学盛行，派别林立，论争频繁，学术研究陷入一种毫无章法的局面，因此，王逸的《楚辞章句》就是依照汉人诠释经书的方法来诠释《楚辞》的。他虽用章句这一基本淘汰的方式，但避其繁琐，不仅能够简明的进行训示，还能将其与阐发大义相结合，以此来阐发对屈原以及其作品的看法。
《离骚》是屈原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叙述诗，“离骚”这两个字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班固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王逸则把那两个字解释为离别的忧愁，从这两个字的解释可以看出王逸将《楚辞章句》当做经书来解释。王逸把《楚辞》与《诗》、《易》结合在一起，也体现了王逸对《楚辞》的注释对经学的依附关系，王逸在书中将《离骚》称为“经”，这正是王逸书中的特色，以疏通经文的背景和经义来解释《楚辞》。
王逸在书中也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来阐释，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重要的文学阐释方法，王逸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展，王逸在书中一开始就指出：“《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这一段详细介绍了屈原创作《离骚》的时代背景，并且在正文后面的叙中提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在政治动乱、社会黑暗的时代背景下，思想上又出现思想复杂的局面。除此之外，在宋玉、景差、淮南小山、刘向等人文章前面的小序中都体现了这种“知人论世”的创作方法，王逸不仅将这种知人论世的创作方法运用到对屈原等人作品介绍和分析中，还通过知人论世的创作来完成为屈原的评价，也正是王逸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知人论世的方法，这样，后世对屈原的作品和其本人有了更清晰明白的了解。
宋代著名学者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在王逸《楚辞章句》的基础之上，从三国时期到宋代楚辞研究史上一部重要的结论性著作，洪兴祖重点是不充王逸之不足，因此题目为《楚辞补注》，他编纂的体例是：在楚辞每句原文的下面，先列出王逸的注，在后面补注，在下面注上“补曰“二子，以示分别，很多个方面体现了洪兴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可贵的求实精神。
我国历史上，要么兵火动乱，要么政治暴力，要么因为水火虫蚁之灾，文学流逝现象十分严重，给后世的古籍研究和整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从汉到宋，资料已经不全，洪兴祖精心校勘，仔细考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使得楚辞研究前进了一步。《楚辞》中“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洪兴祖补注：“一本有此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文中的异字、异句、异音，洪兴祖也一一指出，对古字的探索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逸所引用的史料，或未见原著，或转引他言，所以有的时候与事实并不相符，而洪兴祖都是以史为证，对《章句》进行驳正补充，虽然不能说完全的正确，但是和《章句》相比，史料更加丰富准确，文章更加清晰。《四库全书总目》中说道，汉人注书大都简单，又往往不依照史料，洪兴祖把王逸的注列在前面，并在后面一一进行疏通征引，不但补充了王逸的不足，还为后代文学家研究楚辞提供了较好的一个平台。在援引诸家史料的时候，洪兴祖做到形式不拘，变化多端，或者只记得作者，不举明书，或者仅列出了书名，但是没有标出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洪兴祖补注所用的资料中，保存了汉魏六朝及洪氏同时代的大量传说。
《补注》中，不仅在名物训诂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显示出了可贵的历史胆识和论战勇气。洪兴祖晚年正处在南宋偏安、秦桧当权的黑暗时代，但是他为官清正、品行刚正，正是因为这样，洪兴祖在政治上更多的遭受了打压，这样的遭遇，使得他更加了解屈原的时代，加深了对屈原的感情，在补注中，洪兴祖无时不刻都在表达着对屈原的同情和赞同，在现实生活中，洪兴祖也因此而受到打击，同时，对于攻击屈原的论调，洪兴祖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在补注中充分表现了自己的鲜明态度，对于维护屈原的人格精神及其历史地位，澄清对屈原的糊涂认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洪兴祖还进一步论述了屈原作品深刻含义，认为“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洪兴祖将屈原的忧愁和孔子的《诗》结合在一起，王逸是从屈原个人的命运遭遇而言的，洪兴祖则是从屈原为国家社会命运的高度来看的，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 下册 [M] 中华书局
[2]王齐州 王逸和他的《楚辞章句》 [J] 文学遗产
[3]洪兴祖 楚辞补注 [M] 北京：中华书局
[4]郭绍虞 王文生 中国历史文论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